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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才我也讲了,在“启蒙运动”时期,工业革命正在发展,以蒸汽机为代表。实际上瓦特只是一个代表,只是一个符号。工业革命在这以前已经开始了,在英国,在纺织行业。不过瓦特有一个大功劳,就是他发明了蒸汽机动力,这个动力是不得了的。那是个“动力革命”,完全代替了手工了,另外还代替了风力水力这些自然的动力。用蒸汽带动机器,大大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所以称作工业革命或者叫做产业革命的一个象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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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整个17世纪、18世纪,西欧在加速度的向近代发展。西欧的资本主义是怎样出来的?17世纪、18世纪做了非常充分的准备——物质上、精神上、人文上,而且这个时期在西欧也确实是各种学术、各种文化、科学,特别是科学思维最发达的一个时期。“启蒙”这个东西的确是一个很好的东西,而且是需要延续的,因为新东西不断出现了。所以我对这段历史研究的结论就是,“启蒙”也许在西方过时了,我看也不见得,新的东西那么多,至少在中国没有过时,我们还需要“启蒙”。现在有些文章说“启蒙”过时了,我只能说我不同意。我想今天我就讲这么些,主要的就是讲“启蒙运动”的来源,“启蒙运动”的全盛时代和它对欧洲文明的影响和地位。大家有什么问题写个条子上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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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堂提问与解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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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问:对于中国现在的“启蒙”,您认为采取什么形式更合适?尤其在对待外来文化和传统文化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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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我觉得这个问题可以写一篇文章了。我个人认为“启蒙”的落实,特别值得对中国说。我们中国现在愚昧的地方还很多,就是非理性的东西还很多。“启蒙”就是刚才康德说的那句话,把自己身上“不成熟”的东西去掉。“不成熟”呢有很多了,可以做各种各样的理解。首先是愚昧吧,封建吧。我们,包括一些外国人,看中国经常就是看北京,看上海,看深圳,何况就算是北京、上海、深圳,也还需要“启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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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觉得“启蒙”不是反映什么形式的问题,这恐怕要寄希望于教育的发展。而在教育方面呢,恕我直言,我们的教育有很多问题。所谓的“启蒙”,就是要让大家用理性来看待问题,就像康德说的,要有勇气使用你自己的理智。我想这句话我们还做不到,还差很远,有时候还是处在一种蒙昧的状态当中。在我看来,我们的“启蒙”最需要的,还是一句老话,就是科学、民主的精神。我最近在看电视,有一些人在回答记者的问题,要发扬民主嘛,要“为民做主”嘛,你要是对民主还做这样的理解,你说这还不需要“启蒙”吗?民主就是要为民做主,谁为民做主啊?那句名言“当官不为民做主,不如回家卖红薯”,是这官给你民主,你就有民主,他不给你民主,就没有民主,如果这样理解民主的话,这民主的精神就是空的。我这里讲的都是精神,一种是科学的精神,一种是民主的精神。科学有两方面,一个是基础科学,一个是技术,技术领域的。另外,民主的方面,我认为也有两方面,一个是制度,一个是精神。制度呢,你成立一个机构就成立一个机构,建立一个体制,就是一个体制,但是你得有自由的精神,没有自由的精神光有一个壳,那就是空的。五四运动从西方引进的“德”先生和“赛”先生,那个“德”——民主,是包含精神在内的。这几方面,就从知识界来说,我觉得还没有达到一个成熟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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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觉得外来的文化,我们确实引进的越多越好,这样可以使我们开阔眼界,但是一定要分清楚糟粕和精华。我们现在的引进,我很担心的把西方乱七八糟的东西都引进来了,而且引进的还非常像样,比西方还“西方”,但是人家很精华的东西没进来,学的是最容易的、表面的、包装的东西。你要讲外来文化,应该包括它的传统。