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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后，由于文化界的巧妙腾挪，文化发展很快被统治者纳入国家体制内，艺术学院、科技学院和大学等文化机构相继出现。作为交换条件，文化界也开始大肆帮助统治阶级装点门面，以加强统治者的权威。首先是篡改历史。所谓统治者，都有一个国家和民族的正统情结，于是文化界便开始按照统治者的意旨编写“正史”；其次是艺术发展。艺术虽然可贵，但艺术家也要吃饭，任何艺术形式的发展都离不开经济支持，而当时愿意并有能力资助艺术家的只有统治者，艺术家们创造出来的作品，自然也就不能违背统治者的意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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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法国，统治阶级尤其善于利用文化光辉美化政治，并且将七大艺术[7]的学者全部纳入官僚体制，死死地将文化和政治绑在了一起，从而开了学者进入官僚体制的先河。比如在公元1635年建立的法兰西科学院，不仅成为整个法国的科研中心，也成为统治者对法国科学文化的控制枢纽，从而将整个法国的文化活动完全置于自己的控制之下，并且逐渐趋于民族化。此外，德国也紧紧追随法国脚步，建立了很多学术机构，但时间上要略晚于法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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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的文化和政治融合后，主要促生了建筑和音乐艺术的繁荣，并且以复兴古典主义时期的艺术风格为标榜。这里之所以说标榜，是因为英国并没有盲从当时的艺术潮流，而是根据自己的实际需要，加以流行艺术风格的选择和开创，实际上具有自己的独特风格。当然，为了表现自己的文化正溯地位，英国的艺术风格也号称继承于古典文化，尽管它们的艺术风格实际上直接来自其他欧洲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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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俄罗斯为了摆脱自己的孤立地位，同样接受了新古典主义文化运动的洗礼，其最主要的艺术表现形式也在建筑方面，同时夹杂自身的民族特色。比如克里姆林宫的建筑风格，就带有明显的古典主义色彩，而宫墙外的圣巴西略教堂，又带有十足的俄罗斯民族风情。在公元17世纪末，俄罗斯统治者[8]还发起了一次规模浩大的识字运动，并仿照欧洲各国，开始兴建科学院和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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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注意的是，虽然欧洲各国都在努力发展文化，但主要还是在发展自己的文化。以欧洲规模最大的法兰克福书市为例，到公元18世纪，只有不到4％的书籍使用欧洲通用拉丁文刊印，其余则全是民族语言和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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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文化简史 3．文化界的“潜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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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学和朝圣行为的兴盛，最终促生出一个跨越国界的文化平台，并且整个“平台”还希望促生出一个拥有共同文化的大欧洲。然而由于国家轮廓的日益清晰，这些学者和艺术家最终还是被国家形式和民族意识隔断，基本上只能靠书信进行交流。如此一来，印刷术起到的作用就更大了，因为书信不仅可以传递信笺，还可以传递书籍等一应信息载体，从而保障了欧洲始终存在一个跨越国界的文化阶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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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些通信的学者中，有曾经谋面的，也有素未相见的，但只要进入这个文化阶层，就能够畅通无阻地进行学习和交流。据史料记载，当时的各国学者，少则与数十人保持书信联系，多则有数百人，往来信件经常堆满他们的书房。至于这些书信所辐射的社会范围，不仅十分广泛，而且极为深入，这是因为书信形式具有天然的匿名性，上到王公大臣，下到村野走卒，都可以毫无顾忌地发表自身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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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这些学者的通信大多具有公共性质，即某位学者收到信笺后，内容并不是给他一个人看的，而是给他所在的整个文化圈子，所以他们都会将信中内容公诸于众。但是由于各种因素的阻挠，学者之间的信笺传递也可能无法送达对方手中，比如政治审查或者气候阻隔等。为了应对这种情况，学者们通常会把同一封信复制若干份，然后寄往同一个文化圈子中的不同学者，以此来保障信息的及时传递。而且由于印刷术的出现，当时的书籍价格大幅下降，因而底层民众也具备了一定的购买能力，从而大幅促进了信息和文化的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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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促成这股文化潜流的还有一支重要的社会力量，它就是资产阶级。