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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西莫说对了，菲切诺医治人的灵魂。他重拾神学，被任命为神父。虽然他住在卡雷奇庄园，但被任命为纳科里一个教堂的首席神父，只是个闲职，不用做事。15世纪后期这段崇尚人文主义的时间内，天主教的行为给后来的新教革命提供了借口：默默的基督教信仰被公开享受现世的态度所取代；教廷把这些知识分子任命为不在职的神父，用教区的经费把他们供养了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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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会说：“马尔西里奥不是个神父吗？神父与医学有什么关系呢？他研究的占星术又是怎么回事？一个基督教徒与魔法和偶像有什么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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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请告诉我们你为什么谴责占星？它难道排除了自由意志，与信仰一个上帝背道而驰吗？我还要谴责并鄙视你所做的事情呢。菲切诺谈的并不是魔鬼的魔法，而是对人的健康有益的自然界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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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菲切诺《生命之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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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愿每一个有思想的人都感谢上帝，使我们降生在这个新的时代。它充满着如此的希望和期待，高尚有才的人层出不穷，为过去1000年来所仅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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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泰奥·帕尔米耶里《论公民生活》（144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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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和神的结合被普遍接受，皮科·德拉米朗多拉的一举成名便是最好的说明。他是个伯爵，小时是神童，家里早已为他铺平了担任神职的道路。作为对他的鼓励，在他10岁的时候，就已经为他在教皇的一个办事厅里谋到了一个职位。他先后在波伦亚、帕多瓦和佛罗伦萨的大学里学习典雅文字，并自学了希伯来文和阿拉伯文。23岁的时候已经写了900篇论文，其中有7篇遭到教皇谴责，6篇被批评。皮科居然发表了一篇文章进行抗辩。此举极不明智，他被迫逃到巴黎避难，在那儿遭到囚禁。好几个意大利的贵族为他奔走说情，使他终于获释。之后，他定居在佛罗伦萨，在那里进行写作并与“学院成员”交往，直到31岁那年去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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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丁语系的欧洲国家曾把皮科树立为中学生的典范，说他知识渊博，无所不知，学生应该努力向他学习。正是由于这个传统，皮科的名声才得以保留至今。（在我上学的时候，对于成为“真正的皮科”这个要求，教师和学生的态度大不相同。）除了博学以外，皮科的与众不同之处在于他信仰的新颖独创。他虽然信奉人文主义和基督教，但是不局限于福音书和风靡一时的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的大多数理论他确实都不接受，但是，他在诗歌和文章中表示过，在《论人的尊严》的演讲中也指出，所有的神学家和哲学家都只是看到了一部分真理。他想把这两位著名的希腊人、新柏拉图主义的神秘派、托马斯·阿奎那、犹太神秘哲学作者和波斯的拜火教等所有方面的观点都调和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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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可能认为，如此混杂的观点表明了精通多种语言、杂览旁收的危险。然而，今天我们几乎一门外语都不懂，可还是同意皮科的意见。皮科认为人的“尊严”是上帝在亚当堕落之前赐予他的，后来又通过救赎而得以恢复。人文主义者会想起剧作家泰伦斯的一句名言：“我是人。人的任何东西对我来说都不陌生。”尊严当然也可以解释为蔑视福音关于保持谦卑的要求，拒绝承认现实的罪恶。人文主义因此被指控颠倒人与上帝的关系，是无神论，企图去除宗教对社会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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哦，上帝，在天之父崇高的慷慨！哦，人最高尚、最了不起的幸福！他被恩赐如愿以偿，天父赐予他各种各样的种子以及各种生活的萌芽。人不论培育什么样的种子，都会开花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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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如此多变，雅典的阿斯克勒庇俄斯说，人能够改变自己的本性，神话中普罗米修斯就是他的象征，谁不会为人的这种多变而惊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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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皮科《论人的尊严》（148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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彻底的人文主义间接和直接地否定压抑身心的禁欲主义。禁欲主义常常被认为是非人性的，但它和它的对立面一样，都是人的一种倾向。一个禁欲主义者往往是一个能力达到极限的感觉主义者。无论如何，我们使用人性和非人性这两个词的时候概念不严谨，用人性来形容我们的优点或者我们所赞许的东西，给自己贴金。历史学家不会同意这种用法，因为他知道残酷、谋杀、大屠杀也是人的行动中最典型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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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主义者拒绝禁欲的生活，甚至连自责都不愿接受，因此释放了助长个人主义的情绪。意识到自己的才能并希望发展这种才能，这就是个人主义。好社会可以使人感到自己发展的前途无限。因此，个人主义导致解放，这是近代最典型的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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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典雅文字有关的一切都与印刷书籍相关。