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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那你那个没有答案的答案是不是就是不太需要“启蒙”了?或者是不太需要所谓的理性了?中国近代问题的产生是来自西方的冲击,这确实不错的。老实说,要是没有西方的“冲击”,中国的大门还是打不开的,这是历史的事实。这不但是我们承认的,连康有为老人家都承认,这不需要多深的学问。康有为给皇帝上书,他有很多“上皇帝书”,其中就有一句话,如果地球没有开发,西方人不过来,中国仍然沿着老路再走一千年,也就是如此。康有为看到的问题,我觉得我们今天更应该看到。我觉得我们应该谦虚一点,我们的农业社会是否很成熟了,这个我没有调查研究过,但至少我们要承认,我们的民族,我们的社会需要“启蒙”,启什么蒙,启不懂科学,不懂民主之蒙,说穿了,理性也就在这个地方。现在也有人反对理性,不是说不需要理性,是说理性妨碍自由,这我就奇怪了,不要理性的自由是什么样的自由啊?我想建议你们看看约翰·密尔的《论自由》,把自由讲的比较全面。自由本身是包括理性的,不是非理性的。现在有一种解释是把理性解释成宿命,这是一种很奇怪的解释,好像你理性地去安排一件事情,一切按你的计划去进行,这是妨碍自由的,这种解释我还不太懂。理性诚然是从神学来的,甚至在柏拉图时候就有这个字,但是随着时代的发展,理性的概念,大家可能会越来越加深认识。我觉得理性不是太难理解,在英文就是common sense,常情常理。“塔利班”你能不能说它是理性的,为什么?因为它不符常情常理。我觉得不能把理性太抽象化了。这个问题我就说到这,我们还是需要启蒙的,既然需要启蒙,当然我觉得理性还是要坚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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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问:启蒙运动与古代希腊精神有无承接关系?若有,您认为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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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在我看有两点承接关系,一个是对物质世界的研究,对物质世界的兴趣;再一点就是它的思辨性,也是理性,就是反复论证,反复思辨。一种开放的,容纳百川的自由的精神,就是希腊的精神;再有就是求知,是求真知,伏尔泰有一句话,这句话就是从希腊来的,叫求真知:“in search of truth”。找到真相,真正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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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问:启蒙运动与法国大革命无太大关系吗?那么请问法国缘何爆发激烈的革命,而非英国的渐进的、缓和方式?其内部真正的原因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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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这回答简单一点吧,法国大革命肯定是与“启蒙运动”有关系的,我刚才说的只是我没有找到那条关系的线索,思想当然是有影响的,它爆发的起点是反专制、反旧制度,反对旧制度的财政、税收负担,等等。而且现在法国大革命在西方已经成为一门专门的学问。那到底它的原因是什么,真正的原因是什么?在开始的时候,什么人都有,对社会不满,对专制制度不满,就起来冲击一下,运动就是这样起来的。接下来才是精英出来领导,就是罗伯斯比尔、丹东这一批人。我不是说它没有关系,是有关系的,但是这条线是怎么过来的,至少我没有弄明白,还没有找出原因来。后人写的文章,说罗伯斯比尔是骑在马背上的卢梭,这话说的很动人啊,很有文学性,但是你得找出来到底这条线是怎么过去的,至少我还要继续研究。英国确实和法国的情况很不同。英国比较早议会和王权就分家了,13世纪的“大宪章”,应该说是一个消减王权的文件,当然它是代表贵族利益,当时的农奴和农民是不可能搞出一个“大宪章”来的,它是贵族和王室的妥协。但是这个妥协的条件,是在国家大事上,特别是在税收、在征兵、在对外宣战这些关键问题上,没有议会的同意,国王是不能擅自动作的,这是“大宪章”的核心。但是贵族,就是未来的资产阶级,同王室分权,13世纪的时候英国立国还不久。以后沿着这个路子下来了,国王是不能专断一切的,因为有很多习惯法,处理一个事情有一个法,这些法不但约束社会、贫民,同时也约束王室,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爱德华八世不爱江山爱美人,那对不起,你下台。英国这些确实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当然这其中也有暴力的东西,也有内战,内战的结果把国王送上了断头台,这也是血腥的,但是这整个路子下来是一个渐进的过程,这点英国人很自豪,说他们渐进的革命避免了法国大革命的暴力,白色恐怖。这话虽然出于英国人民族主义的自豪感,但是想想也不是没有道理。王权逐渐缩小了,成为“虚君”了,有这么一个“虚君”对维持英国社会有点好处。