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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科蒂设法得到了每一个主要国家所提建议的全文，《纽约时报》每天及时把它们逐篇出版，这使政治家恼火万分，却引起了记者们的赞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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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詹姆斯·雷顿的讣告（199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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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自身对行业的状况也不满意，在报刊和讨论小组中不断批评同行们的表现。欧洲大陆上的记者协会和英国的一个半官方组织试图限制新闻报道中的过分行为。大部分从业人员对此类行为都不以为然，但为了挖到重磅新闻却欲罢不能。与此同时，报纸的实际生产令人叹为观止。每天的报纸都版面众多，几百万单词和数字，排放合适的标题和图片，用户购买的各项广告，星期日按顺序排列的厚厚的一叠增刊——所有这一切都行文通顺，几乎没有大错，这是每天凌晨时分完成的奇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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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传媒”，还需要指出它们把构成统计生活（＜535；652）的最新发现广为传播。通过新闻报道和广告，每人或早或晚都知道了健康方面的需要和生活中的危险，还有行为的日常规范。统计生活是一支抽象的警察部队，在人的内心规范着人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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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越来越多的电脑迷来说，互联网提供了一个充满无穷奇迹的未来。就连不常接触电脑的人也为之目眩神迷。它证明了技术力量之强大。但这一新的德尔斐神谕并非每种用途都能使事情简化。就拿图书馆来说，研究者反而因此遇到了新的障碍。详情只有专业人员会感兴趣，此处只提两点明显的障碍即已足够。在大图书馆内，电脑终端机永远不敷使用，而以前人们可以同时在墙边排列的目录卡柜前进行查找。在小图书馆内，当唯一的一部电脑有人在用或“出了故障”的时候，所有的藏书就暂时无人能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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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和技术是唯一没有衰退的制度，这说的是在结果方面。做这个说明是有必要的，因为科学和技术并未免于严厉的社会和哲学批评。即使没有发生伪造数据的事情，它们也已失去了神圣性。一种颇有见地的观点认为，正是科学和技术造成了当今社会中最恶劣的弊病。太多理性和机械的东西破坏了人的精神生活。另外，无处不在的数字、技术术语和概念、对体系和公式——无论其是否可靠——的依赖，这一切造成了一种监狱似的气氛。没有变化，没有闲暇，没有未经加工的东西；这种情况扼杀了对生活的简单的热爱。再者，复兴的宗教渴望仍然得不到满足，内部四分五裂的各个教会企图与其他教会团结起来却徒劳无功；20世纪早期在智力方面资本雄厚的神学已经衰弱，无力把文化推离它世俗一科学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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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要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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停止吸烟/系好安全带/吃蔬菜/少晒太阳/减肥/给车后座上的孩子系好安全带/讨论种族问题/使用避孕套/参加志愿工作/少吃肉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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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幅山姆大叔手指画面外的海报上的字句（199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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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种不安之上还要加上对核武器造成的毁灭和对操纵基因造成的混乱的恐惧。克隆是这方面令人不安的各种步骤的登峰造极。但任何担心和抗议都挡不住研究者和工程师的热情和巧思。确实，如今再也没有什么巨大的创新性想法能导致对确立的概念进行重新调整。只有一个重要的新生事物，尽管它的名字引人注意，其实它只是对现有知识的补充，没有造成什么改变。浑沌这一物理学的新分支研究像天气或瀑布内部的运动这类不规则的事物。浑沌不是把整体分为确定的部分，而是从整体中找出格式，因此，与分析的标准方法正好相反，避免了极端简化。它对记录物质和能量如何不断分解的热力学理论提出了怀疑，但没有提出解答。不过，浑沌没有影响人对知识就是力量的信念，他们可以夸口证实了从培根到T·H·赫胥黎所有人提出的设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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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技术，外空方案的奇迹就足以证明它的想象力和万能。1993年6月，位于佛罗里达的外空中心向空间伸出了一根1640英尺长的铜缆，在缆端的一个管子里发电，这是技术进步的一个生动的证明。它使人想到富兰克林，可以说把他的实验颠倒了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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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层空间是展示技术奇观的舞台，网络世界则是表现人类好奇、时髦、饶舌和贪婪的场所。万维网对大众人特性所产生的作用难以确定。它使了无生气的生活方式更为普遍，人人都只是坐在那里盯着计算机屏幕，因而进一步加剧了个人的孤独。它扩大了抽象的领域；对虚拟世界的掌握减少了对具体事物的兴趣。与此同时，网上的内容还是旧有的东西，不过是以多种混乱的方式表现出来罢了。说用户可以“掌握整个知识世界”完全是荒谬可笑的，正如以为计算机最终会思考一样——要等到有一天计算机学会对人冷嘲热讽了才能这么说。只有当人已经有了很多知识，并想得到更多的信息，以求在确定了这些信息的价值后把它们变为知识的时候，“整个知识世界”才能为人所掌握。互联网把错误的想法和信息与其他数据一样不加区别地传播，而最好的知识仍然是通过图书馆的书籍传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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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最后关于“万维网”的报道说，它大受欢迎的结果是造成了进入网络的通道的拥塞；没有任何管理，可以随意向网上输送文字、数字、意见、图片和荒唐的东西，这种情况正在引起混乱，换句话说，正在以电子的形式复制世界。