固然，在发明印刷之前，僧侣中间就彼此传播新的思想和发现，但是文稿的传播十分缓慢，全靠偶然的机会。手抄造成了众多讹舛，高成本限制了流通。如前文所述，印刷使宗教异见变成了一场革命（＜4）。思想的快速传播使得激动的情绪更为高涨。此外，羊皮纸和原始纸张的手抄书卷读起来不方便，处理和储藏也很困难。书后没有索引，即便有也不能令人满意，因为中世纪的人拒绝接受字母顺序——既然没有一条特定的原则来管理，所以字母顺序是“人为”的、“不合理”的。对于爱书的人来说，印刷品会激起深刻的情感。丢勒有一幅炭笔素描画的就是一双手捧着一本书，看起来这位艺术家也是个爱书的人。书和自行车一样，是一种完美的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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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与大教堂较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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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者会战胜后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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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雨果对巴黎圣母院墙上和玻璃窗上的故事发表的感慨（183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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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旧书籍越来越多，识字的动力随之加大。印刷的唯一缺点是，白纸黑字像是有一种权威性，天真的人会误以为书上的每个字都是真理。当不同的书中所载的真理不同的时候（因为写作和出版的动力也加大了），就造成了智力生活的变化。本来是两派之间的争斗，现在变成了群斗。它所造成的概念的模糊现在已经是一种常存的现象，为人们所接受，认为它就像自由经济一样，是筛选真理的好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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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大利在这场变化中又是先驱。15世纪末，威尼斯一个富有发明精神的人创办了阿尔定印刷所。他是个印刷匠，也是人文主义者，自称阿杜尔斯·马努蒂乌斯。他的印刷所在之后的100年中出版了质量最高的希腊文和拉丁文经典著作。阿尔定版本意味着最佳版本，是现在收藏家趋之若鹜的珍品。阿杜尔斯设计出了简单的格式和字体，尤其是发明了斜体字，据说是根据彼特拉克的手迹发明的。平常的字体根据传统称为罗马字体。在这之前，印刷工把最新的手抄本字体刻在金属版上，生产出“黑花体字”版。这种版本作为收藏品如今尤为珍贵。成对的字母之间有连字弧线，当同样的字母并列在一起时，便用该字母的特别字体。一组同型的铅字有240个变体，页面虽美但不易看懂，对于刚刚学会识字的人来说则更为困难。直到20世纪中期，德国还在使用经过改进的“黑花体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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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不只有阿杜尔斯是伟大的印刷设计师。每个国家都有几位这样的天才，例如，法国的埃蒂安纳兄弟和荷兰的埃尔泽菲尔家族。我们生活中的许多便利要归功于他们的发明，如：标点符号、罗马系语言的重音符号、使句子和段落成为独立的意思单位的空间，以及使意思更为清楚的大写字母。统一拼写的要求也是那时首次提出的，也是为了便利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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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一位成就卓著的出版商叫威廉·卡克斯顿。他经商致富，之后兴趣转向文学，着手翻译一本流行的书，译好后手抄出来。据他自己说，他用笔“写得累了”，因此学会了印刷，并在科隆建立了印刷厂。经营了两年后，回到英国。在英国，他继续进行翻译和出版的工作。与外国同行不同的是，他只翻译和出版用方言写的书。几乎所有流传下来的最佳英文作品都是他出版的，比如乔叟的《坎特伯雷故事集》和马洛礼的《亚瑟王之死》。卡克斯顿自己的文笔并不流畅，但他选定一种英国方言，源源不断地出版书籍供给读者，即贵族、乡绅、僧侣阶层，帮助实现了英语的标准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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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第一代国际出版商不只是出书和卖书，他们本身也是学者和赞助人。他们翻译经典作品，扶植作家，自己也搞创作。他们不断重新设计字形，因而产生了排印术这门新艺术。从1500年以来，十几位艺术家为不同的用途创造了各种字体，但同时也没有取缔早期的字体。在鉴赏家的眼中，一本书有年代感，他能从字体上看出成书的年代。当然，新印刷的书还是采用卡斯隆、詹森、加拉蒙的字体，或者其他以早期的印刷匠命名的字体。只是近期在非人的“阅读器”的无声压力之下，才出现了一种丑陋的、劣等的字母（以及支票上印的那种数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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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的来说，高质量的早期印刷书是一件艺术品。页面是一幅构图（composition），排字工人（compositor）的名称即由此而来。页边、行距、缩排、大写字母，所有这些都有仔细确定的比例；木刻插图都出自大师之手，霍尔拜因、丢勒和科拉纳赫就是其中一些最多产的画家。这种对美观的注重并不是新现象，而是中世纪传统的延续，但在一个方面后来还不如中世纪，因为第一个字母已经不用金色装饰了。不过，书的扉页十分漂亮，上面通常印着作家的名字和简介，如：菲切诺，佛罗伦萨人，著名医生和哲学家，后面还加上一句宣传：“怎样照顾学生和文人的身体，保证他们的身体健康。”下面便是对作者赞助人的献词，作者的生计主要就靠这位赞助人。这是一个相当聪明的安排。作者因希望得到恩惠而对赞助人大加赞颂，或对以前曾从赞助人那里获得的馈赠表示感激；赞助人私心大悦，必然对该书关心保护。而且，由于印刷术的发明，书籍广为流传，确有可能使赞助人因此而“流芳百世”。双方都有可能从中获利（说到获利，15世纪已经出现了版权意识的萌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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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实物，那时人文主义者读的书在几个方面与现在我们拥挤的书架上的书有所不同。在16世纪的学者看来，我们现在的八开本书像袖珍本，虽然它也是阿尔定印刷所的发明。16世纪的书又厚又重，是12英寸×15英寸的对开本的大型书。所谓对开本，是把一张大型布制优质印刷纸对折一次，做成四页。书的封面用牛皮或羊羔皮包上真正的木板做成，书的中间用金属搭扣扣住；用布装订书不过才有175年的历史。为了防盗，书上常常用一根链子把书锁住。居然会有人偷书——多么奇怪！直到1750年，耶鲁大学图书馆的立架上还锁着一本对开本的《莎士比亚全集》。旁边的说明写着供学生在阅览室认真研读真正的经典之余“消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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