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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两本书,现在都翻译成中文了,你们有兴趣看一看,挺有意思的,不枯燥。一个就是《愚神颂》,刚才说过了。还有一本,你们大家大概也知道,奥地利人茨威格,他写的《一个古老的梦》,写的是《伊拉斯谟传》,写得非常好。茨威格是很有意思的一个人,性格很复杂的一个人,跟罗曼·罗兰和高尔基同时代的知识分子。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时候,他就看到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对欧洲文明的摧毁,他感觉到极其震动,非常震动,感觉到,欧洲那么辉煌的文化,经过一场战争,已经成为明日黄花了。有点失落,有些失望。他还写了一本书,叫《昨天的梦》。那本书太好看了,有空可以看看。可以了解很多19世纪末20世纪初那个时候的欧洲的各种情况、文化现象。茨威格跟罗曼·罗兰有接触,和高尔基有接触。他当时以一种非常遗憾一种失落的感情写的,所以叫《昨天的梦》。这个人是和平主义者,而到了后来二次世界大战要出现的时候,他马上警惕到,希特勒一上台不得了了,非常绝望。夫妇两个流亡到了巴西,两人一起自杀了。他对这个世界很绝望。他写的《伊拉斯谟传》,里面有很多他的影子。人文主义在欧洲的发展,可以体会到它的曲折。不是像我们现在所说的,我是自由主义者,我是什么什么主义者那么简单。要真正达到一定境界,需要有一个过程,要有内心的体悟,也要有生活的经历才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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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讲一讲“宗教改革”的后续。马丁·路德的这一场革命,如果就革命本身来讲,我觉得是个短暂的革命,就那么几年,严格讲,就是从1517年到1525年,也就是这么几年,就是从他开始贴“九十五条”到他转而妥协,隐居起来,就这么几年。但是他这场革命所造成的影响却是全欧洲的,几乎没有一个国家不发生宗教战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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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发生了宗教战争,这个战争的意思也就是拿枪动棒了,武斗,新教徒和旧教徒打起来了,也死了人,但是英国解决得比较快。英国与大陆宗教狂热的分裂的状况不同,所以很快解决了这个问题。把基督教作为国教,把圣公会作为国教。国王同时又是英国宗教的领袖,这样就解决了国与教的矛盾。同时,在英国,即英格兰,各种各样的修会,像雨后春笋一样,多得不得了。刚才我讲到了,公理会、圣公会等各种各样的教会。所以伏尔泰从英国考察回来说,如果一个国家宗教只有两种,那它要发生战争。如果一个国家里有三十几种的“宗教”,其实这个宗教应该说是教派,各种团体的吧,反而能够“和平共处”,像英国这样,过得挺好。伏尔泰并不是鼓励多组织一些教派,他的意思就是说,宗教应该宽容,在信仰上应该相互宽容,相互忍让,他是对照法国来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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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情况就不同了。法国在德国发生这场宗教改革之后,两种教派打了三十年仗,这就是法国的宗教战争。法国的新教叫胡格诺派。胡格诺这个名称来源不清楚,到现在也查不出来。反正是相信新教的就是“胡格诺派”,非常激烈,跟旧教打仗打了三十年。最严重的是一次旧教对新教的大屠杀。一次大屠杀,几千人死掉,这在法国是惊心动魄的事情,而伏尔泰指的就是这个。到英国去看一看,是实现了“宗教宽容。”洛克就写过一本书,叫《宗教宽容》。伏尔泰对照法国情况,觉得英国有“宗教宽容”,而法国没有。而在那种教会统治下的欧洲,“宗教宽容”就意味着“言论宽容”,因为大家都是基督教徒。“宗教宽容”问题反映的是社会问题,是“社会宽容”。法国宗教战争打了三十年,最后胡格诺派认输了。法国国王签署了《南特敕令》,允许新教徒信教自由。不过《南特敕令》后来又被废除了,这是后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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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国家也有宗教战争,不叫宗教战争吧,就是这种激烈的冲突,像荷兰,西班牙,都有。慢慢地形成一种格局,首先在“日耳曼神圣罗马帝国”里面形成一种格局,就是有一些国家属于新教的,有一些国家属于旧教的。在“神圣日耳曼罗马帝国”里面就形成了旧教同盟和新教同盟,两个同盟。