我有一年去英国,正赶上是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的生日,她的生日就是它的“国庆”,我出去转转,到了白金汉宫的门前,那个时候已经在做准备了,准备下午的大游行。白金汉宫门前站着两个警卫,人高马大,眼睛眨也不眨,那些游客一个个找他们照相,我也照了,威严得很啊!到11点钟,准时地,女王侍卫队换岗,很有意思,原来那些卫兵每人牵一匹高头大马,在院子里站一排,新的要上岗的站一排,叽里咕噜的说一些,估计是敬礼的话。下午就是大游行,我没有去看,我在宾馆看现场直播,女王还有家属什么的都在白金汉宫的看台上站着,两边都是大臣,首相也在内,当时首相是谁,我就忘了,站在观礼台上,全都是燕尾服,规规矩矩,女王一出现大家鼓掌欢呼,人群中的老太太还掉眼泪。然后就是阅兵,阅兵是一个军团、一个军团地接受检阅,那个军团早就不存在了,那是老军团,仪仗队,英国人像过节一样。有一个美国游客和我在一块,就我和发感慨,他感觉很“不可思议”,英国就是这样保留王室,但是,说老实话王室没有什么实权了。把老百姓的税收里面相当一部分给了王室,养着他们。但随着时代的发展,英国的王室也没有什么价值了,现在女王也要交税了,原来是王室只能和王室通婚,所以伊丽莎白二世找的是希腊王子,结果查尔斯太子不争气,娶了个叫什么的女孩子,现在王室的威权就更虚了,越来越虚了。但是英国作为一个资产阶级民主社会,就这样维持下来了。但是法国情况就不一样。大革命后,就来一阵白色恐怖,革命的恐怖,互相残杀,罗伯斯比尔把丹东杀了,然后有人又把罗伯斯比尔杀了。这个是派性,典型的派性就是从法国大革命来的。本来他们都是要推翻旧制度的,但结果互不相容,杀来杀去杀不出什么人来了,出来一个拿破仑。拿破仑打着民主、正义的旗号,先是督政府,然后当了皇帝。拿破仑是以皇帝的名义,向欧洲推广法国的革命原则,很奇怪吧?就是“平等、自由、博爱”,但是他是一位皇帝,打了15年仗,这是法国。但英国不一样,你要是说内部真正的原因是什么,不是一两句话就能说明白的。你一定要懂英国和法国的历史。到现在,一般来讲法国人对法国大革命的历史是非常自豪的,尽管在学术界里有争论,这场大革命的结局如何,包括康德、黑格尔对法国大革命的批评,但是对法国大革命的原则是支持的。就好像英国支持他们的渐进革命一样,国情不一样,历史也是不一样的。英国早期的议会确实就像个议会,虽然是贵族。但是法国的三级议会就不同,是国王的御用工具,直到大革命前期才分裂,才不起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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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问:您不赞成“后现代主义”的立场,但是您认为,为什么会有这么些人站出来反对“启蒙”呢?尤其是在中国,这些人显然也知道中国落后,但为什么他们会表现得这样“不通情理”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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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这我就不太懂,他为什么要反对?恐怕也不是反对,可能觉得这个东西(“后现代”)挺时髦的,就说“启蒙”过时了,大概连什么叫启蒙,中国需不需要启蒙都没有考虑,就跟着美国很少数的人喊“后现代主义”。我不是不赞成其立场,“后现代主义”没有一个固定的立场,他们没有一个共同的东西。但是从一点上,比如说是科学,它就觉得科学不行,启蒙不行,理性不行,他们并没有说现在“行”的是什么东西。在批评资本主义上,“后现代主义”好像很先进,但是批判的结果是什么呢,不知道。再者一些号称“后现代主义”的文章,我说的是外国人的,我看不太懂,中国人写的“后现代主义”的文章我更看不太懂,你们哪位学问大,可以说说。我在法国见到德里达,很平常的一个人,但是他跟我说的几句话,我觉得很到点子上,他说:“我这个‘解构主义’,你首先要精通法语,我是靠着法语作为基本工具来解构它的,所以我的作品是不可翻译的。”我回国以后就让人去哲学所借一本德里达的书,那个时候哲学所没有他的书,只有一本翻成英文的,我就拿来看,老实说,我真看不懂。人家老先生已经说了:我的东西是“不可翻译的”,你偏偏要翻,不是白费劲吗?所以“后现代主义”这个东西,在西方据我了解,了解的人也不是很多,不像在我们中国有的人所想的那样,觉得它是多么大的一股主流思潮。但是有一点是可取的,它对现实是批判的,对当代资本主义是批判的,对现代化的负面影响是批判的,难道科学有负面影响就不要科学了?民主有负面影响就不要民主了?如果倒过来这样问的话,特别是对于我们中国的国情来说,就远远不是“后现代”的问题,我们现在还没有到“现代化”呢,我们现在处在“前现代”时期,离“后现代”还远着呢!现在“后现代主义”在中国的一些知识分子当中还是挺有影响的,原因就是觉得物以稀为贵。你这里说“尤其是在中国,这些人也知道中国很落后,但为什么他们还会表现的这样‘不通情理’呢?”你这个问题问的非常好。老实说我也不太懂。明明现在中国的问题是国企改造,是“三农”问题,是科学不发达。在科技上,报纸上说我们数第一,数第二,数第三,等等,但总体来讲呢,看十六大报告上,我们怎么讲的,我们什么时候能成为“全面小康时期”,我们什么时候才能变成世界“中等”发达国家啊?这不是随便说说的。稍微离北京、上海远一点,你去看看,去农村看看,我们广大的国土是农村。就算在北京,这个“文化中心”,你举目四望,文化水平怎么样?教育水平怎么样?这个时候还说不要“启蒙”,你说还通不通情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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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问:您是否认为中国传统文化中有科学精神存在?