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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有人说，大战的根源是民族主义。民族主义激情确实是当时一支强大的力量，但造成战争的根源其实是中欧和东欧民族主义的失败：德国、奥地利、意大利和俄国很晚才成为民族国家，这一状况在那个地区造成了一种永久性的紧张和攫取的心态。证据虽然错综复杂，但清清楚楚。奥匈帝国是个松散的帝国，其中的匈牙利和一些斯拉夫人居住的地方想要更多的独立，波斯尼亚要求独立的呼声和现在一样强烈。斐迪南大公支持建立三角联盟，让斯拉夫人摆脱子民的地位。可惜在那个时候，企图实现西方民族国家那样的融合为时已晚，而西方的民族国家是进行了君主制革命之后才建立起来的（＜239）。在一个实行议会制度，知识分子信奉自由思想的欧洲，分离主义和领土收复主义（国界以外由同胞居住的土地，因而是“未收复的”）是无法平息的。他们讴歌往昔的荣光、“独一无二的语言”、“民族史诗中所歌颂的9世纪的一位大英雄”，以及宗教的感染力，再加上要求用议会来取代傀儡国王的主张，所有这些都激励着各种小团体进行活动，只能不时使用暴力予以镇压。弱者对强者的暴政使任何妥协都成为不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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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其他两个羽翼初丰的国家，它们还保留了原来的侵略性。在1912～1913年间巴尔干危机之中，意大利对土耳其开战，抢走了北非贫瘠的的黎波里地带。这虽然满足了意大利的民族自大感，却丝毫没有加强意大利的团结（691＞）。失去俾斯麦外交天才领导的德国在大战之前的15年中陷入了好几场“危机”。它们两个国家的企图都可以归总为要争取“太阳下的一块地盘”（在下一场大战中，希特勒把这个目标称为Lebensraum——生存空间）。德皇威廉二世在各处发表气势汹汹的演说，法国人和英国人因此在战争期间把所有德国人都形容为由一个新的阿提拉大帝带领的一群匈奴人。事实上，在萨拉热窝危机发生之后，德皇尽了最大的努力劝阻奥地利，企图避免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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塞尔维亚总有一天会使欧洲陷入不和，造成大陆上的全面战争。我无法向你表述这里的人们对那个小国在俄国的怂恿下给奥地利造成的无尽的头痛感到多么气恼。目前的危机如果不使欧洲爆发战争真要算是万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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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驻奥地利大使费尔法克斯·卡特赖特爵士，致外交部（1913年1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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冲突总是为了争夺地盘，无论是在欧洲，像奥地利的战争，还是在全球，像德国、英国和法国的战争。意大利在非洲所得太少，一直渴望着再打新仗。这种激烈的争夺使得那些寻找大战单一成因的人把矛头指向帝国主义，后来改名为殖民主义。它当然是一个突出的因素，但它无法解释交战双方的联盟行为。1898年，英法两国为了非洲的一块地方发生冲突，但很快又成了盟国；英国和俄国历来是争夺中东部分地区的对手，但在1914年却联起手来反对德国。英法俄三国联盟对抗着德国和奥地利的两国联盟，意大利一度曾加入德奥联盟，但战争爆发后随即脱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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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方都有充足的理由武装到牙齿。德国不断增强装甲和大炮的力量并拓宽了基尔运河，以便进入北海；与此同时，英国建造了无畏级战舰和超无畏级战舰，法国把服役期延长到三年。各地的新闻报道和街谈巷议说的都是“下一场战争”。一位德国将军写了一本书，标题中就有这个词语，德皇挑衅性的讲话也使得紧张有增无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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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需要说明的是，为捍卫20世纪的殖民帝国而战是没有经济上的好处的，恰恰相反，维持殖民帝国开支浩大，获利的只是少数人。但帝国主义为扬威显名或羞辱别国提供了无尽的机会，所以才大肆吹嘘说自己拥有的土地上太阳永不落。简言之，帝国主义不仅代表经济上的贪婪，而且还体现“国家荣誉”、对外侵略成了一种心态，这也是导致战争的因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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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举一例为证，当德国和法国在试图化解一场有关在摩洛哥经商权的危机时，“拥护和平”的英国首相劳合·乔治在伦敦发表讲话，抱怨他们的谈判把英国抛在了一边。德国政府激烈抗议说，既然英国在摩洛哥没有利益，那么英首相的讲话一定是出于对德的仇恨。德国的指责如此之激烈，竟促使英国进行了认真的备战。那是在191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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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4年前，每个国家都有一些团体，表面上是为了捍卫国家利益而组织起来的，但实际上是侵略性的，因为它们都喋喋不休地宣扬必须打倒具体的“威胁”。在法国，这些爱国同盟是反德的，想雪洗1870年失败的耻辱，为阿尔萨斯、洛林的沦陷报仇。在德国，英国是仇恨的对象；对英国来说，德国在建立帝国和发展工业方面的进步不仅是竞争，简直是直接的侵略行为。正如一位著名记者在一组系列文章的第一篇开宗明义所说的，“德国在蓄意准备毁灭大英帝国。”在法国和英国怀着对“德国威胁”的戒惧于1904年达成谅解之前，它们两国一直都彼此怀疑，还差点儿为了埃及和苏丹兵戎相见。两个拿破仑治下的法国穷兵黩武；而英国是“不讲信义的阿尔比恩”[1]，专门伺机渔翁得利，它占领土地的办法是挑动欧洲大陆上发生战争，在战争的最后时刻加入即将胜利的一方。这些对历史的偏颇理解帮助形成了人们总是戒惧戒恐的心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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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尔干动乱的意义已经十分清楚了，但关于另外两场更大战争的意义却存在着激烈的意见分歧，不过它们是在远方发生的。英国人费了大力气打败了南非的布尔人，美国人轻而易举地消灭了西班牙的海外帝国，这两场战争都发生在世纪之交（＜629）。我们看到，英国人胜利后宽宏大量，使偏执的布尔人政权得以巩固；美国成了扩张主义的强国，在境外有了自己的殖民地。布尔战争对新世纪的贡献不可小视：在战斗中使用达姆弹（可在体内爆炸），军服用卡其布的颜色以便与周围的景色融为一体，还有一种新制度——集中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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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场在欧洲以外的准战争，前文已经提过的义和团造反（＜629），也引起了密切注意。