将来诸位可能还会做研究工作,西方的传统文化也需要学习,应该说是了解吧。社科院哲学所的贺麟先生30年代有两句话:要系统全面地学习中国的学问,同时全面系统地学习西方的学问。他说的两个全面系统不是一知半解。但是你说你将来不做这个工作,去干别的工作,那是另外一回事情,但作为一个人文学者来说,这两个“系统”是不能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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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问:中国和西方是不同的,不同在于中国传统社会是更成熟的农业社会,中国出现的问题是由于西方的冲击产生的,是现代资本主义的扩张带来的,所以解决这样的问题是否真的需要“启蒙”?需要所谓的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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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那你那个没有答案的答案是不是就是不太需要“启蒙”了?或者是不太需要所谓的理性了?中国近代问题的产生是来自西方的冲击,这确实不错的。老实说,要是没有西方的“冲击”,中国的大门还是打不开的,这是历史的事实。这不但是我们承认的,连康有为老人家都承认,这不需要多深的学问。康有为给皇帝上书,他有很多“上皇帝书”,其中就有一句话,如果地球没有开发,西方人不过来,中国仍然沿着老路再走一千年,也就是如此。康有为看到的问题,我觉得我们今天更应该看到。我觉得我们应该谦虚一点,我们的农业社会是否很成熟了,这个我没有调查研究过,但至少我们要承认,我们的民族,我们的社会需要“启蒙”,启什么蒙,启不懂科学,不懂民主之蒙,说穿了,理性也就在这个地方。现在也有人反对理性,不是说不需要理性,是说理性妨碍自由,这我就奇怪了,不要理性的自由是什么样的自由啊?我想建议你们看看约翰·密尔的《论自由》,把自由讲的比较全面。自由本身是包括理性的,不是非理性的。现在有一种解释是把理性解释成宿命,这是一种很奇怪的解释,好像你理性地去安排一件事情,一切按你的计划去进行,这是妨碍自由的,这种解释我还不太懂。理性诚然是从神学来的,甚至在柏拉图时候就有这个字,但是随着时代的发展,理性的概念,大家可能会越来越加深认识。我觉得理性不是太难理解,在英文就是common sense,常情常理。“塔利班”你能不能说它是理性的,为什么?因为它不符常情常理。我觉得不能把理性太抽象化了。这个问题我就说到这,我们还是需要启蒙的,既然需要启蒙,当然我觉得理性还是要坚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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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问:启蒙运动与古代希腊精神有无承接关系?若有,您认为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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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在我看有两点承接关系,一个是对物质世界的研究,对物质世界的兴趣;再一点就是它的思辨性,也是理性,就是反复论证,反复思辨。一种开放的,容纳百川的自由的精神,就是希腊的精神;再有就是求知,是求真知,伏尔泰有一句话,这句话就是从希腊来的,叫求真知:“in search of truth”。找到真相,真正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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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问:启蒙运动与法国大革命无太大关系吗?那么请问法国缘何爆发激烈的革命,而非英国的渐进的、缓和方式?其内部真正的原因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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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这回答简单一点吧,法国大革命肯定是与“启蒙运动”有关系的,我刚才说的只是我没有找到那条关系的线索,思想当然是有影响的,它爆发的起点是反专制、反旧制度,反对旧制度的财政、税收负担,等等。而且现在法国大革命在西方已经成为一门专门的学问。那到底它的原因是什么,真正的原因是什么?在开始的时候,什么人都有,对社会不满,对专制制度不满,就起来冲击一下,运动就是这样起来的。接下来才是精英出来领导,就是罗伯斯比尔、丹东这一批人。我不是说它没有关系,是有关系的,但是这条线是怎么过来的,至少我没有弄明白,还没有找出原因来。后人写的文章,说罗伯斯比尔是骑在马背上的卢梭,这话说的很动人啊,很有文学性,但是你得找出来到底这条线是怎么过去的,至少我还要继续研究。英国确实和法国的情况很不同。英国比较早议会和王权就分家了,13世纪的“大宪章”,应该说是一个消减王权的文件,当然它是代表贵族利益,当时的农奴和农民是不可能搞出一个“大宪章”来的,它是贵族和王室的妥协。