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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主义精神依然牢固，因人们经常旅行于各个首都之间而得到维持。各种传记表明，著名的艺术家和作家经常离家去拜访他们在巴黎、维也纳、柏林、伦敦、布拉格、布达佩斯或圣彼得堡的同行。［可读约翰·卢卡斯（John Lukacs）所著《布达佩斯1900》（Buda-Pest 1900）］。他们一定要亲眼看到创作展览出来的那些赢得如潮好评或一片骂声的非凡的作品。由通信建立起来的相识发展成为友谊。期刊为数众多，一有新的东西随即报道。德国人特别以他们的放眼世界和从善如流而著称。［要读的书又是斯蒂芬·茨威格的《昨天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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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国，文化差距在缩小（＜679）。整个西方都为充满活力的共同文化而欢欣，它由于不断的交流而得到充足的养分，超越国家和其他的物质利益而兴旺发达。很少有人注意政治方面的事情，因为很难把繁荣活跃，需付出大量精力的艺术生活同任何政治事业结合在一起。对许多艺术家来说，公共事务不值得他们注意。他们对政治家、群众运动和新闻工作的轻蔑正如他们对整个商业的鄙薄。他们不仅看不起他们自己家庭的财富来源，也鄙视富裕的“传统”艺术家，更蔑视出版商、艺术品经销商或音乐指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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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雅阶层这种对社会和政治现实傲慢的无知说明了战争来临时他们为何会做出那种反应：德国的几百名知识分子签署了一份宣言谴责“另一边”，好像被一个朋友和兄弟背叛了一样。几百名法国知识分子立即以相似的言辞做了回应。因为我们是无辜的，那么敌人就一定怀有恶毒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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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群众，他们听到报童喊道：“宣战了！”就像挨了当头一棒，心乱如麻。似乎不可能的事情真的发生了。战争以前被说过无数次，说到战争的人怀着恐惧或希望描绘出所能想到的任何图景；但现在战斗迫在眉睫，这就像在灵魂深处发生了爆炸。各种各样的情感随即出现。有人惊恐万状，有人欢欣鼓舞；有因悬念终于结束而感到的安心，有积极的摩拳擦掌的热情，有消极的宁死不屈的决心；所有这些情感展开的背景是一张张脸庞——儿子的、兄弟的、丈夫的、朋友的。除英国以外，每个国家都有强制兵役制。所有从18岁到中年——中年的年龄各国规定不同——的男人都收到一本身份小册子，具体说明如果发生战争去哪里报到，不再需要额外的召集令。这样，简洁地称为动员令的政策执行起来就节约了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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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在关心自己和亲人的同时突发了一种对无论尊卑所有同胞的兄弟之爱。危险和光荣使他们变为一个人人平等的紧密整体，共同面对不可知的邪恶。它还令人感到精神振奋，正义在握。战争这个大思想把一切都简化了，每个人都懂得战争并服从于它的单一目标。长期蛰伏的动机一下子迸发出来：英雄主义——无私地舍身捍卫祖国，保护妇孺；男子汉气概——冒着炮火做出惊天地泣鬼神的事迹，打败野蛮残暴、横行霸道的侵略者。在英国和法国，战争还有一层高尚的意义，那就是捍卫民主制度不受“普鲁士军国主义”的践踏，让那留着可笑的上翘的唇髭，头顶带尖刺钢盔的德皇尝尝厉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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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而言之，战争意味着从日常的琐事以及自私的个人小算盘中解放出来。一个新的生活就此开始，没有邪恶的念头和庸俗的自我放纵。把战争作为好事来提倡证明是正确的。从主题上来说，工业化世界的第一次战争把原始主义——卡彭特呼吁采用的治疗文明的方法（＜636）——与无人能够反对的解放结合在了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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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解放这一愿望在许多方面得到了实现。阶级界限不再严格，习俗规矩得到了放松。士兵摆脱了办公室朝九晚五或工厂朝六晚四的作息制度，也摆脱了家庭及其各种束缚。彼此窥视的邻居四分五散，分开的配偶如果愿意的话，各自获得了性自由，或至少逃离了一场不幸福的婚姻。