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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场在欧洲以外的准战争，前文已经提过的义和团造反（＜629），也引起了密切注意。解救被围困外交官的是一支由一位德国将军指挥的国际军队，这表明在共同的敌人面前各国会增强合作，但危机一结束合作即告终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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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类暴力事件同时发生或接踵而来，使人的感受应接不暇：愤怒、耻辱、自豪、迷惑、宽慰，然后又因新闻报道的消息而回到焦虑之中。随着公共教育使工人阶级中识字的人数不断增加，报纸读者越来越多。报纸取代布道坛成为时事消息的传媒，它比声音更有权威性，而且每天都有，不是只在每周的礼拜天才有。此外，它并不伴以老一套的布道词，它报道的新闻（无论真伪）总是新鲜的，还加入热闹的成分。是报纸促使美国与西班牙打了那场结果圆满的战争，它的力量由此可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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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过教育的公众在阅读周刊时会看到其中有些文章宣扬战争有理，或至少就这一观点进行辩论。这是当时人们争相谈论的问题，因为各种国籍、不同智力层次的作家都是社会达尔文主义者（＜572）。他们相信自然选择的理论既适用于动物物种也适用于国家：斗争可以产生最强者。根据这种信念，在日本打败了俄国之后，黄祸成为了“事实”。一个曾在中国军队中做过将军的驼背美国人李何默在《无知的勇武》中就日本的侵略提出了警告，并在《撒克逊人的时代》中指出应该采取协调一致的政策来对付来自东方的威胁。除他以外，其他人也主张西方必须为冲突作准备，决不能退缩。战争也许会造成生命和金钱的损失，但它的回报是一个得到改善的“种族”，一个更强、更出色、更能干的人民。生存竞争者这一用语被全盘接纳入法语和其他的语言。美国总统西奥多·罗斯福把这一概念归结为“紧张的生活”，他形容外交政策是拿着大棒，脚步轻轻地走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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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竞争的例子进一步增强了这种说法的说服力：强大的公司征服吞并弱小的公司，因而证明它更有效率。世界也因得到价廉物美的产品而受益。反对这种简单看法的人只占很少数，他们指出经济收益远非必然之事，大公司会垄断价格。至于各国之间的战争，牺牲的是最强壮、最年轻和最无私的人。胜利使人破产，战败反而在经济上有好处，正如（作为例子）1870年法德战争后的法国和1898年后的西班牙。法国人全体动员起来，很快还清了巨额赔款；西班牙的工业得到了迅速发展。德国打败了法国利少弊多，经济上和道德上莫不如此，正如尼采指出的，新生的第二帝国的特点是大肆泛滥的粗俗和“物质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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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另一条思路与社会达尔文主义汇合为一，加强了好战的精神。自称为人类社会学家的学者断言棕眼圆颅的“地中海种族”天性不适于自立和冒险。这个种族的天性趋同社会主义——由国家提供保护；而北欧人是开拓型的，有勇气，有独创性，可以单枪匹马地干成大事。一切进步都靠这样的人。这种伪科学的政治含义是英国、荷兰、德国、斯堪的纳维亚和美国注定会兴旺发达，领导世界，而地中海国家（“拉丁国家”）则会落在后面越来越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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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非那位幸运的冒险家西塞尔·罗得斯对这种说法坚信不移。为了帮助培养未来的世界统治者，他甚至在1903年立下的遗嘱中建立了一个以他命名的奖学金。奖学金提供给品行能力均属上乘的英国、德国和美国学生，让他们去牛津大学学习使英国人成为举足轻重的强人的态度和习惯。牛津大学各个出色的学院提供的教育可以让北欧同胞受益匪浅，并使他们彼此建立兄弟般的情谊。战争一爆发，德国人忽然丧失了他们的种族优点，也失去了奖学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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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是实现进步的一个条件，它是使一个国家不致沉睡的针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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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内斯特·勒南（187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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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是暴风雨，它净化空气，摧毁树木，只留下粗壮的橡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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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尔·冯·施滕格尔男爵（190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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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着生命——植物或动物或国民——的法则同样也控制着自然实体。这些法则普遍适用，不容更改，对于它们了解和遵从与否反映了对它们的价值的认识。对它们进行抵抗、否认、违背是愚蠢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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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何默（189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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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个号称纯科学并能改善世界的建议更是给关于种族的辩论火上浇油。它起源于对精神病和智力缺陷的关注。弗朗西斯·高尔顿和卡尔·皮尔逊利用遗传病的一些统计数字提出了优生学的建议。天才和呆傻的出现似乎表明，先进文明应当采取措施产生更多的天才，消除呆傻。应禁止有智力缺陷的人结婚，鼓励健康聪明的人求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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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把战争当作强壮剂来提倡的人精神可嘉。