相信同一个宗教的结成一个同盟,相信另一个宗教的形成另一个同盟。这个痕迹到现在还有,像德国的巴伐利亚州等地信天主教,但是绝大部分地方信基督教。在这个时候,捷克一带的波希米亚,原来是信天主教的。波希米亚人里有一些人要改宗,要信新教,受到了“日耳曼神圣罗马帝国”的干涉和镇压,比如烧了教堂等等,由此就发生了“旧教同盟”和“新教同盟”的一场战争,这战争应该知道,就叫“三十年战争”。“三十年战争”,有两个外来户,一个是瑞典人,再一个外来户是法国人,他们加入进来,卷到三十年战争里面。三十年战争虽然带有宗教色彩,但实际上是一个争夺领土,划分势力范围的战争。这战争一共打了三十年,你们都熟悉,从1618年到1648年,签订了《威斯特伐利亚条约》。刚才有一位同学问我这个问题,《威斯特伐利亚条约》是第一个国际性的多边性条约,暂时把战乱稳定下来,同时把宗教问题也基本上解决了。怎么解决的呢,就是实行旧教的这些国家里,实行天主教传统的国家里,也要给信新教的教徒以信仰自由。这是在《威斯特伐利亚条约》里规定下来的。这样,也就结束了由马丁·路德的“宗教改革”引起的欧洲各地的宗教动乱乃至战争,以后就不再发生这种宗教战争了。这是三十年战争的一个结果,但是更大的结果是,《威斯特伐利亚条约》是第一个国际公约。在这以后,就有些学者创建国际法,第一个提出的是荷兰的格劳秀斯,大家都知道。三十年战争是你们学习国际关系的范围,在这里我就不多讲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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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只讲“宗教改革”所引起的欧洲的政治和经济社会的后果。以后宗教的问题,还是不断地出现,都是一些理论上的神学上的辩论,不再有以前的那种冲突了。但是各方面的活动非常多,非常多的意思就是宗教自由比较大,宽容面较大。基督教底下就分成很多“修会”,通过society来活动,不一定非要服从罗马教廷不可。旧教里面也有很多发展。比如,为了反对马丁·路德的新教,有一派人就成立了“耶稣会”。“耶稣会”一提起来,你们大家可能会知道,利玛窦就是“耶稣会”的。但是属于天主教这个大范畴里的,应该就是“保守派”,是反对新教的,但是“耶稣会”有个特点,就是加入的人不少是有学问的人,再就是他们信仰非常坚定,把传教当作自己的神圣天职,利玛窦就是这样到中国来的。这是耶稣教士,并且属于天主教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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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再补充一点,刚才讲的好像是旧教天主教非常残忍,非常残酷地迫害新教徒。但是在旧教和新教的斗争当中,相互排除异己,在战争中也是非常厉害的。互相把对方看成异端,异己分子,对异己分子就不宽容,直到发生流血。在这里讲个故事,这是法国宗教战争期间发生的一件事情。这件事情引起了伏尔泰的注意,在文化上,也是一个重要的事例。有一家人,叫卡拉,是信新教的,但是只有小儿子,小卡拉,他却是信天主教的。后来忽然有一次,小儿子死在地窖里。这下不得了了,因此就说,老卡拉把自己儿子害死了。结果就把老卡拉一家全杀掉,老卡拉被车裂。因此,伏尔泰写了一本书,叫做《论宽容》,这书我已经推荐去翻译了。《论宽容》当然讲的是宗教,但实际上讲的是,一个社会应该是宽容的社会,自由和宽容是相容的。这本书,我觉得应该是个经典之作。这本书说明在宗教战争期间一个非常极端的例子。这种例子恐怕在别的地方也有,反映宗教战争所带来的一个恶果。新教对旧教也是同样的,比如加尔文,他是新教的“加尔文宗”的创始人,是法国人。后来主要活动在瑞士,他对待瑞士的旧教徒,异教徒,用同样的办法,用火刑,用非人道的行为来对待。有一本书,也是茨威格写的,叫《异端的权利》,讲的就是这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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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教宽容”的问题,在欧洲是个大事情,实际上也是西方人文主义、理性主义发展过程中的曲折。为什么我们在欧洲包括在美国,谈起自由主义或者理性主义来的时候,没有什么太难理解的。而在我们国家,为了一个自由主义,可以有那么多的争论。我想原因之一,是我们的历史经历没有这些曲折。我们的历史非常简单,是朝代更替。19世纪以前就全部是朝代更替。而西方这方面的曲折,给西方人一个教训,有希腊式的理性传统,求知式的传统,再加上历史的这些曲折,西方就成熟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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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宗教革命我就说这些,“宗教改革”是属于14世纪到16世纪甚至于17世纪的事,这是欧洲近代文明不能缺少不能避免的一段。