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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层空间是展示技术奇观的舞台，网络世界则是表现人类好奇、时髦、饶舌和贪婪的场所。万维网对大众人特性所产生的作用难以确定。它使了无生气的生活方式更为普遍，人人都只是坐在那里盯着计算机屏幕，因而进一步加剧了个人的孤独。它扩大了抽象的领域；对虚拟世界的掌握减少了对具体事物的兴趣。与此同时，网上的内容还是旧有的东西，不过是以多种混乱的方式表现出来罢了。说用户可以“掌握整个知识世界”完全是荒谬可笑的，正如以为计算机最终会思考一样——要等到有一天计算机学会对人冷嘲热讽了才能这么说。只有当人已经有了很多知识，并想得到更多的信息，以求在确定了这些信息的价值后把它们变为知识的时候，“整个知识世界”才能为人所掌握。互联网把错误的想法和信息与其他数据一样不加区别地传播，而最好的知识仍然是通过图书馆的书籍传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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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最后关于“万维网”的报道说，它大受欢迎的结果是造成了进入网络的通道的拥塞；没有任何管理，可以随意向网上输送文字、数字、意见、图片和荒唐的东西，这种情况正在引起混乱，换句话说，正在以电子的形式复制世界。真实世界剩下的优势是它的内容分散在广袤的土地之上，如果脑子里已经没有地方，就不必往里塞更多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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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互联网的力量在于混乱一样，我们的图书馆的力量也依靠由第一修正案所保护的言论自由的混乱和鼓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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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图尔特·达尔泽尔法官（199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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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大众年代的高潮——20世纪的下半叶，竟然找不出知识界中的一位人物与过去历史中的人物相提并论。只能回到世纪的上半叶去寻找有相应广度和力度的思想家。明显的人选是奥尔特加·加塞特，《群众的反抗》一书的作者。他的许多其他哲学著作也是对文化史的贡献。［可先读他的《现代主题》（The Modern Theme）。］奥尔特加·加塞特于世纪中期逝世，但这位当时最敏锐的观察家在对艺术、教育、心理和社会理论的处理中也勾勒出了下一个时期的主要特征。他身后名字并不常被提起，学说并不常被引用，但这不等于对他的定论。［可读约翰·T·格雷厄姆（John T.Graham）所著《奥尔特加·加塞特：对生活的现实哲学》（Ortega y Gasset：A Pragmatic Philosophy of Life）。］早晚有一天，人们必将注意他作为目击者的论述；他也并非唯一的目击者。要充分地了解整个世纪，历史学家也必须倾听另外几个也是生活在那个时代的形成阶段的人的声音。只举三个美国人为例：约翰·杰伊·查普曼、阿尔伯特·杰伊·诺克和利奥·斯泰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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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以上对个人时尚作风和社会制度的概述中，可以清楚地看出衰落中的大众文化并没有沉于惰性。它的活跃是与它所处的困境成正比的。一个领域中的瘫痪以及许多领域中的无能激起了克服它们的积极努力。许多思想敏锐的人准确地注意到文化的停滞，竭力主张采取看似可行的补救办法；谁都明白除了科学和技术之外，没有实现任何进步。但他们对宣称整个西方和这整个时代都已衰落却有些犹豫，而我们现在离那时已经有了一段时间的距离，所以可以毫不迟疑地使用衰落一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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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的有识之士不愿提及衰落，这种勉强是自然的，但话说回来，这并不意味着他们缺乏深刻的见解或勇气。那时留下的一份既没有日期也没有署名的文章最出色地表明了大众的思想和个性，恰好可以作为本书的结尾。它的标题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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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我们以序言来作终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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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谨慎的历史学家在准备预测历史未来的发展之前会喃喃自语‘舍德尔’。这不是什么魔咒，而是一位学识渊博的德意志人的名字，他在1493年，请注意这个日期，汇编并出版了《纽伦堡编年史》。