真实世界剩下的优势是它的内容分散在广袤的土地之上，如果脑子里已经没有地方，就不必往里塞更多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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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互联网的力量在于混乱一样，我们的图书馆的力量也依靠由第一修正案所保护的言论自由的混乱和鼓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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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图尔特·达尔泽尔法官（199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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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大众年代的高潮——20世纪的下半叶，竟然找不出知识界中的一位人物与过去历史中的人物相提并论。只能回到世纪的上半叶去寻找有相应广度和力度的思想家。明显的人选是奥尔特加·加塞特，《群众的反抗》一书的作者。他的许多其他哲学著作也是对文化史的贡献。［可先读他的《现代主题》（The Modern Theme）。］奥尔特加·加塞特于世纪中期逝世，但这位当时最敏锐的观察家在对艺术、教育、心理和社会理论的处理中也勾勒出了下一个时期的主要特征。他身后名字并不常被提起，学说并不常被引用，但这不等于对他的定论。［可读约翰·T·格雷厄姆（John T.Graham）所著《奥尔特加·加塞特：对生活的现实哲学》（Ortega y Gasset：A Pragmatic Philosophy of Life）。］早晚有一天，人们必将注意他作为目击者的论述；他也并非唯一的目击者。要充分地了解整个世纪，历史学家也必须倾听另外几个也是生活在那个时代的形成阶段的人的声音。只举三个美国人为例：约翰·杰伊·查普曼、阿尔伯特·杰伊·诺克和利奥·斯泰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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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以上对个人时尚作风和社会制度的概述中，可以清楚地看出衰落中的大众文化并没有沉于惰性。它的活跃是与它所处的困境成正比的。一个领域中的瘫痪以及许多领域中的无能激起了克服它们的积极努力。许多思想敏锐的人准确地注意到文化的停滞，竭力主张采取看似可行的补救办法；谁都明白除了科学和技术之外，没有实现任何进步。但他们对宣称整个西方和这整个时代都已衰落却有些犹豫，而我们现在离那时已经有了一段时间的距离，所以可以毫不迟疑地使用衰落一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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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的有识之士不愿提及衰落，这种勉强是自然的，但话说回来，这并不意味着他们缺乏深刻的见解或勇气。那时留下的一份既没有日期也没有署名的文章最出色地表明了大众的思想和个性，恰好可以作为本书的结尾。它的标题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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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我们以序言来作终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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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谨慎的历史学家在准备预测历史未来的发展之前会喃喃自语‘舍德尔’。这不是什么魔咒，而是一位学识渊博的德意志人的名字，他在1493年，请注意这个日期，汇编并出版了《纽伦堡编年史》。编年史宣布人类历史七个时代中的第六个即将结束，并留下几张空白页用以记录最后的日子中可能还会发生的任何令人感兴趣的事情。我们现在已经知道，后来发生的是新大陆的开发和随之而来的所有发明创造——很难算是结束。我对这一风险心知肚明，但在我们自己这个时代到达终点的时候，还是想在这里写下我觉得可能、可信和有理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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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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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描述性的称呼：不确定的时代、科学时代、虚无主义时代、屠杀的时代、群众时代、全球主义时代、独裁统治时代、设计的时代、失败的时代、通讯时代、普通人时代、电影和民主时代、儿童时代、焦虑的时代、愤怒的时代、充满荒诞期望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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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作家称我们的年代为欧洲时代的结束。这样说从一个意义上是正确的，但从另一个意义上是错误的：它忽视了全球的欧洲化。技术、科学和民主远未在各地占据主导地位，在某些地区它们还在遭受着激烈的反对；但它们共同唤起了人们的向往，激发了他们的渴望。全世界人民想要的不是自由，而是解放和享受。在地球上西方这一角，人民尽情吸收别处人民的长处，指出了实现解放的道路，提供了拥有享受的手段。［值得浏览的一本书是汉弗莱·詹宁斯（Humphrey Jennings）所著《大混乱》（Pandemonium）。］下个时代的情况和特点无可确知，若能猜测得到也就不是新东西了。但关于我们的现在和真正的明天之间这段间隔的特点尽可以进行揣测琢磨。史学家内心总有一股不可救药的冲动，想要从事件中辨识出模式，甚至不惜遭受因预言未来而可能招致的惩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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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描述这段过渡时期时，让我们暂且使用过去时态，像是从2300年回头来看的编年史。睿智的古人迪斯累里说过：‘我们不会错的，因为我们研究了过去，而且我们的专长就是在未来发生时宣称我们发现了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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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大致分为两组，他们不喜欢用阶级这个词。第一组人数较少，里面的男男女女天生有能力掌握技术的产品和自然科学的方法，特别是数学。数学对他们而言正如拉丁文之于中世纪的僧侣。这个现代精英阶层具有几何头脑（＜216），因此特别适合于研究和工程行业。培根勋爵预言说，一旦科学的方法和倾向受到尊崇，这类头脑就将变得相对普遍。标度盘、触发器、蜂音器、测量仪、屏幕上的图像、发光的二极管、节约时间的标志和公式——这些东西给这群人提供感情上的满足，统治他人的手段，以资谈助的内容，以及生活的乐趣和存在的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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