对于同事、雇主或国家当局的敌意转而向着无名的敌人得到了合法的释放。这些很快就被认为理所当然的自由推动了女权运动。妇女在“战争工作”中不可或缺，她们不仅做护士工作和为部队提供娱乐，而且还担任司机、办事员、工厂工人和“农场女工”。她们表明，在男性专有的领地中她们可以和男人做得一样好，而且经常比男人更尽职尽责。战争结束后不可能再借口她们没有能力而不给她们投票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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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这些战时的副产品以外，不断变化的战局造成的一些想法和态度扰乱了民众的思想，使他们彷徨无依，不知何去何从。西方文化的连续性被打乱。艺术家跨国界的互相理解一瞬间消失于无形。曾经被认为是欧洲战争的自动制动闸的社会主义运动也遇到同样的遭遇。人们以为工人阶级最注重团结；党在不同国家的支部不会互相作战，而是会联合起来。事实却大相径庭。在英国，几个领导人退出了政治活动以示抗议；在法国，本来可能会如人们预期的那样采取行动的让·饶勒斯在宣战的两天前遭到暗杀。1914年8月以后，社会主义者即使还记得唱《国际歌》，唱的时候也是口不对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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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知识阶层的分裂比政治方面的分裂更为严重，高雅阶层没有为自己开脱的借口。根据定义——他们给自己下的自夸的定义——知识分子是独立的思想者，总是紧跟艺术、科学和社会思想的最新真理。在法国，他们在关于德莱福斯案件进行的两派斗争中意识到了自己的力量（＜630；696）；但现在他们似乎丧失了判断能力，一夜间像羊群一样，集体变成了狂热的超级爱国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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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大转弯最值得注意的特点不是它发生在所有的交战国中，由于西方文化的共性，这完全在预料之中。真正令人惊讶的是那种一致性，除了战争和敌人以外在任何其他问题上都从未出现过。在文学、绘画、音乐、哲学、科学和社会学各界的伟大人物中，居然只有五六个人没有喊过所有流行的谩骂和浮夸的口号。如果把参与这种异常行为的人们那些言论一一记录下来会有数页之长，语意重复，令人痛心。［可读罗纳德·N·斯特龙伯格（Ronald N.Stromberg）所著《战争的救赎：知识分子和1914年》（Redemption by War：The Intellectuals and 1914）。］举几个例子即可表明形势迫使那几个持不同意见的人说些什么，以及拒绝随波逐流或逆流而上需要多大的勇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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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人如果在自我牺牲中发现美，他是理想主义者；如果他为了勇敢和武断的动机牺牲自己，他就是更大的理想主义者。理想主义的顶峰是没有任何动机的牺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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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罗·苏代在《时代》中所写（1917年，5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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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诗人对战争称颂讴歌。罗伯特·格雷夫斯写道：从未有过如此古老的浪漫/从心底涌出的蜜汁如此甘甜。鲁珀特·布鲁克说：感谢上帝让我们生逢此时。克洛岱尔、阿波里耐、埃兹拉·庞德、伊莎多拉·邓肯等人也都极力赞美战争。H·G·威尔斯在他的畅销书《勃列特林先生看穿了它》中描写战争使人重回宗教的怀抱。次一等的诗人写作充满仇恨的歌词，由理查德·施特劳斯和马勒配曲，德彪西、阿尔邦·贝尔格和斯特拉文斯基则谱写宣传爱国的歌曲。弗洛伊德写道，要把“所有的力比多献给”奥匈帝国。历史学家和社会学家——兰普雷茨、迈内克、马克斯·韦伯、拉维斯、欧拉尔、涂尔干、托尼——都在他们研究领域的资料中找到了赞扬战争的有力论据或痛斥敌人的理由。阿诺德·汤因比著书宣传暴力，后来他写了10卷本的《历史研究》，希图以此作为抵赎。柏格森和其他哲学家也对当时的论调随声附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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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地的教士是美化战争、煽动仇恨的最狂热的鼓吹者。