例如:“史官文化”的“春秋笔法”正是一种实事求是的态度?是否也可以称作是科学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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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这个问题我建议你们自己也讨论讨论。中国传统文化中有没有“科学”精神?李约瑟已经提出了“李约瑟之谜”。你们大概也知道,他搞中国科技史,搞了半天都是技术,纺织机怎么改造的,水沟怎么挖的。我看过一个根据李约瑟的中国科技史办的展览,说老实话,我没有看到科学这个东西,只看到“技术”。当然有一个理论我觉得是可以参考的,春秋战国的时候,百家争鸣,百花齐放,如果发展下来的话,也许会有科学出现。但是到秦始皇以后,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能吸收进来的都是能和儒家合起来的东西,比如说印度的佛教,中国古代的道教,这样磨合来磨合去,到宋朝的时候,磨合出来一个儒、道、释三合一的宋明理学,你说这里有科学精神,我觉得不是。有的地方,有些形而上学的东西,但是刚一露头就不再往下发展了,比如说宋朝时的张载,我们现在把他称作唯物主义,但他提出的东西就一个“气”字,我们就认定他这个“气”字是唯物主义。中国的思辨精神很差,就那么几个字,随你去解释。“史官文化”中的“春秋笔法”我和你的理解不太一样,我觉得“春秋笔法”正是不实事求是的表现。运用“春秋笔法”,就是把你要批评的东西,要讽刺的东西,都用“春秋笔法”来概括,这就是我们的一个不好的地方。“微言”没办法张显“大义”。讲“史官文化”要弄清楚,史官是朝廷的一个官,左史记言,右史记事,这是史官的任务,所记的言,所记的事都是帝王的事,帝王的情。“史官文化”是个什么性质的文化呢?我建议你们看看《顾准文集》,那里说的非常清楚。要说近当代称得上思想家的,我觉得顾准算上一个,不是惟一的一个,也是其中重要的一个。“史官文化”就是一切要围绕着政治、为当时的政治服务的文化。“史官文化”这四个字不是顾准的发明,是范文澜的发明,他写《中国通史简编》就有了。自从中国有文字历史以来,史官就是朝廷的一级命官,这也给中国带来一些好处,就是每朝都修史,所以我们有二十五史,号称正史,西方就没有。我们中国历史就是如此,一直到清史就是二十五史,要是没有算清史,就是二十四史。基本上保持了朝代历史的发展,这也是中国史学的一大贡献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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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问:理性对应的英文是“rationality”吗?含义是对利益得失的计算。太多强调理性是否会导致人类失去温情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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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理性在英文中一般是“reason”,就是理由。“rationality”更多偏向于唯理的。“含义是对利益得失的计算”我看不出来。“reason”这个东西更是人文的东西,在我看来理性应该是人性里面最核心的那个部分,但它最早是神学理论的东西,上帝代表理性,是神学的理性。到“文艺复兴”以后,慢慢地理性逐渐从神学归还给了人。“太多强调理性,是否会导致人类失去温情?”你这里说是太多强调。现在有一种理解是把理性同命定论联系起来,或者是同目的论联系起来,你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有一个合理的安排,一步步达到这个目的,但实际情况并不是这样的,所以认为理性妨碍了自由的发展。如果你非要这么去辩论我觉得未尝不可,但我觉得理性的包容性应该更大点。“人类失去温情”,这个很难说,我觉得要是发扬了理性,恐怕也就包含了正确的、必要的温情,无原则的温情不是理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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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问:请您谈一下休谟当时的思想体系,其思想体系在欧洲思想体系中的位置。尤其是与康德古典这些之间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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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你这个问题提的不错。刚才忘了提,18世纪启蒙运动的全盛时期是在法国,但在英国也有几位思想家,影响全欧洲,然后扩展到北美,一个就是你说的休谟。休谟最重要的论点还是继承经验论、感觉论,当然他在道德、幸福等问题上也发挥的很充分,但更多的是讲人的理智和感情是一致的,跟理性也应该是一致的,这倒回答了刚才的问题。他的思想体系占有很重要的位置。这是毫无异议的。康德很受他的影响。