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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项工作难于登天，主要是因为列强首脑之间谈判达成了一些秘密条约，商定了将来的分赃。他们互换省份，丝毫不考虑当地人民的民族权利或其他的权利。这还是老帝国的行事方法。这些条约在战后被披露出来，引起强烈反感，因而提出外交公开的要求。从此，大使不再重要，国家领导亲自去开“首脑会议”，这种会议总有新闻记者参加，与会者有意泄露某些情况，会议结果经常含糊暧昧。1919年签订的和平条约中自私的、报复性的规定注定战后的新地图不会稳定。要求德国付出物质赔偿和企图使她永远处于衰弱状态，是因为战胜国仍然抱有关于胜利的过时概念，对中欧的特点也还是老观念（711＞）。约翰·梅纳德·凯恩斯在他的《凡尔赛和约的经济后果》一书中对此进行的揭露使他一举成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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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在此书出版之前，在战争还未爆发的时候，已经有人指出了以战争作为谋利手段的徒劳和危险。一位名叫诺曼·安吉尔的英国记者就此向西方所有有头脑的人发出了警告。1909年，他写了一本题为“欧洲的视觉幻想”的小册子。主题很简单：大国之间的现代战争对战胜方和战败方都是极大的损失。这本小册子引起了广泛的注意，于是安吉尔把它扩大，写成了一本论据充足的著作，题目是“大幻想——对国家的军事力量与它们的经济和社会优势之间关系的研究”。他在书中引用了怀有这种幻想的各方领导人的话。他表明，现行的国际金融运作使得各国的财富息息相关。敌对行动会造成所有各国的共同损失；殖民地不是资产，而是消耗，因为需要给它们补贴；吞并它们或战败国的一部分领土，或占领战败国以索取贡赋反而更是浪费。此外，现代战争耗费巨大，难以承受。所有参战方的一切资源都会被榨干。没有任何国家或个人能从胜利中获益。20世纪欧洲的大规模战争将是貌似争取自我利益实系自杀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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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中论点清晰、节制、说理有力，所有认真读过它的人都心悦诚服。但认为自己原来的想法错了是一回事，依照新提出的正确道理采取行动则是另一回事。习惯、社会压力以及听天由命的心理使得行动按照已经确定的轨道向前滑动。《大幻想》没有被人记取，而是一语成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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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伊始，各交战方国内的思想宣传战也随之打响，伴以对持不同看法的少数人群起攻击。首先，“敌方艺术”必须从舞台上、博物馆里和音乐厅中禁止。这还不够，还必须通过学术著作来表明敌方的思想家早已造就了敌人凶恶的侵略本性。从历史中找出了论据：对协约国来说，日耳曼人从来就是野蛮的强盗；他们摧毁了罗马文明，横行于可怜无依的西方，他们永久的座右铭是“强权即公理”。黑格尔、费希特、尼采都颂扬战胜国或攻无不克的超人，用尼采形容这两者的话来说，它们是“金发的猛兽”（＜6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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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人也有相应的理论，在某些方面立论还更实在一些：法国虽然衰落已久，但过去却一心要统治中欧。在他们兴盛的时代，中欧是他们的游戏场；他们一次又一次进行侵略，蹂躏那里的弱小国家，使它们贫穷落后、人口稀少、四分五裂，成为全世界的笑柄。慢慢地，从腓特烈大帝到俾斯麦，民族意识逐渐发展起来，最终于1871年在凡尔赛取得了胜利。德意志民族合法地结合为一个民族国家，这在法国造成了君主主义者、民族主义者、帝国主义者、反犹太主义者、复仇主义者的兴起——他们都是狂热的军国主义者，坚信再次分裂德国符合法国的根本利益，对他们自己派别的兴旺也有好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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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自然会插一脚。它的一贯政策就是干预欧洲大陆的事务，总是和最强大、最先进的国家作对，目的在于通过海上力量和贸易统治世界。德国人个性高尚、勇敢、真诚（再加上科技方面勇于创新），当然会鄙视堕落的法国人和拿破仑口中那群开杂货铺的英国人。双方的舆论领袖就这样集体背叛了他们最优秀的传统。这还没算上他们对真相的巧妙文饰，他们（等于是）在为十几年之后发生的事情做准备，到那时，作家、艺术家和学者又开始攻击或捍卫法西斯主义或国家社会主义政权再次表现出来的侵略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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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一片狂热中有两个突出的例外，一位是法国的小说家和音乐学家罗曼·罗兰，另一位是剧作家和社会思想家萧伯纳。1914年晚期，罗兰发表了一本小书，题为“超越混战”，在里面说明了西方文化的一体性和当时所有互相指责的愚蠢。他马上遭到谩骂，被斥为叛徒和间谍，他战前的名声被一笔勾销，说是当时看走了眼。他写这本书时住在中立的多民族的瑞士，但这一点不能磨灭他在战争期间直陈己见的勇气和头脑的清醒冷静。不过这一事实从一个侧面说明了欧洲各国的精英所受到的那种感染力的强烈程度——伯格森、阿诺德·本涅特和托马斯·曼等人都受到了传染，但请注意理查德·施特劳斯却没有受到传染，他拒绝签署德国的宣言（＜699），说艺术家不应就政治和战争发表意见。他前后一致，在15年后那场续发的战争中也没有提出抗议，因而招致了许多指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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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在1914年，法国的文坛领袖阿纳托尔·法朗士亦缄口不言，而且在被问及时表示愠怒，使朋友们和大众惊讶万分。