人皆兄弟和不可杀戮这样的信条已经不能在布道中宣扬了。只有教皇本尼迪克特十五世可以宣传和平而不受攻击。尽管他在1915年和以后的时间内对交战各方发出实现和平的呼吁，但是各国主教却公然支持全面战争。他们打着上帝的旗号：“他当然站在我们一边，因为我们的目标是无邪的，我们的心是纯洁的。”最温和的说法是：“杀敌，但不要仇恨。”一位英国的布道者讲到“羔羊的愤怒”。另一位布道者推测说，虽然耶稣不会参加战斗，但他会加入医疗队。［可读卡罗琳·普莱因（Caroline Playne）的《战争中的社会》（Society at W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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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战求和——这个办法一定会满足本尼迪克特十五世的愿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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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布里埃大人，1917年8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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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空前的文化现象需要花些笔墨进行解释。在拿破仑的战争中从未发生过这类的情况。那时的许多知识分子在全民参战时保持了冷静的头脑。20世纪的狂热使人联想到宗教战争或英国和美国的内战。然而，到1914年的时候，宗教已经不再是进行侵略的首要动力，“艺术的宗教”也不是任何有组织的力量的信条。确实，在19世纪，有一两位思想家在战争期间表示过与国民一致的对敌仇恨。比如托尔斯泰就两次做过这样的表示，尽管他是和平主义者；陀思妥耶夫斯基在1877年的俄土战争中也表示过这样的感情。但在1914年以前，知识阶层作为一个整体从未陷入过这种嗜血的狂热。是什么使得文化精英放弃了他们的理想、习惯和友谊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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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才提到了战争对人的思想的“净化”。这方面过去早有论述，比将军和革命者的宣言更有说服力。我们知道，19世纪中期，丁尼生写了一部诗体小说《莫德》，里面讲到社会-政治的腐败被战争精神一扫而光。稍晚的时候，罗斯金给年轻的士兵讲过一次课，宣称战争分高尚的和卑鄙的两种。如战争是正义的，当士兵是怀着献身的精神而不是凭一时冲动而战，而且是按照正义的规则作战的时候，那么战争不仅是可敬佩的，而且会创造同样高尚的高雅艺术。他这一精彩推理的部分内容可以用来谴责全民皆兵和后来被艾森豪威尔总统所严厉批评的“军工产业”。但在1914年，没有人想到罗斯金和丁尼生的文学著作。“通过战争达到救赎”是民众自然的想法，但很快就证明是虚妄不可信的。发战争财的人、寻找安全岗位的胆小鬼、配给物品的黑市交易，以及性生活准则的松弛都表明把战争作为道德净化剂是过高地估计了它。［可读马格努斯·希施费尔德（Magnus Hirschfeld）所写《世界大战的性历史》（The Sexual History of the World War），“从德文翻译而来，只供成熟的受过教育的人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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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一个解释是，由意识深处古老的侵略本能所激励的正常的爱国主义精神可以变为一种使命感和高尚的情操，如同在中世纪时期和后来的几个世纪中的情况一样。也可以说，战前的危机和冲突使得和平的爱国主义退化成了暴力的各种主义——民族主义、帝国主义、君主主义、军国主义、侵略主义、无政府主义、虚无主义。但对这一解释还需三思。固然，一些知识分子是教条主义者，是“天生的民族主义者”，但大多数人却不是；他们的转变部分地是因为他们重新发现了公共事务中正义的重要性。德雷福斯案件激怒了他们，因为德雷福斯是遭到国家迫害的个人——好比被社会惩罚的艺术家。在战争的情况中，这一格式修正后适用到了国家身上：“小小的比利时”遭到了“一群野蛮人”的侵略，无辜的妇孺被屠杀，“照例”对他们施以暴行（砍下儿童的手和妇女的乳房）。交战各国的政府都用最后这项指控来谴责敌人。像在任何战争中一样，这种指控很有可能有一定的事实基础，不过通常数字都加以夸大。这些概念构成了无休止的宣传材料，用来进行“心理战”——这是一种新型的侵略，也是一种艺术形式。