让那些真心相信的人到索尔兹伯里平原去互相扫射吧，直到幸存者（如果还有人幸存的话）觉得自己的性格达到了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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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萧伯纳（1914年1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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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关于遗传问题发表了许多著作，对这个建议的可行性也有很多争论。当有人建议萧伯纳应该同伊莎多拉·邓肯生孩子的时候，据说他回答道：“孩子可能会继承我的身体和她的头脑。”卡尔·皮尔逊是优生学的第一位（可能也是最后一位）教授。他教过许多学生，但却没有一群固定的追随者。他在高尔顿的启发下出版了一些关于天才的书籍。这些书常常把不同国家相比较，衡量的标准是一个国家产生的伟大艺术家和思想家的人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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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学说的谬误在于把一个民族看作一个有着共同生物遗传特征的种族。把民族与种族等同起来违背了最起码的历史知识。自古以来，在欧洲和美洲的各个种族一直彼此通婚。凯尔特人、皮克特人、伊比利亚人、伊特鲁里亚人、罗马人、拉丁人、匈奴人、斯拉夫人、鞑靼人、吉卜赛人、阿拉伯人、犹太人、赫梯人、柏柏尔人、哥特人、法兰克人、盎格鲁人、朱特人、撒克逊人、斯堪的纳维亚人、诺曼人等等，还有一大群原来各不相同的小部落在罗马帝国内部和周边彼此混杂，形成巨大的杂交人口。凯尔特人从不列颠而来，席卷小亚细亚；苏格兰人则来自爱尔兰；日耳曼部落遍及整个西方；阿拉伯人和北非人占据着南部，等等，不一而足。后来，称为民族的混合体通过自愿移民、流放，以及战争中来自多国的雇佣军造成的暴力或自愿的杂交而进一步混合。上一次战争中，拿破仑的军队来自欧洲的各个地方。从那以来，旅行的方便更帮助增加了多种基因的大杂烩。说任何现代的人民是盎格鲁-撒克逊人或拉丁人，就像说温斯顿·丘吉尔是朱特人或者是诺曼人，或因他母亲的缘故说他是美国人一样荒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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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民族是混杂的“种族”的话，那么民族集团就更加混杂，这类集团的名字则完全没有意义。“北欧”一词不表示任何“血缘”或特征。即使某个民族据说注定会有某种命运，也总有人努力与这种命运抗争。我们已经看到，与决意把所有讲德语的人民团结起来的泛日耳曼联盟相对的是怀有同样目标的泛斯拉夫联盟，还有拉丁民族联盟殿后。显然，圆颅骨的人并非全然没有行动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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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在这种集合的基础之中，希特勒后来在他的第三帝国中所利用的原则隐约可见。一个民族由于历次战争和时间的流逝而融合为一个整体。如果没有达到这样的结果，就必须另找别的办法。伪科学和命定论把对种族的信念作为一种替代的办法；它是天生的，是“自然的”黏合剂，它存在于每一个公民的心中；如果把它变为有意识的东西，它就会消弭宗教、政治和阶级的差别。当然，如此武断地划分种族也会因增进了准种族或宗族的亲密气氛而有利于分裂主义。在德国对完美的一体化的寻求中，在目前按照自己的“根”分为越来越小的团体这种与前者截然相反的趋势中，西方看到的是促进统一的四股传统动力之间打作一团的混战：民族、阶级、种族和前文贬斥过的时髦意义上的“文化”（＜x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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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转变的立法虽然经过了激烈的辩论才得以产生，但它并未被视为社会或政治上的深远变革。两位名叫切斯特顿和贝洛克的作者对《奴隶国》的问世表示了忧虑，但是在暴力思想和事件的一片混乱之中，他们的话没人肯听。称为无政府主义者或虚无主义者（其实是早期的恐怖主义者）的男男女女以暗杀的手段发表他们的观点。国家元首和首相成了濒危物种。前一类中的突出例子有法国和美国的总统，萨迪·卡诺和麦金利，以及奥地利女皇和意大利国王，他们都是在5年之内遇刺的。接下来有一些俄国官员，巴尔干地区国家中几个争夺王位的人，然后就是弗朗茨·斐迪南大公和他的王妃。［请读奥斯卡·王尔德的情节剧《维拉，或虚无主义者》（Vera or The Nihilis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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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前在巴黎爆发的另外一种恐怖主义没有宗旨，而是穷则思变的造反。肇事者是有史以来第一个机动犯罪团伙。该团伙由20个青年人组成，包括17个男孩、3个女孩，他们在18个月内抢劫银行，洗劫枪炮匠的工场以获取武器，还杀了8个人。把他们捕获后发现他们面色苍白，营养不良。他们中间有4人在犯罪期间丧生。（值得一提的是巴黎当时的大木偶剧场专演渲染可怕的暴力和鲜血淋漓的场面的短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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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群丰衣足食的年轻人也赞同暴力，但是目标不同。他们是法国的学生和知识分子，决心要推翻共和国，拥立独裁者，或者复辟君主制；而且无论追求哪个目标都激烈地反对犹太人。一些受人尊敬的年长思想家启发激励着这些反德莱福斯和反共和的年轻人，有时甚至亲自走在街头示威游行的前列。这些思想家著书立说，表示对当时文化的彻底不满。不仅在法国，在意大利和德国也都有此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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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英国议会对女性争取投票权的要求仍然充耳不闻的情况下，新女性变成了激进分子。她们被屈尊俯就地称为主张妇女参政者，但她们的行为却没有一点儿淑女的样子。在潘克赫斯特夫人的领导下，这些年轻的女子在游行中声嘶力竭地呼喊口号，强攻下议院，把自己用手铐铐在公共建筑的门把上，或者放火焚烧这些建筑，在特拉法尔加广场与警察搏斗，被投入监狱后绝食抗议。有一位年轻的女英雄一心要做烈士，挺身站在赛马场疾驰而来的群马面前。与此同时，美国争取妇女投票权的运动在和平地进展。塔夫脱总统夫人也表示支持这一运动。为此目的，人们进行了许多游行和请愿，使得公众逐渐习惯于这个新奇的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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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谋财犯罪在各个城市日益蔓延，但它仍然是一种专业性的活动，一般不使用暴力，很少复仇式的犯罪，没有街上的偷袭抢劫。警察基本上知道对手是谁，双方在进行心照不宣的游戏。刑期短而监狱生活十分严酷。若有杀人行为，动机都清楚明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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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杰夫人：“妇女需要的是参军的权利。给我一团佩剑的女骑兵，与一团有投票权的男人对阵。看看谁能打倒谁。俾斯麦说得好，这个问题只能用血和铁来解决，我相信他是装扮成男人的女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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