但是这个妥协的条件,是在国家大事上,特别是在税收、在征兵、在对外宣战这些关键问题上,没有议会的同意,国王是不能擅自动作的,这是“大宪章”的核心。但是贵族,就是未来的资产阶级,同王室分权,13世纪的时候英国立国还不久。以后沿着这个路子下来了,国王是不能专断一切的,因为有很多习惯法,处理一个事情有一个法,这些法不但约束社会、贫民,同时也约束王室,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爱德华八世不爱江山爱美人,那对不起,你下台。英国这些确实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当然这其中也有暴力的东西,也有内战,内战的结果把国王送上了断头台,这也是血腥的,但是这整个路子下来是一个渐进的过程,这点英国人很自豪,说他们渐进的革命避免了法国大革命的暴力,白色恐怖。这话虽然出于英国人民族主义的自豪感,但是想想也不是没有道理。王权逐渐缩小了,成为“虚君”了,有这么一个“虚君”对维持英国社会有点好处。我有一年去英国,正赶上是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的生日,她的生日就是它的“国庆”,我出去转转,到了白金汉宫的门前,那个时候已经在做准备了,准备下午的大游行。白金汉宫门前站着两个警卫,人高马大,眼睛眨也不眨,那些游客一个个找他们照相,我也照了,威严得很啊!到11点钟,准时地,女王侍卫队换岗,很有意思,原来那些卫兵每人牵一匹高头大马,在院子里站一排,新的要上岗的站一排,叽里咕噜的说一些,估计是敬礼的话。下午就是大游行,我没有去看,我在宾馆看现场直播,女王还有家属什么的都在白金汉宫的看台上站着,两边都是大臣,首相也在内,当时首相是谁,我就忘了,站在观礼台上,全都是燕尾服,规规矩矩,女王一出现大家鼓掌欢呼,人群中的老太太还掉眼泪。然后就是阅兵,阅兵是一个军团、一个军团地接受检阅,那个军团早就不存在了,那是老军团,仪仗队,英国人像过节一样。有一个美国游客和我在一块,就我和发感慨,他感觉很“不可思议”,英国就是这样保留王室,但是,说老实话王室没有什么实权了。把老百姓的税收里面相当一部分给了王室,养着他们。但随着时代的发展,英国的王室也没有什么价值了,现在女王也要交税了,原来是王室只能和王室通婚,所以伊丽莎白二世找的是希腊王子,结果查尔斯太子不争气,娶了个叫什么的女孩子,现在王室的威权就更虚了,越来越虚了。但是英国作为一个资产阶级民主社会,就这样维持下来了。但是法国情况就不一样。大革命后,就来一阵白色恐怖,革命的恐怖,互相残杀,罗伯斯比尔把丹东杀了,然后有人又把罗伯斯比尔杀了。这个是派性,典型的派性就是从法国大革命来的。本来他们都是要推翻旧制度的,但结果互不相容,杀来杀去杀不出什么人来了,出来一个拿破仑。拿破仑打着民主、正义的旗号,先是督政府,然后当了皇帝。拿破仑是以皇帝的名义,向欧洲推广法国的革命原则,很奇怪吧?就是“平等、自由、博爱”,但是他是一位皇帝,打了15年仗,这是法国。但英国不一样,你要是说内部真正的原因是什么,不是一两句话就能说明白的。你一定要懂英国和法国的历史。到现在,一般来讲法国人对法国大革命的历史是非常自豪的,尽管在学术界里有争论,这场大革命的结局如何,包括康德、黑格尔对法国大革命的批评,但是对法国大革命的原则是支持的。就好像英国支持他们的渐进革命一样,国情不一样,历史也是不一样的。英国早期的议会确实就像个议会,虽然是贵族。但是法国的三级议会就不同,是国王的御用工具,直到大革命前期才分裂,才不起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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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问:您不赞成“后现代主义”的立场,但是您认为,为什么会有这么些人站出来反对“启蒙”呢?尤其是在中国,这些人显然也知道中国落后,但为什么他们会表现得这样“不通情理”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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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这我就不太懂,他为什么要反对?恐怕也不是反对,可能觉得这个东西(“后现代”)挺时髦的,就说“启蒙”过时了,大概连什么叫启蒙,中国需不需要启蒙都没有考虑,就跟着美国很少数的人喊“后现代主义”。我不是不赞成其立场,“后现代主义”没有一个固定的立场,他们没有一个共同的东西。但是从一点上,比如说是科学,它就觉得科学不行,启蒙不行,理性不行,他们并没有说现在“行”的是什么东西。在批评资本主义上,“后现代主义”好像很先进,但是批判的结果是什么呢,不知道。再者一些号称“后现代主义”的文章,我说的是外国人的,我看不太懂,中国人写的“后现代主义”的文章我更看不太懂,你们哪位学问大,可以说说。我在法国见到德里达,很平常的一个人,但是他跟我说的几句话,我觉得很到点子上,他说:“我这个‘解构主义’,你首先要精通法语,我是靠着法语作为基本工具来解构它的,所以我的作品是不可翻译的。”我回国以后就让人去哲学所借一本德里达的书,那个时候哲学所没有他的书,只有一本翻成英文的,我就拿来看,老实说,我真看不懂。人家老先生已经说了:我的东西是“不可翻译的”,你偏偏要翻,不是白费劲吗?所以“后现代主义”这个东西,在西方据我了解,了解的人也不是很多,不像在我们中国有的人所想的那样,觉得它是多么大的一股主流思潮。