帮助这种艺术臻于完善的不仅有意料之中的新闻记者，还有小说家、诗人、批评家、画家和摄影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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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一个可能是下意识的动机在激励着这些文化的创造者：他们有生以来第一次变得重要、有用、为人所需。固然，在战争发生以前，社会对他们也相当重视，对他们进行赞扬或批评。“艺术”和其他东西一起被誉为一个伟大国家的标志。但大部分的崇敬都是献给死人的——献给已逝的艺术家和他们的作品。活着的艺术家只能满足于同行的赞许。高雅的国际交流的确形成了一个自我赞许的真正的精英阶层，但未能使每一位艺术家都得到他所向往的普遍承认。作为一个阶层，他们似乎不属于喧闹嘈杂、繁复混乱的“真正”世界。这些新事物的创造者鄙视那个世界，但感到那个世界也还他们以同样的轻蔑。战争使这些未得到承认的领袖重新加入了社会，他们作为作战者受到欢呼，他们因他们的作战能力，或者说是写宣言、画海报、审查通信和为了“战争工作”研究历史的能力而受到表扬，得到酬报。他们终于成了真正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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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幸的是，军事和民事当局彼此的计划没有协调，使许多艺术家，特别是年轻人，牺牲在战壕中，境遇最好的也只是在其他地方浪费时间和才能：小提琴家雅克·蒂布在前线无法练琴；立体派画家阿尔贝·格莱茨则做炊事兵，在图勒削土豆皮。许多阵亡艺术家的名字，像青年作家迪克逊·斯科特，如今只能在旧期刊、回忆录或私人印刷的选集中偶尔一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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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双方都自认正确的话，他们还害怕什么？在对内对外的宣传中还争论什么呢？同盟国的首领德国人必须捍卫他们最近赢得的统一和他们在科学、工业和世界贸易中的伟大成就。他们的宿敌法国和英国心存嫉妒，想破坏俾斯麦取得的成果，重新分裂德意志帝国以消灭这个竞争对手；而在东方，俄罗斯这个野蛮国家会夺取领土，进一步扩大它的多民族帝国；对奥匈帝国来说，它要通过“遏制”俄罗斯通过巴尔干造成的斯拉夫威胁来保证王朝的生存。除了自卫以外，每一方都有整个一套无懈可击的理由。以这种精神武装起来进行作战只能有一个目标，即务求完胜，所以才有了后面几年无休止的杀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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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西方阵营来说，前面说过，和平民主这一保障必须维护，使其免受帝国军国主义的蹂躏。但这一论点由于俄国的加盟而有点儿站不住脚。更为有力的说法是德国无法无天，公然违背了近一世纪来保证着比利时中立的条约。当德国人说那条约是“一张破纸”，长驱直入这个“英勇的小国”的时候，他们这些匈奴人开始本性毕露。其实，英国也曾计划出兵比利时，但那是军事秘密。后几年的情况表明，全面战争无视中立地位，也不顾国际法的规定。人海作战意味着无情的、违反一切规矩的消耗战。战争不是在战场上进行，而是在战壕中或掩体内，以及任何必要的地方进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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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情况完全出乎预料。法国革命者在1792年首创的全民皆兵年代太久，人们已经淡忘。距离前一次在1870年发生的由机动的军队进行的欧洲战争也已过了44年。1914年8月，民众以为会听到前进、封锁和激烈战斗的消息。人们以为会由专业的军队，必要的话在征来的新兵的帮助下，进行规划周密的战役，以此来决定胜负。许多法国人确信“我们三个月内就会拿下柏林”。参谋部，至少协约国的参谋部也抱有类似的估计。他们估计骑兵会参加作战，1914年8月，士兵在巴黎周围的壕沟里填满大小树枝以阻碍马匹越过。制服还是显眼的颜色，法国士兵穿的长裤在德国染成红色，步枪、刺刀和大炮都是过去用过的。然而，德国的工业进步打乱了所有这些“备战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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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意料之外的事情中有些是全新的事物，并不都是德国人的发明：使用毒气；对首都进行空袭；用潜艇击沉船只，不管它们悬挂哪国的国旗，载有什么货物，以此切断中立国的粮食来源；使用教堂尖塔作为瞭望哨位，导致它们被毁；发行假货币以削弱敌人的财政；还有组织成大规模广告式的宣传。简而言之，集举国之力支持“前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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