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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二十二 1840年，英国冶金工人在造船厂，工业化加速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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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工业革命”的另外一个社会后果就是新兴资产阶级的兴起。当然，此时所谓的“资产阶级”，成分还是贵族，但他们的思维方式已经开始资产阶级化了。同时，早期的无产阶级出现了，这是“工业革命”的一个很大的社会影响。“工业革命”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改变了社会结构和社会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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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总而言之，我们看“工业革命”和看其他事物，都不能局限于具体的一件事上，而应该全方位、多角度地去把握。譬如说，17世纪还有很多有历史意义的事情，如当时英国有一位叫做史密斯的船长，于17世纪初驾船到了美洲，回来后根据他当时的观测绘制了一幅北美地图。后来伦敦方面对这张地图作了研究确认：1620年，第一批英格兰人坐着“五月花号”移民到美洲，带的就是这张地图。“五月花号”的这批人都是英国的清教徒，是英国绅士中的优秀分子。他们没预料到，到了美洲以后会是那样的一种境遇：上岸以后，后面是汪洋大海，前面是莽莽森林。怎么办？他们面临着何去何从的抉择。回去是肯定不可能的，于是，他们就集体写了篇《五月花号公约》，虔诚地向上帝发誓，一定要“通力合作，改善生活”。这本来在当时是一件微乎其微的小事，但谁能料到以后却由此诞生了一个后来居上的大帝国呢？这些虽然是后话，但从欧洲这方面来讲，却都是17世纪埋下的伏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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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二十三 1837年，法国第一条铁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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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工业的发展，最初是在英国，后来也慢慢地普及到欧洲大陆，到1780年左右多数西欧国家基本上完成了它们的第一次工业化进程。之所以能够做到这一步，我想有几个因素。我经常说，为什么有些事情中国做不到而欧洲却能做到呢？追根溯源，这还是涉及到一个严肃的学术问题。但是，至少有几个现象（注意，我现在说的还只是“现象”）是可以从中看出区别来的。首先，欧洲的智力发展（intellectual development）是能够独立进行，不受政治和道德干预的，当然不排除也有客观上政治干涉智力发展的时候，如先前在“启蒙运动”章节所讲到的伏尔泰，也曾受到政治迫害，书籍被烧，人被赶出国去，等等。但无论他被赶到哪里，他都会照样保持原先的那样一种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即始终保持一种独立发展的人文精神。这种现象在中国古代就几乎没有，我们没法举出一个历史上没有一官半职的文人是研究科学的，搞技术的，更少。现在我们动不动就举“四大发明”，动不动就提《梦溪笔谈》，说是里面最早发现石油。可是，考证的东西是说明不了我们科技的发展的。科学技术发展的前提，我觉得，应该是知识和掌握知识的人独立自主的活动。但这“独立”二字恰恰就是中国几千年来所欠缺的。所以有时跟西方一些学者接触的时候，他们也有这样的看法，即中国缺乏独立的知识分子。它的发展，总要借助于外物的一点什么。杜甫通过他的两句诗：“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抒发了自己的政治抱负：我希望当今君主是如尧舜那样贤明的皇帝，能使整个社会的风俗像古代那样古朴淳真。最近电视里面在讲李白，说李白是如何如何豪放，如何如何藐视王权，但却没有看到李白的另一面。要么你就归隐山林，像陶渊明那样“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而事实上，他心里所想和行动所为的还是与政治有关。这都是不行的，发展不了独立的科学；更不要说，中国独特的人文环境致使文人往往对自然科学产生一种漠视：中国古代的哲学理念和思想理论里面，都没有客观观察自然界这一条，讲的都是道德、政治。这些都是与西方不一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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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我想说的第一点。我总有这样的印象，觉得欧洲知识的流动是比较自由畅通的。即使是在王权专政的时候也是如此。马克思、恩格斯曾说过：“荷兰革命是英国革命的预演，英国革命又是法国革命的预演。”这个怎么体会？这个“预演”不是说它的形式，是说它的实质。