解救被围困外交官的是一支由一位德国将军指挥的国际军队，这表明在共同的敌人面前各国会增强合作，但危机一结束合作即告终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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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类暴力事件同时发生或接踵而来，使人的感受应接不暇：愤怒、耻辱、自豪、迷惑、宽慰，然后又因新闻报道的消息而回到焦虑之中。随着公共教育使工人阶级中识字的人数不断增加，报纸读者越来越多。报纸取代布道坛成为时事消息的传媒，它比声音更有权威性，而且每天都有，不是只在每周的礼拜天才有。此外，它并不伴以老一套的布道词，它报道的新闻（无论真伪）总是新鲜的，还加入热闹的成分。是报纸促使美国与西班牙打了那场结果圆满的战争，它的力量由此可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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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过教育的公众在阅读周刊时会看到其中有些文章宣扬战争有理，或至少就这一观点进行辩论。这是当时人们争相谈论的问题，因为各种国籍、不同智力层次的作家都是社会达尔文主义者（＜572）。他们相信自然选择的理论既适用于动物物种也适用于国家：斗争可以产生最强者。根据这种信念，在日本打败了俄国之后，黄祸成为了“事实”。一个曾在中国军队中做过将军的驼背美国人李何默在《无知的勇武》中就日本的侵略提出了警告，并在《撒克逊人的时代》中指出应该采取协调一致的政策来对付来自东方的威胁。除他以外，其他人也主张西方必须为冲突作准备，决不能退缩。战争也许会造成生命和金钱的损失，但它的回报是一个得到改善的“种族”，一个更强、更出色、更能干的人民。生存竞争者这一用语被全盘接纳入法语和其他的语言。美国总统西奥多·罗斯福把这一概念归结为“紧张的生活”，他形容外交政策是拿着大棒，脚步轻轻地走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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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竞争的例子进一步增强了这种说法的说服力：强大的公司征服吞并弱小的公司，因而证明它更有效率。世界也因得到价廉物美的产品而受益。反对这种简单看法的人只占很少数，他们指出经济收益远非必然之事，大公司会垄断价格。至于各国之间的战争，牺牲的是最强壮、最年轻和最无私的人。胜利使人破产，战败反而在经济上有好处，正如（作为例子）1870年法德战争后的法国和1898年后的西班牙。法国人全体动员起来，很快还清了巨额赔款；西班牙的工业得到了迅速发展。德国打败了法国利少弊多，经济上和道德上莫不如此，正如尼采指出的，新生的第二帝国的特点是大肆泛滥的粗俗和“物质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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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另一条思路与社会达尔文主义汇合为一，加强了好战的精神。自称为人类社会学家的学者断言棕眼圆颅的“地中海种族”天性不适于自立和冒险。这个种族的天性趋同社会主义——由国家提供保护；而北欧人是开拓型的，有勇气，有独创性，可以单枪匹马地干成大事。一切进步都靠这样的人。这种伪科学的政治含义是英国、荷兰、德国、斯堪的纳维亚和美国注定会兴旺发达，领导世界，而地中海国家（“拉丁国家”）则会落在后面越来越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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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非那位幸运的冒险家西塞尔·罗得斯对这种说法坚信不移。为了帮助培养未来的世界统治者，他甚至在1903年立下的遗嘱中建立了一个以他命名的奖学金。奖学金提供给品行能力均属上乘的英国、德国和美国学生，让他们去牛津大学学习使英国人成为举足轻重的强人的态度和习惯。牛津大学各个出色的学院提供的教育可以让北欧同胞受益匪浅，并使他们彼此建立兄弟般的情谊。战争一爆发，德国人忽然丧失了他们的种族优点，也失去了奖学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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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是实现进步的一个条件，它是使一个国家不致沉睡的针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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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内斯特·勒南（187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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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是暴风雨，它净化空气，摧毁树木，只留下粗壮的橡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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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尔·冯·施滕格尔男爵（190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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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着生命——植物或动物或国民——的法则同样也控制着自然实体。这些法则普遍适用，不容更改，对于它们了解和遵从与否反映了对它们的价值的认识。对它们进行抵抗、否认、违背是愚蠢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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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何默（189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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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个号称纯科学并能改善世界的建议更是给关于种族的辩论火上浇油。它起源于对精神病和智力缺陷的关注。弗朗西斯·高尔顿和卡尔·皮尔逊利用遗传病的一些统计数字提出了优生学的建议。天才和呆傻的出现似乎表明，先进文明应当采取措施产生更多的天才，消除呆傻。应禁止有智力缺陷的人结婚，鼓励健康聪明的人求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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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把战争当作强壮剂来提倡的人精神可嘉。让那些真心相信的人到索尔兹伯里平原去互相扫射吧，直到幸存者（如果还有人幸存的话）觉得自己的性格达到了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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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萧伯纳（1914年1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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