但是有一点是可取的,它对现实是批判的,对当代资本主义是批判的,对现代化的负面影响是批判的,难道科学有负面影响就不要科学了?民主有负面影响就不要民主了?如果倒过来这样问的话,特别是对于我们中国的国情来说,就远远不是“后现代”的问题,我们现在还没有到“现代化”呢,我们现在处在“前现代”时期,离“后现代”还远着呢!现在“后现代主义”在中国的一些知识分子当中还是挺有影响的,原因就是觉得物以稀为贵。你这里说“尤其是在中国,这些人也知道中国很落后,但为什么他们还会表现的这样‘不通情理’呢?”你这个问题问的非常好。老实说我也不太懂。明明现在中国的问题是国企改造,是“三农”问题,是科学不发达。在科技上,报纸上说我们数第一,数第二,数第三,等等,但总体来讲呢,看十六大报告上,我们怎么讲的,我们什么时候能成为“全面小康时期”,我们什么时候才能变成世界“中等”发达国家啊?这不是随便说说的。稍微离北京、上海远一点,你去看看,去农村看看,我们广大的国土是农村。就算在北京,这个“文化中心”,你举目四望,文化水平怎么样?教育水平怎么样?这个时候还说不要“启蒙”,你说还通不通情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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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问:您是否认为中国传统文化中有科学精神存在?例如:“史官文化”的“春秋笔法”正是一种实事求是的态度?是否也可以称作是科学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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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这个问题我建议你们自己也讨论讨论。中国传统文化中有没有“科学”精神?李约瑟已经提出了“李约瑟之谜”。你们大概也知道,他搞中国科技史,搞了半天都是技术,纺织机怎么改造的,水沟怎么挖的。我看过一个根据李约瑟的中国科技史办的展览,说老实话,我没有看到科学这个东西,只看到“技术”。当然有一个理论我觉得是可以参考的,春秋战国的时候,百家争鸣,百花齐放,如果发展下来的话,也许会有科学出现。但是到秦始皇以后,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能吸收进来的都是能和儒家合起来的东西,比如说印度的佛教,中国古代的道教,这样磨合来磨合去,到宋朝的时候,磨合出来一个儒、道、释三合一的宋明理学,你说这里有科学精神,我觉得不是。有的地方,有些形而上学的东西,但是刚一露头就不再往下发展了,比如说宋朝时的张载,我们现在把他称作唯物主义,但他提出的东西就一个“气”字,我们就认定他这个“气”字是唯物主义。中国的思辨精神很差,就那么几个字,随你去解释。“史官文化”中的“春秋笔法”我和你的理解不太一样,我觉得“春秋笔法”正是不实事求是的表现。运用“春秋笔法”,就是把你要批评的东西,要讽刺的东西,都用“春秋笔法”来概括,这就是我们的一个不好的地方。“微言”没办法张显“大义”。讲“史官文化”要弄清楚,史官是朝廷的一个官,左史记言,右史记事,这是史官的任务,所记的言,所记的事都是帝王的事,帝王的情。“史官文化”是个什么性质的文化呢?我建议你们看看《顾准文集》,那里说的非常清楚。要说近当代称得上思想家的,我觉得顾准算上一个,不是惟一的一个,也是其中重要的一个。“史官文化”就是一切要围绕着政治、为当时的政治服务的文化。“史官文化”这四个字不是顾准的发明,是范文澜的发明,他写《中国通史简编》就有了。自从中国有文字历史以来,史官就是朝廷的一级命官,这也给中国带来一些好处,就是每朝都修史,所以我们有二十五史,号称正史,西方就没有。我们中国历史就是如此,一直到清史就是二十五史,要是没有算清史,就是二十四史。基本上保持了朝代历史的发展,这也是中国史学的一大贡献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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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问:理性对应的英文是“rationality”吗?含义是对利益得失的计算。太多强调理性是否会导致人类失去温情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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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理性在英文中一般是“reason”,就是理由。“rationality”更多偏向于唯理的。“含义是对利益得失的计算”我看不出来。“reason”这个东西更是人文的东西,在我看来理性应该是人性里面最核心的那个部分,但它最早是神学理论的东西,上帝代表理性,是神学的理性。到“文艺复兴”以后,慢慢地理性逐渐从神学归还给了人。“太多强调理性,是否会导致人类失去温情?”你这里说是太多强调。现在有一种理解是把理性同命定论联系起来,或者是同目的论联系起来,你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有一个合理的安排,一步步达到这个目的,但实际情况并不是这样的,所以认为理性妨碍了自由的发展。如果你非要这么去辩论我觉得未尝不可,但我觉得理性的包容性应该更大点。