商人是单纯以经济利益为目的存在的，由于文化界能够消耗大量文化商品，商人和学者的利益就绑在了一起，因而在学者和统治者的博弈过程中，商人至少在文化商品上站在了学者一边。其中，很多学者为了不被掣肘，本身就兼具了商人身份，后来还衍生出了一种文化商人的新概念，这对于新古典文化的传播和发展，尤其发挥了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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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期阶段，意大利成为整个欧洲的文化传播中心。这不仅因为威尼斯商人建立了覆盖整个欧洲的商贸网，还因为当时逃亡到意大利的东罗马帝国学者，带来了最纯正的古典文化，意大利因此成为古典文化的根据地，以及新古典文化的发祥地。后来，由于占领东罗马帝国的奥斯曼统治者不允许基督教出版书籍，所以东罗马帝国的基督徒只能到位于西欧的意大利求购，这无疑再一次加强了东西欧之间的文化交流，从而为整个欧洲的文化一体进行做好了铺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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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随着意大利经济的衰落，文化传播中心曾一度转向其他国家，如比利时的安特卫普与荷兰的阿姆斯特丹等。总而言之，由于这股文化潜流的存在，欧洲社会不仅始终延续着正统文化（即古典文化）的传承，而且从未放弃过统一欧洲的伟大构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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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文化简史 4．文化交流的几个知名群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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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信方式将欧洲各国的文化界连成一体后，学者之间的交流便从此开始，各种文化不以国界为限制，形成了一个文化层面的共和国。紧随其后，整个欧洲文化平台出现了几个文化群体，并且由他们共同组成了统一的欧洲文化。不得不说，当时欧洲各国的底层民众对外界知之甚少，很多国家和民族都带有盲目的傲慢，对于其他国家和民族充满偏见，如果不是这些学者积极奔走，他们之间很可能连基本的沟通都无法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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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世纪末，以克里斯逊·康斯坦汀·鲁姆夫[9]为首的文化群体首先成形，此人常年穿梭于荷兰和瑞典的政界高层，同时又与两国的文化界多有接触。鲁姆夫当时所做的事情主要是帮助瑞典学者购买所需书籍，因为当时的瑞典在出版和印刷方面还比较落后，政府在书籍方面的禁令也比较严格，而且瑞典及周边国家常年处于战乱之中。如果没有政府背景庇护，即使从境外购得所需书籍，也很难安全带回国内，而鲁姆夫作为荷兰外交使节，则能够轻易办成此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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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鲁姆夫与其他文化圈子也保持联系，其中就包括一位重要人物——斯拜·库伯[10]。库伯不仅是荷兰政界的高层官员，同时还是一名古典语言教授，在古典文化研究方面具有极深的造诣。库伯身边，聚集着大量文化学者，并且包括很多艺术学院、科技学院和大学里的教授。这些人不管是出于政治目的还是文化目的，都在不遗余力地帮助鲁姆夫搜寻书籍，然后再由鲁姆夫带去荷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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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鲁姆夫一样，库伯也和多个文化圈子保持联系，其中最重要的就是荷兰富商尼古拉斯·韦森。韦森虽然是一名商人，但本身具备非常深厚的文化底蕴，他不仅收藏了各种书籍和文物，还将这些东西对外开放，从而为荷兰民众的文化教育作出杰出贡献。在韦森的资助下，荷兰学者得以拥有充足的物质条件，从而开始思考一些世界性的问题，并且已经把目光投向了世界东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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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公元18世纪20年代，希腊著名学者尼古拉斯·马夫洛克达托斯与荷兰大学者尚·勒柯勒克开始接触，从而组建了一张全新的文化网络。其中，马夫洛克达托斯也拥有自己的图书馆，并且孜孜不倦地探索着古典文化，其学术研究成果也曾轰动一时。勒柯勒克主要成就在人文学科方面，同时也是当时欧洲难得的地理学家，其著作对后世的航海家提供了巨大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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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在公元18世纪末期，荷兰藏书家格哈特·梅尔曼也组建了一个文化圈，同样受新古典主义文化影响很大。梅尔曼不仅是一位资深的藏书家，同时又是一位外交使臣，早年还曾到欧洲各地游学。其中，对梅尔曼影响最大的是西班牙著名学者格列高里欧·玛扬思·西卡斯，二人虽然一生未曾见面，却保持通信长达20余年，彼此之间都有很大程度上的帮助。就这样，在国家概念日益强化的欧洲，却由各国学者组成了一个文化上的共同体，并且一直维持到19世纪初才宣告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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