编年史宣布人类历史七个时代中的第六个即将结束，并留下几张空白页用以记录最后的日子中可能还会发生的任何令人感兴趣的事情。我们现在已经知道，后来发生的是新大陆的开发和随之而来的所有发明创造——很难算是结束。我对这一风险心知肚明，但在我们自己这个时代到达终点的时候，还是想在这里写下我觉得可能、可信和有理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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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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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描述性的称呼：不确定的时代、科学时代、虚无主义时代、屠杀的时代、群众时代、全球主义时代、独裁统治时代、设计的时代、失败的时代、通讯时代、普通人时代、电影和民主时代、儿童时代、焦虑的时代、愤怒的时代、充满荒诞期望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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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作家称我们的年代为欧洲时代的结束。这样说从一个意义上是正确的，但从另一个意义上是错误的：它忽视了全球的欧洲化。技术、科学和民主远未在各地占据主导地位，在某些地区它们还在遭受着激烈的反对；但它们共同唤起了人们的向往，激发了他们的渴望。全世界人民想要的不是自由，而是解放和享受。在地球上西方这一角，人民尽情吸收别处人民的长处，指出了实现解放的道路，提供了拥有享受的手段。［值得浏览的一本书是汉弗莱·詹宁斯（Humphrey Jennings）所著《大混乱》（Pandemonium）。］下个时代的情况和特点无可确知，若能猜测得到也就不是新东西了。但关于我们的现在和真正的明天之间这段间隔的特点尽可以进行揣测琢磨。史学家内心总有一股不可救药的冲动，想要从事件中辨识出模式，甚至不惜遭受因预言未来而可能招致的惩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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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描述这段过渡时期时，让我们暂且使用过去时态，像是从2300年回头来看的编年史。睿智的古人迪斯累里说过：‘我们不会错的，因为我们研究了过去，而且我们的专长就是在未来发生时宣称我们发现了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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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大致分为两组，他们不喜欢用阶级这个词。第一组人数较少，里面的男男女女天生有能力掌握技术的产品和自然科学的方法，特别是数学。数学对他们而言正如拉丁文之于中世纪的僧侣。这个现代精英阶层具有几何头脑（＜216），因此特别适合于研究和工程行业。培根勋爵预言说，一旦科学的方法和倾向受到尊崇，这类头脑就将变得相对普遍。标度盘、触发器、蜂音器、测量仪、屏幕上的图像、发光的二极管、节约时间的标志和公式——这些东西给这群人提供感情上的满足，统治他人的手段，以资谈助的内容，以及生活的乐趣和存在的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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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复杂的东西形成了人们的思想，激发着人们的幻想，如同早时神学、诗歌和高雅艺术所做的那样。新人类把世界看作一个储物库，可以用键盘从中提取所需之物，谁若能增加库中存货就会大受尊敬。能做到这一点的人——越来越经常是女性——可能是发明家或理论家，因为比起前一个时期，对关于宇宙形成和生命起源的各种假设的兴趣不仅维持了下来，而且进一步加强。近200年来，人们一直认为找到最终的答案指日可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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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这个阶级——不，群体——中出现了行政长官和机构领导。这种情况与中世纪时几无二致，那时是僧侣，现在是网络专家（cybernist）。后者引以为自豪的是古希腊文cybernetes一词的意思是舵手、统治者。它证实了他们作为大众统治者的地位。大众既不能读也不会算；这些能力较差的公民绝不是野蛮人，但任何学校教育对他们来说都是浪费时间；这一点在世纪晚期已经证明了。现在有人说错不在学生，而在于教学方法不当；但连教师自己都宣布学生不可造就。于是，废除传统学校的运动迅速赢得了所有人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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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拯救了大众使之不致沦为粗野的蛮人的是500年来西方文化遗留下来的大量文学和历史（虽然存留的形式相当奇怪），再加上可观的东方文化的输入。在这一未受教育的群体中，有些人自己学会了阅读，汇编了文摘，对伟大的故事进行删改，把伟大的思想予以冲淡，给普通人提供了一种高于电视的文化。在21世纪时它的内容就已经相当庞杂了。公共朗读，背诵以旧诗改写的新诗，简单的话剧，还有关于（使上层阶级感到厌烦的）永恒的问题进行的辩论，这些活动滋养着普通公民的思想和灵魂。