他拒绝加入那场大合唱。最后，在各方的夹击下，他只得写了一些关于祖国的宣传品，但写得如此肉麻，只有头脑幼稚的人才会以为它们是发自真心。只有英国的几位政治家，包括未来的工党首相拉姆齐·麦克唐纳，辞去了公职，去过半退隐的生活。［可读萧伯纳的《关于战争的常识》（Common Sense About the War），他在书中巧妙地把因战争而发热的头脑中产生的套话口号驳得体无完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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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个人言论到集体态度，目之所见尽是理想主义失去控制，并由于相信维持理想需要谎言和仇恨而进一步堕落。诚然，几百万人民为国家和他们在前线作战的亲友的命运一直在担心，这种情况总是妨碍着冷静的思考。在初始的震惊和愤怒的愕然以后，人们找到了各种办法来应付现实，适应感情上的压力。现实不仅包括对战事的了解或猜测，而且还包括家里发生的眼见得到的事情：家庭生活破裂，像离婚一样糟糕；事业、职业中断，生活只能靠一点儿微薄的政府津贴；社会等级和礼仪淡化或被取消，连衣着谈吐都发生了改变，以适应新的人际关系，致使资产阶级的骄傲和舒适全部丧失。简言之，出现了一股未曾预料的平均主义的浪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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塞尔兹矿泉水。查一下地名索引中“塞尔茨”——会看到什么呢？“普鲁士村庄，距埃姆斯边的美因茨40公里，以出产矿泉水著称。”看了这个之后，我看你还敢不敢在喝开胃酒时掺兑塞尔兹矿泉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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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黎午报》，1917年7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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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平均主义还要求，任何人只要没有身体残疾，都必须参军去守战壕。这导致在艺术、科学、智力领域中，以及总的来说名流人士中最强壮的成员比例减少。艺术品、建筑、图书馆和类似的东西也同遭厄运。原本双方都宣称作战是为了捍卫每一个“真正文明的”国家的文化遗产，实际上却毫不顾及代表着这种遗产的物品和人员。考虑到当时的情绪和能力，这也确实很难做到。到了下次世界大战时，人们吸取了教训，宝贵的艺术品和工作者得到了更好的保护。［可浏览亨利·拉法热（Henry Lafarge）的《幸运的欧洲》（L’ Europe Blessée）（虽然标题是法文，其实是用英文写的）。］民意倾向也发生了变化，很少有人以言论或行动反对敌人的经典作品。只有零星的一两个哲学家或历史学家提出论文来证明，卡莱尔和哪里都少不了的黑格尔煽动了法西斯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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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描述平民如何调整适应1914～1918年间不断变化的紧张和压力，需要对每个国家中不同的群体进行逐个调查，这本身就足以写成一本书。这里只能举几个有代表性的事实作为各国人民典型行为的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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抵御死亡景象的一个办法是求诸招魂术。柯南·道尔决非唯一笃信此道的知名人士。许多男女——经常是无神论者或不可知论者——渴望同他们死去的亲友交流，算命先生突然大受欢迎，财源滚滚。另一些人因目击过死亡，心灵遭到创伤而变为无神论者。在前线，终结还有另外一个效果：经过了几个月的战壕生活后，危险的诱惑奇怪地转为死亡的诱惑。“来死吧，”鲁珀特·布鲁克喊道，“它将使你如此快乐。”弗洛伊德观察到这种新的迷恋后猜测人的心理中存在着求死的愿望。少数几个人出于伦理学或基督教教义变为“良心反战者”，只有英国对它的国民有这样一种分类，对这种人要处以监禁。在欧洲大陆，唯一相应的拒绝作战的办法是要求去抬担架或开救护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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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续不断的焦虑助长了间谍怀疑狂。间谍确实是一种潜在的威胁，虽然雇主对他们提供的情报经常不予置信，或未能及时使用。事实上，两次以间谍罪处死的公开处决都是错案。伊迪丝·卡维尔只是一个帮助士兵逃跑的护士，玛塔·哈里（后来用她的故事写了一部音乐剧）只是在表演她自己作间谍的浪漫梦，其实并未进行任何间谍活动。任何人（或物）只要有德文名字，或听起来好像是德文的名字，都会被告发。许多本国人和外国人被拘留；还有人遭到解雇，夫妻离散；最好的下场是被社会所孤立。（1917年后，德裔美国人也经历了同样的遭遇。）那年8月初，欧洲凡有外国名字的店铺大都窗户被砸破，生意做不下去。比如在法国，一家叫作玛吉的瑞士乳品连锁店即因此关门大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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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英国，同在法国一样，改名成了一种安全措施或忠诚的证明。我们所知的小说家福特·马多克斯·福特原来叫福特·马多克斯·许弗，他父亲是位德国音乐家，长期侨居英国。英国王室开始是汉诺威王室，不久前成为萨克森-科堡-哥达王室，现在改名为温莎王室，而它的亲戚巴滕贝格（Battenberg）家族把名字中的一部分巧妙地做了翻译，成为蒙巴顿（Mountbatten）家族而煌赫显扬。