然后下面就好理解了,很快我们就会接触到近代史。关于地理大发现和科学方面的发明,这里我就不多讲了。地理大发现已经说过了,科学发明呢,我不大懂科学,但可以建议同学们看一本书,最近你们学校的吴国盛写的一本书,叫做《科学的历程》。我看过它的第一版,现在据说出第二版了,这样你可以结合起来看,了解在这一段时期里面,科学的发展,科学思想的发展,科学思维的发展。当然我也会讲一点,但不可能讲得特别具体,所以吴国盛的这本书我想值得向大家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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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堂提问与解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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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问:我想问一个问题,就是您在讲“宗教改革”之前,讲了“文艺复兴”。我想听一听您关于“文艺复兴”在欧洲文明史或者是欧洲思潮史上的地位。然后,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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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我是这么一个观点,就是“文艺复兴”不是一下就出来的。我向来主张,要既重视历史的分期,阶段性,也要注意历史的延续性。“文艺复兴”不是天上掉下来的,是几个世纪下来的,但是“文艺复兴”是一个集中的表现,是中世纪和近世纪之间的一块大界石。它标志着从神本主义开始向人本主义转移。而“文艺复兴”对于欧洲文明的最大贡献,我觉得也就是人文主义的诞生和兴盛。而人文主义的发展,也给了“宗教改革”的思想家们一个文化上的支持,一个思想上的支持,具体表现在伊拉斯谟、托马斯·莫尔这些人身上,还有刚才我提到的威克里夫这些人,这些人都是神学家。所以“文艺复兴”,应该说是,不是直接的,但是在文化背景上,给了“宗教改革”以支持、以影响。历史是不能够假如的,假如要是没有“文艺复兴”这一段,“宗教改革”也许不会起来的这么猛烈。我想这个关系大概就是这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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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问:“宗教改革”与近代民族国家的产生有什么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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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我觉得很有关系,但是这个关系不是直接的,不是说“宗教改革”一下子就把民族国家给造出来了。我们一般的说法是讲三十年战争以后,民族国家产生,实际上民族国家的观念是在中世纪产生的。民族国家的观念是中世纪对于近代的一个贡献,就是经过了中世纪以后,慢慢的就有了民族国家的这个观念。但是“宗教改革”呢,发源于日耳曼,并立即扩大到各个地区去。扩大到各个地区之后,就都带有了本地区的色彩,民族色彩。在法国,那个新教就是以胡格诺为代表,在瑞士,是以加尔文为代表,都带有本国的特色。那么,经过三十年战争以后,近代民族国家就形成了。当然,日耳曼例外。但是民族国家这个观念,已经有了,而且成为日耳曼国家的一种民族愿望,民族夙愿。“宗教改革”里面其中有一条,就是马丁·路德所提出来的,教义的民族化,就是不要都用拉丁文的本子,他把《圣经》翻译成德文就是这个意思。宗教的民族化,当然在民族国家的形成过程中是一个重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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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文明十五讲 第八讲 话说“启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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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我想主要讲讲17世纪和18世纪。这一段,在欧洲的文明发展史里面我觉得是很关键的一段。十七八世纪这两个世纪应该是欧洲文明进入资本主义的前期,这两个世纪是西欧发展的关键。从政治上讲,事情是很多的。17世纪有三十年战争,七年战争,等等。18世纪有北方战争,很大的一场战争,二十年,俄国跟瑞典之间。战争是没有办法避免的。