“人类失去温情”,这个很难说,我觉得要是发扬了理性,恐怕也就包含了正确的、必要的温情,无原则的温情不是理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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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问:请您谈一下休谟当时的思想体系,其思想体系在欧洲思想体系中的位置。尤其是与康德古典这些之间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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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你这个问题提的不错。刚才忘了提,18世纪启蒙运动的全盛时期是在法国,但在英国也有几位思想家,影响全欧洲,然后扩展到北美,一个就是你说的休谟。休谟最重要的论点还是继承经验论、感觉论,当然他在道德、幸福等问题上也发挥的很充分,但更多的是讲人的理智和感情是一致的,跟理性也应该是一致的,这倒回答了刚才的问题。他的思想体系占有很重要的位置。这是毫无异议的。康德很受他的影响。康德的东西很不好懂,拿起来就让人头疼,他的起点是经验,但是他又说光靠经验是不够的,因为经验不能解决经验以外的东西,经验以外的东西要靠什么,按他说要靠先验理性,这就比较神秘了,所以就有纯粹理性批判了。但他不否认经验,这个经验,康德所接受的就是休谟的,休谟对后来德国的影响是不容忽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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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问:我非常赞成您的观点,但是您认为中国有没有进行“启蒙运动”的现实性?或者说我们有没有条件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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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启蒙运动”,我总觉得“运动”这个词有点别扭,但是大家都用,所以就随口说出来了。“运动”在我们的观念里面,总是有一种做好准备,宣传、鼓动,传达点什么东西,讨论点什么东西的意思。我觉得“启蒙”确切地说不是movement,或者是campaign,“启蒙”是一个过程,是process,是人慢慢觉醒的过程,觉悟到什么程度呢,觉悟到康德说的那种程度,我身上还有很多不成熟的东西,需要成熟起来。“启蒙”我觉得对中国来说应该是有一段我们民族的反省过程,这个我们是有的,不是没有。比如说从严复开始,到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这段时期,不到一百年吧,这段时期在知识界里我觉得就有“启蒙”的影子,虽然不像法国有个全盛的时期,但是在讨论。“五四运动”是把旧制度揭了一层皮,然后接下来呢,很快地从国外引进一些东西,产生了一批新文化运动的先进人物,其中各种各样的人都有,包括鲁迅、胡适,包括观点十分对立的人。所以在上个世纪的20—40年代这个时期,在抗日战争以前这个时代,正是我们国家不统一的时候,先是北伐战争,国民党统一了以后,没有多久就跟日本打仗了。军阀割据的时期,有一个特点倒是给各种学说的发展提供了条件,由于军阀是割据的,都是大老粗,因此没有一个统一的意识形态,所以在上世纪的20—40年代形成了一次春秋战国以来,几千年以来真正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段时期,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人文科学,哲学,各方面的著作是很不得了的。周谷城先生做了一件好事,把这个时期全部出现的著作,有三千种,都复印了,由上海中国书局复印,统称为“民国丛书”。周先生在前面写了总序,我前面说的是在他总序里提到的。这个时期由于没有一个统一的意识形态,都各说各的,没有从上到下的“文禁”,因而形成了从来没有过的学术思想上的自由局面。我们稍微回顾一下历史,我们现在争论的学术上的问题,很多在那个时候就出现了。比如说主张“全盘西化”的有了;主张“守旧”、沿着封建的路子走下去,吸收一点西方的路子的,有张君劢等。也有中间的,还有觉得应该继续沿着孔孟之道走的,如梁漱溟就是个代表。蔡元培先生当北大校长的时候,把各色人物都请来做教授,连辜鸿铭这样的怪老头都请来,这是了不起的气魄。这个时期我觉得有点“启蒙”的样子。然后就要打仗了,以后的事情大家也都清楚的。“启蒙”不是有没有进行的现实性的问题,而是一个过程。其实我们现在都是在启蒙当中。比如我到现在还不用电脑,老顽固了,因为我太老了,学不会,但是我能否定电脑、否定网络吗?但在这个领域里面,要是我再年轻若干岁的话,我是需要启蒙的,我感觉,没有一个人能说自己不需要启蒙,说句最通俗的话,你不知道的东西,总比你知道的东西多得多。“生也有涯,知也无涯”,这是庄子老先生的话,但是他最后一句话说错了,“以有涯逐无涯,殆矣”,不要这最后一句,知识是没有终点的。我觉得“启蒙”至少现在是有现实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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