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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法国也在酝酿着一场更大规模的政治运动。在此之前，法国社会虽然存在着多方政治势力，但统治者具有绝对的权威。资产阶级加入战团之后，很快给统治者造成了一次严重的财政危机，其他各方政治势力眼见如此，立即群起发难，要求统治者还政于民，建立民主制度。在这种情况下，统治者自知大势已去，遂决定顺应历史潮流，恢复了文艺复兴时期提出的人权制度，是为欧洲历史上著名的法国大革命，具体时间在公元178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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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次文化运动不仅促成了政治文明的发展，同时也刺激了资本主义的进步，确切地说，此次文化运动最初正是得益于资本主义的兴起。而法国大革命的成功，也对其他欧洲国家产生了巨大影响，仍然以英国为例，不仅紧随法国完成了政治革命，还先于法国成为欧洲第一个完成工业化的国家。接下来，由于机械运转代替了手工劳动，源源不断的人力资源涌向新兴社会产业，从而制造出更多、更好的商品，并且刺激出新一轮的消费。如此一来，欧洲社会的经济发展便进入了一个良性循环，在之后的数百年间一直处于世界领先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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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文化简史 第二章 社会进步阶段的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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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进程的推动，自古少有一帆风顺的，这是历史已经无数次验证过的事实。原因很简单，每一次历史发展的推进，都会伴随着改革阵痛，改革红利会福泽大多数人，也会损害少数人的利益。而这部分少数人，又往往是社会权力的掌握者，这也使他们成为社会发展的最大障碍，社会发展进程因而注定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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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文化简史 1．出现在欧洲大陆的革命浪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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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革命首先在西欧社会引起重大政治变革，然后波及中欧和东欧社会，从而掀起了一场席卷整个欧洲的社会改革运动。在当时，欧洲社会主要活跃着保守派和新兴派两股势力。保守势力认为，社会秩序的混乱完全由新兴势力造成，因为必须恢复旧秩序才能维系社会稳定；而新兴势力则认为，社会原本应该向前发展，只是因为守旧势力的阻扰才发生混乱，因此必须加紧社会改革的步伐。最终，新兴势力作为历史潮流的顺应者，成功取得了此次斗争的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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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来，欧洲各国开始进入君主立宪制时期，这种社会体制虽然保留了君主制，但是国家权力却下放到了民众手中，实际上成了一种共和体制。比如，由全民参与通过的法律，不仅对所有社会民众具有统一的约束力，而且君主也不例外，他们甚至要靠率先垂范和以身作则来增加和巩固自己的权威。如此一来，欧洲社会秩序得以稳步恢复，社会发展也得以快速健康地进行，整个欧洲社会呈现出一片生机勃勃的气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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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君主立宪制还有一个具有进步意义的改变，即国家对于政府权力的限定。在此之前，经济、舆论和文化等行业，都是君主用来巩固自身权力的统治工具，因而受到政治方面的影响司空见惯。但是从此之后，经济、舆论和文化等行业，全部回归到了民众手里，具有了充分的自主权。在这种情况下，各行业拥有了良好的外部环境，发展进步变得一日千里，民众对于君主权力的限制力量也随之强大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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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除了保守派和新兴派之外，还有一股主张鲜明的政治派别，即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派别，简称走社派。走社派思想同样来源于工业大革命的成功影响，他们对于保守派和新兴派的政见都持反对态度，认为政府的作用就是关注每一个人的需求，社会资源应该平均分配给每一位公民，因而社会发展所带来的财富也应该平均分配给每一位公民。这一政治思想虽然显露于20世纪，但是最早可以追溯到公元12世纪，在当时西欧社会的城邦体制下，曾出现过一个同业公会，是为社会主义的雏形。后来，文艺复兴运动中的人文主义，以及宗教改革运动中的启蒙思想，都对社会主义发展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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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庆幸的是，无论是保守派、新兴派，还是走社派，都充分肯定了经济发展对于社会建设的重要性，从而都肯定了工业发展的重要性，走社派甚至还提出了以工业领袖作为国家领袖的政治建议。就这样，工业在当时欧洲得到空前发展，并最终完成了工业机械化，引发社会劳动分工大变革，促使越来越多的劳动力得到解放，转而投入到更具挑战和更富创造力的社会活动当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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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文化简史 2．19世纪的欧洲政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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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概从公元18世纪末开始，大欧洲的概念逐渐发生变化，各国统治者无力谋求征服整个欧洲，甚至无力征服其他国家，因而开始向民众灌输国家的概念，以此来维护自己的已得权益。统治者首先使用的是民族手段，也就是以一个民族组建一个国家，或者以一个主要民族附加若干少数民族组建一个国家。如此一来，欧洲各国民众又有了一种判定自己和外人的标准，而既然有了自己的概念，就要有一个自己的君主。于是，君主们在发生矛盾和冲突的时候，就能够很容易地裹挟民众为其卖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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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统治者又开始大肆鼓吹国家文化，其中最主要的就是以国家为单位编写历史，从而进一步加深民众的国家归属感。在此之前，学术界曾经有观点认为，在民族和社会基础上，国家是政治的自然产物。统治阶级抓住这一点大做文章，很多强化国家概念的历史故事被纷纷发掘出来，甚至不乏一些是杜撰出来的。比如各个国家的战争英雄，他们都为国家和民族的独立而作出了巨大贡献，其中很多人都付出了生命代价，但也因此在后世民众的心中得到无上荣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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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来，统治者又开始在雕塑艺术上下功夫，具体做法还是标榜和传颂，这也从客观方面刺激了欧洲的雕塑艺术，并且在后世欧洲形成一种立碑塑像的习惯。比如铭记各类事迹的纪念碑，在当时的欧洲各国几乎随处可见，碑文内容多为歌颂本国的英勇事迹。其余纪念各类人物的塑像就更加常见了，尤其以胸像（即截止到胸部的塑像）雕塑的技艺最高，作品多以历史上的重要人物为题材。如此一来，被后人纳入雕塑选材的行列，自然也就成为在世者的奋斗动力和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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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者，文学作为传统的政治工具，在这一时期的发展自然也不甘人后。比如欧洲社会的历史小说就出现于这一时期，该类作品多取材于本民族较为辉煌的历史片段，通过艺术处理再现历史的辉煌时刻，从而加强民众的归属感和认同感。以列夫·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为例，就是选取了俄国人民战胜拿破仑的历史过程，内容不仅塑造了俄国人民的伟大形象，而且还凸显了俄国人民独特的民族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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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音乐也是欧洲社会的重要政治工具之一[3]，这是因为恰当的音乐能够对受众情绪产生预期影响。比如公演于公元1830年的荷兰歌剧《波尔蒂奇的哑女》，就是通过完美的音乐舞台表演，激起了比利时人民的国家情绪，并最终促成了比利时从荷兰殖民统治中独立出来。再比如德国的《尼伯龙根之歌》[4]，成功扫除了全国民众的颓靡之风，促使德国人又一次投入到了热火朝天的国家建设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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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而言之，对于当时欧洲各国的统治者而言，他们总是抓住一切因素和其他国家进行区别，从而将国家概念烙印在了每位公民的心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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