这种渴望、形象和信息的混合物近似中世纪的修道士、诗人和吟游诗人在古希腊和古罗马遗产的基础上创造出来的东西。这两个时代中的宗教信仰都多种多样，从深挚或一般的虔诚到神秘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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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社会组织，人民自动按照住区和职业分为不同的利益集团，社会给予的某些个人特权也是形成利益集团的因素。民族国家已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地区，面积小得多，但是确定的方法明智合理，是由经济而不是相同的语言和历史所决定的。商业事务掌握在公司主管手中，他们对自己作用的看法与他们中世纪的祖先相似。他们生活中的唯一目标不是扩张领土，而是收购公司和加大对市场的控制，这样做的重要理由是可以提高效率。这一理由很少得到事实的证明，但这方面的活动还是进行得热火朝天，行为者的个性也与中世纪的另一个典型相符合：神经永远紧张，经常对个人和公司采取粗暴的专断行为。开除、辞职、大批解雇工人和职员每天都有发生。然而没有流血事件，伤害和困苦也并不显而易见。自成立以后不断改善的全面福利制度修复了造成的伤害。福利制度的决定是在每个公民的身份号码的基础上由电脑做出的，很少有真正成立的冤情。由于打字错误造成的不公会得到纠正，只是时间早晚的问题。因此不需要公民投票人，也没有造成代议制政府瘫痪的永远的意见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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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等的目标不仅得以维持，而且平等感得到了加强。对科学的信念排除了在重要问题上的不同意见，科学方法使得人同此心。在日常工作中，数字研究的要求指导着消费者、父母、老人和病人。这一伟大的时代正如它开始时一样，也是以一种新的世界范围内的疾病结束，这一点无疑是凑巧。这种病（也同时代开始的那次一样）是通过性接触传染的。不过，经过密集的医学研究，在一段时间后找出了防治的方法，结果主要的致命疾病仍然还是心脏病，经常是由肥胖引起的；对自然的控制显然没有导致自我控制。由许多专门政府机构所保证的统计生活在安全社会的许多领域中都激发了成功的方案和宣传。过渡时期早期肆虐的道德无政府状态突然让位于人们彼此之间的严格监督。后来这种监督逐渐放松，虽然欺诈、腐败、性滥交和在家中或办公室内的暴政没有消失，但因为这些恶行必须偷偷地进行，所以只有胆大妄为或不顾后果的人才敢涉足。就连他们也同意，掩饰是出于对人的尊严的尊重，而不是虚伪的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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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和平与战争，前者是西方有别于世界其他地方的特点。西方和美洲的许多地区组成了一个松散的联盟，遵守布鲁塞尔和华盛顿协调订立的规则；它们经济繁荣，遵纪守法，拥有优势的进攻性的武器；它们决定任由世界其他地方的不同人民之间和他们内部的各个派别互相残杀，直到他们筋疲力尽，不得不寻求和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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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了一段时间，估计有一个多世纪，西方人的思想遭受了一种灾祸的侵袭：那就是烦闷无聊。在这种极为剧烈的侵袭面前，娱乐过度的人们在少数上层阶层焦躁不安的男女的领导下要求改革，最后通过通常的办法，即多次重复一个思想而终于实现了改革。这些激进分子开始学习原来被忽视的文学和哲学著作，并坚持说它们才反映了更充实的生活。他们号召大家以新的眼光来看待那些至今尤存的纪念碑，他们重新开放了长期以来被认为是如此之乏味以至于无人问津的作品或艺术的收藏。他们辨别出这些作品的不同风格和创作的不同年代。简言之，他们发现了一个过去，并且用它来创造一个新的现在。幸运的是，他们（除了几个学究以外）对过去模仿得并不逼真。他们对过去的东西投入了自己特有的看法，因此而为我们新生的，也许应该说是再生的文化奠定了基础。它在年轻有为的人的心中重新激起了热情，他们不断惊叹活着是多么令人欢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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毋庸说明，这位无名作者的侃侃而谈不代表任何当代的意见潮流，只表示了他自己的想法，也无法确知他对未来的这种设想是什么时候，根据什么形成的。但是前面这段对大众生活和年代的概括在时间上可以归置于并说成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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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5年左右纽约所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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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阿尔比恩，希腊人和罗马人对英格兰的称呼。——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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