康德的东西很不好懂,拿起来就让人头疼,他的起点是经验,但是他又说光靠经验是不够的,因为经验不能解决经验以外的东西,经验以外的东西要靠什么,按他说要靠先验理性,这就比较神秘了,所以就有纯粹理性批判了。但他不否认经验,这个经验,康德所接受的就是休谟的,休谟对后来德国的影响是不容忽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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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问:我非常赞成您的观点,但是您认为中国有没有进行“启蒙运动”的现实性?或者说我们有没有条件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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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启蒙运动”,我总觉得“运动”这个词有点别扭,但是大家都用,所以就随口说出来了。“运动”在我们的观念里面,总是有一种做好准备,宣传、鼓动,传达点什么东西,讨论点什么东西的意思。我觉得“启蒙”确切地说不是movement,或者是campaign,“启蒙”是一个过程,是process,是人慢慢觉醒的过程,觉悟到什么程度呢,觉悟到康德说的那种程度,我身上还有很多不成熟的东西,需要成熟起来。“启蒙”我觉得对中国来说应该是有一段我们民族的反省过程,这个我们是有的,不是没有。比如说从严复开始,到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这段时期,不到一百年吧,这段时期在知识界里我觉得就有“启蒙”的影子,虽然不像法国有个全盛的时期,但是在讨论。“五四运动”是把旧制度揭了一层皮,然后接下来呢,很快地从国外引进一些东西,产生了一批新文化运动的先进人物,其中各种各样的人都有,包括鲁迅、胡适,包括观点十分对立的人。所以在上个世纪的20—40年代这个时期,在抗日战争以前这个时代,正是我们国家不统一的时候,先是北伐战争,国民党统一了以后,没有多久就跟日本打仗了。军阀割据的时期,有一个特点倒是给各种学说的发展提供了条件,由于军阀是割据的,都是大老粗,因此没有一个统一的意识形态,所以在上世纪的20—40年代形成了一次春秋战国以来,几千年以来真正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段时期,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人文科学,哲学,各方面的著作是很不得了的。周谷城先生做了一件好事,把这个时期全部出现的著作,有三千种,都复印了,由上海中国书局复印,统称为“民国丛书”。周先生在前面写了总序,我前面说的是在他总序里提到的。这个时期由于没有一个统一的意识形态,都各说各的,没有从上到下的“文禁”,因而形成了从来没有过的学术思想上的自由局面。我们稍微回顾一下历史,我们现在争论的学术上的问题,很多在那个时候就出现了。比如说主张“全盘西化”的有了;主张“守旧”、沿着封建的路子走下去,吸收一点西方的路子的,有张君劢等。也有中间的,还有觉得应该继续沿着孔孟之道走的,如梁漱溟就是个代表。蔡元培先生当北大校长的时候,把各色人物都请来做教授,连辜鸿铭这样的怪老头都请来,这是了不起的气魄。这个时期我觉得有点“启蒙”的样子。然后就要打仗了,以后的事情大家也都清楚的。“启蒙”不是有没有进行的现实性的问题,而是一个过程。其实我们现在都是在启蒙当中。比如我到现在还不用电脑,老顽固了,因为我太老了,学不会,但是我能否定电脑、否定网络吗?但在这个领域里面,要是我再年轻若干岁的话,我是需要启蒙的,我感觉,没有一个人能说自己不需要启蒙,说句最通俗的话,你不知道的东西,总比你知道的东西多得多。“生也有涯,知也无涯”,这是庄子老先生的话,但是他最后一句话说错了,“以有涯逐无涯,殆矣”,不要这最后一句,知识是没有终点的。我觉得“启蒙”至少现在是有现实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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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文明十五讲 第九讲 英、法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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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要讲的东西,涉及到一连串的问题,如战争、革命、政治体制、工业革命、人文环境,等等。主要是十七八世纪这两个世纪所发生的事情。作为资本主义时代成熟的前期,十七八世纪带有很明显的转机性质——包括所有政治上的、经济上的、文化上的和社会中的各种各样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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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到这两个世纪,我们首先就应讲它的革命和政治体制。在这之前,国家、民族间的冲突主要表现为战争,但到17世纪以后,革命就逐渐多起来了。