不幸的是，谁如果有达克斯德国种的小狗（小猎狗）而招致嫌疑的话，做主人的除了把狗扔掉别无他法。狗的样子太明显了，改名是没有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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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稍微偏离正统的言论都可能招致指控。G·洛斯·迪金森这位出色的学者和散文作家就被他愤怒的同事们逐出了剑桥的国王学院。萧伯纳居然逃脱了迫害真是个奇迹，也得归功于他的论辩技巧。这种多疑一直持续到战争结束。这并不奇怪。战斗已经到了疯狂的地步，夹在理性的反感和对失败的恐惧之间，唯一的发泄口就是信口胡言，把自己的挫败感任意倾倒在他人头上。现在成为一种文学体裁的荒诞派就是在那场大战中崛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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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抢劫、迫害、谩骂、侮辱、殴打。我们凶恶地夺走可怜女人的微薄积蓄；我们抓住一个穿过伦敦想去和妻子温存一下的男人，像惩罚最凶猛的恶棍一样整治他。报纸的编辑刊登出一些可鄙的来信，要求德国战俘死后不能被作为为国捐躯的军人埋葬，而应被扔在粪堆上“像狗一样烂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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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萧伯纳关于民众狂暴的反德情绪（191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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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人早在1918年之前就看穿了这场大幻想，或发现了互相消灭的徒劳，但他们只是默默地把厌恶藏在心里，同时又有一种听天由命的无力感。另一些人却正好相反，他们更加强了战斗的决心，不是希望取得光荣胜利，而是为了赶快结束战争，期望尽快把仗打完好恢复和平与理智。掌权的政治家也想早点儿终战，他们还有一个希望，想在和平时期的竞选中击败反对党和党内的其他领导人。这两个目的说明了政府内部为何不断出现不同意见，以及为何经常变换作战方法和撤换将领。除了在个别地方和个别时间，每个国家的作战都由于竞争和误解而大受掣肘，一片混乱，效率低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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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战的任务实在十分艰巨。全民皆兵实际上是共产主义国家的运作方式，后方的人必须同前线的人一样领取工资，得到食物和保护，受到严格控制。必须维持人民的忠诚和对敌人的仇恨，这样，几次三番的征兵才不会受到反对。一方面宣传机器开足马力充分运作，另一方面必须对信件和报纸进行审查。战略及全局指挥方面的决定需要得到许多人的认可，包括内阁中持不同意见的成员、盟国的首脑，还有公共舆论。因此，失败必须予以粉饰或隐瞒不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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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外交部、在唐宁街、在财政部、在爱尔兰以及从把海洋事务中管理海军的责任从海军大臣手中转到亲德的外交部这件事中，都看到了暗藏的手的指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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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诺德·怀特《暗藏的手》（191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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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说明意义的是，战壕里是思想控制最早和最经常溃败的地方，在那里，动听的言词竞争不过实际的和道德的感受。战争爆发不久，对垒两军士兵之间的友好交往就开始了，并一直持续下去。在圣诞节、复活节和其他的节日时，双方停火，人在相同的处境中发展出一种同伴的感情。1917年，经过了两年半的苦难和对一个无法攻克的阵地多次徒劳无功的攻击之后，法国前线爆发了兵变。兵变被镇压了下去，消息秘而不宣。（1998年，法国的总理说那些哗变者值得尊敬和纪念，新闻界同意这一意见；英国人也宣布参加兵变的英国士兵无罪。）81年前，当时占了上风的德国人提出讲和。这一建议遭到拒绝。然后传来了美国对德宣战的消息，给战争注入了新的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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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大幻想造成的损失有各种不同的估计。有人说52个月中有1000万人丧生，两倍于它的人受伤。其他的估计有高有低。作这样的估计没有任何意义，因为损失涵盖的范围远不止死亡。伤残的、得结核病的、患不治之症的、患战斗疲劳症的、悲伤的、发疯的、自杀的、一蹶不振的、被毁的事业、被埋没的天才、未能出生的生命，这些都是损失，是无法估量的。20世纪20年代早期由詹姆斯·肖特韦尔教授主编的战后调查报告《世界大战的经济和社会历史》卷帙浩繁，无法细读，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时还没编完。只要看一看里面的小标题就会使人充分意识到这场道德和物质破产中每一项的巨大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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