战争从过去的宗教战争、王朝战争逐步地转向国家体系、国家之间的战争。在三十年战争进行的过程当中,有英国革命。英国发生了内战,内战当中有一短暂时期的“共和制度”。克伦威尔做执政官,那时没有君主,后来从荷兰迎来了一个新教的君主,就是“光荣革命”,这段历史我想大家都比较清楚。这段政治上的历史基本上是王权的历史。像法国。这时英国比较自由,首先是贵族获得了一点自由,宗教也比较自由,整个的气氛英国是比较自由的,虽然如此但是它还是王朝,还是王制,王朝政治。法国更是如此。荷兰经过所谓“荷兰革命”,从西班牙的统治下独立出来,后来也变成君主国。一般都是王朝,王治,君主制。同时,“宗教改革”之后,各个地方发生的这种宗教的斗争,宗教革命本身就是那么几年的事情。但后来的影响,影响到这个旧教和新教的争斗厮杀甚至于战争,在各个国家都有,特别在法国尤其严重。到三十年战争以后,这个“宗教改革”也差不多过去了,宗教分裂了,分成旧教新教,战争逐步转向国与国之间的战争。在十七八世纪是这样一个状况。既然是这样一个局面,从政治上来讲,总的还是一个王权专制的政体。这是一方面。这个时期是一个很复杂很矛盾的时期。要按我们中国人非黑即白的看法呢,那这个十七八世纪就没有光明可言。君主专制这四个字就解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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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十二 17世纪农民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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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欧洲情况不只是这样的,局面很复杂。“产业革命”就是在这个时期发生的。技术的改进,生产力的发展都是在这个时期。作为一种科学思维,不再只是信仰的思维,是客观的用人的眼光来看待世界,来看待外界,包括看待自己本身。从16世纪开始已经有这个苗头了。17世纪就更明显了。17世纪是一个“科学思维”时代。为什么这样叫,下面我还会讲。那么,到18世纪有了“产业革命”,生产力大大地往前推进,商业大大地发展,这是第二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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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现在要着重讲的是第三个方面就是思想上,文化上的,人文上的。十七八世纪是西欧文明史上的一个关键时期。有的西方学者把这两个世纪概括为“思想革命”时期,另外一些学者呢,一般也是我们中国学者们所认同的,叫它“启蒙时期”或“启蒙运动”时期。提起“启蒙”来,大家也都知道,最近几年,在中国的知识界当中,也有这么一种想法或潮流,我看也不一定成为“潮流”。现在某些所谓的“新左派”,认为“启蒙”已经过时,现在已经不是“启蒙时代”,是“后现代时代”,是“后工业化时代”,“后殖民主义时代”。这三“后”来自于美国人,来自于美国很小一部分学者的看法。关于“后现代主义”,现在叫的很多,文章写的也很多,都以为是西方都这么叫的。其实不是。欧洲这么叫也是从美国返销过来的。比如说法国,称新思潮,一种新的哲学思潮,文学界或者叫做新浪潮,或者叫什么之类的,就是这么直接叫的。这种新思潮新浪潮一般都出在法国,这些人一般都到美国去过。到了美国,将它加以“美国化”了,也就是“实用主义化”了。美国是任何一件事情都是非常政治化的。其实本来这些新思潮新浪潮新哲学在法国在欧洲没有这么深的意识形态色彩,没有这么强的政治性。福柯有什么政治性呢?但是到了美国之后一切都政治化了。德里达有什么政治性?没有什么政治性的。在欧洲,这些新的思潮只是对现实社会的一种批判。工业化走到头了,出现了这些思潮,到了美国之后干脆给它加了个“后现代主义”,以致全世界都沿用这个“后现代主义”。实际上在美国,后现代主义者也只是学术圈子里面很少的几个人,比如说在杜克大学有,哥伦比亚大学有,哈佛有。我们中国把它引进来了,把它当成一种“主流思想”,而这种主流思想就同反传统联系到一块,把“启蒙”也给反了。认为“启蒙”过时了。我先表明我自己的态度,我不同意这些看法。“启蒙”不是一个具体的东西,你要或是不要,先要弄清楚“启蒙”是什么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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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十三 伊玛努埃·康德(1724—1804),德国哲学家、思想家。他在《答复这个问题:“什么是启蒙运动?”》中说:“要有勇气运用你自己的理智!这就是启蒙运动的口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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