革命推出新的政治体制,使这两个世纪成为否定旧制度,进入资本主义全盛时期的关键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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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分析历史的时候,不能只偏重于一条线索,比如三十年战争,光看宗教战争这一条线就不行。其实仔细分析起来,战争打起来以后不一定就是纯粹的新教跟旧教打,还有可能新教跟新教打,旧教跟旧教打,混战一片。因此,“宗教战争”作为一个概括性的名词,其发生的线索甚至可以牵涉到很早以前去。所以我们看历史,特别是看近几百年的文明时期,就应运用联系发展的眼光来看,把历史看做一个纷繁复杂的网络,是由无数条线索交织在一起的。再举个例子:作为一个衍生出许多新的思想方法的革命时期,17世纪从笛卡儿开始,哲学、人文等各个方面的研究都有进步,知识分子的人文思想在此期间有了很大的发展(尽管当时还没有“知识分子”这个名称),理性主义得到了发展;同时,科学技术方面也有了越来越多的创新,各种学科发展起来。从以前的天文学、数学、几何学到17世纪的生物学、化学、机械技术,等等,很多领域都有了长足进步。因此,事物的发生、发展,无论从横向还是纵向看,都受到许多因素推动和牵制,忽略其中任何一方面都会影响我们看问题的准确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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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年战争以后,17世纪四五十年代爆发了英国内战:王室为一边,议会为一边发生了对抗——这在当时是绝无仅有的新鲜事。议会的军队最终将国王送上断头台,由率领议会军队的首领克伦威尔出任“护国公”(Lord Protector)执掌政权,之后英国国内出现了短暂的共和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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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这样的时期并没维持多久:到内战后期克伦威尔死后,英国又恢复到王朝专制时代,新上台的国王詹姆士二世变本加厉地对人民实行专制统治。1688年,英国从荷兰迎进一位信奉新教的君主奥伦治公爵威廉出任英国国王(当时的欧洲等级森严,只有王室之间才能联姻,贵族与平民不得通婚。因此,王室间的联姻造成了欧洲大陆复杂的国际关系。国王詹姆士二世的女儿,是荷兰王室奥伦治公爵的妻子。这位荷兰亲王“应邀”率军登陆英国,与妻子共同成了英国国王,詹姆士二世逃往法国),这就是“光荣革命”。其革命之处即在于确立了议会与王权的分权:1689年,即威廉三世出任英王的第二年,国王就签署了一个《权利法案》(The Bill of Rights),法案规定了当时所涉及到的各种权利,如:国王应有的权利,贵族应有的权利,财产权的处理方法,等等。当然,其中最关键的一条即为对国王权利的限制,并且这种限制在当时通过法案以文字的形式确立下来,削弱了王权。从此,议会权与王权分立的传统就在英国延续了下来。但是,《权利法案》也并非这一制度的起源。真正的起源是13世纪英国男爵们写给当时英格兰国王约翰(John of England,1167—1216)的《大宪章》(Magna Carta),里面规定了要国王承认贵族的财产权利及政治权利,并且在征收国税、组织军队(征兵)、发动对外战争时,所需的经费未经贵族或元老院的同意,国王不得擅自决定。这里面已经囊括了国家最重要的内政外交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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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英国特殊的地缘政治环境也为它沿袭这个政治传统提供了必要的条件。1066年,不列颠人就曾将侵入到英国本土的诺曼底人赶走,以维护自己的传统国家管理形式。同时英国还继承了古希腊自由开放的精神和文化,罗马人的一度入侵也在英国播下了理性主义思想的种子,从而使英国形成了虽然独立却并不封闭的独特的精神特质。得益于狭长的英吉利海峡,1066年以后英国本土就再也没受到哪国一兵一卒的侵扰。但这也并非意味着英国从此就与战争绝缘了,相反,他们把铁骑直接开到了欧洲大陆。譬如英法百年战争和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就都是在英吉利以外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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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大陆隔海相望的地理环境萌生了英国所谓的“孤立主义”原则,即我只管我自己的事情——我不去管别人,别人也不要来干涉我,很有些“各人自扫门前雪”的味道。美国外交上的“孤立主义”,追根溯源也是源自于英国的。但是,这一套原则在现实政治中是不可能的事情,“孤立主义”事实上更为贴切的含义是首先确保自身的完善与发展,但如若大陆事务有利可图,也要积极地去参与谋利,甚至要去干涉别人的事情,这便是英国“孤立主义”的实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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