实质是反对、推翻了旧制度，推翻了封建君主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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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就是在西方的封建旧制度下，知识的流动还是相当自由的，这包括基督教会在内。这个过去说过，不再重复，基督教教会和教义是有关联的，但是也要分开来看。教会是镇压组织，是一种权力组织，但是它的教义不太一样，从中发展出来的东西有进步的一面。西方还有独特的人文气氛，西方把人当成人来认识。就是在很专制的地方，总还有一些什么文艺沙龙、什么俱乐部等这类性质的组织。这能说跟工业革命没关系吗，这些都是人文条件、社会条件，推动社会进步的社会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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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二十四 法国数学家、哲学家巴斯卡（1624—1662）制作的第一架加减法手摇“计算机”。上面装8个轮子，每个轮有10个轮齿；向前转为“加”法，向后转为“减”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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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个印象不同的是我觉得欧洲实验上的发展。技术、科学的发展非常讲究方法，这方法就是实验，实验的方法，实证的方法。我们经常看到这样一些内容，现在的报纸也经常会写一些，像《中华读书报》写一些科学家的探测事迹。这种讲求方法的精神中国当然也有，但是非常，非常薄弱。冯友兰先生曾经有这么一个想法：如果没有秦始皇统一中国，没有焚书坑儒，如果墨子能够继承下来，也许有可能发展出科学技术。但是墨子到了秦始皇那个时候已经衰落了，已经不行了。这是一个推测，是冯友兰1922年在美国留学的时候写的一篇文章，他思考中国为什么没有科学。其实这个问题老早大家都在想，但是现在有的人偏偏说中国老早就有科学了。我觉得这个用不着争，没有什么太大意思，中国有科学就有面子了吗？问题并不在这里，是历史造成的嘛，也不是谁的责任。既然是历史造成的，承认它就行了嘛，脸上没有什么不光彩的，不必变着法子说我们早就有科学了。我们什么时候就有科学？鲁迅说得好，火药倒是中国发明的，但是都用来做了烟火炮竹，传到西方去，葡萄牙制成了大炮，那这个发明有什么可吹的呢？所以这第二点就是讲求方法，中国缺乏这种实验的实证的方法，在学术上讲就是没有“实证主义”了。而西方在科学技术领域里是不断地探索，不然怎么出得了哥白尼呢？怎么能出伽利略呢？就是通过不断地探索。他们总是解决了一个问题，再提出一个问题，再解决这个问题，又出来一个问题，这样不断地问题推问题，每一个问题都要求有一个实证的了解。如果经过实证还解决不了，那就继续探索和求解。这种方法是一种钻研的精神。在欧洲古文明时期，就有了这种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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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个印象是，由于有上面的两条，西方的发明，inventions，是不断翻新的，就是from invention to invention这么一个波浪式的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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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二十五 18世纪，法国道路修建在欧洲领先。修筑工人来自强制服役之农民，称为“苦役”。此制度至“法国大革命”废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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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三条，是我个人认为为什么中国出不了“工业革命”的原因。老早人们就提出这个问题，从“五四”就提，提到现在了。我觉得一定要找原因的话，这些还不是原因，但这些现象是存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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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世纪单纯用一个思想方法的改革来讲，这是一条线，是人文方面的，哲学思想方面的，此外还有许多其他方面的线交织着。同样，到18世纪，我们讲那个“启蒙运动”，已经讲过，不再重复。“启蒙运动”也不是孤零零的事件，也不是说18世纪欧洲就只有一个“启蒙运动”。英国的18世纪我们已经说过了。大陆的18世纪以法国为代表，因为法国是最强大的一个王国、一个王朝，它的独裁专政到了极点。这是法国和英国不同，这点我过去也说过，法国的贵族和国王站在一起。再有一条，法国的王权专政是几个世纪下来不动摇的，特别是在百年战争14世纪以后。把英国人打走了，法国的威信上来了。在这以后，历代的国王都是极端专制的。经过这几个世纪，到17世纪的时候，路易十四的专政集权已经发展到顶峰了，经济实力也发展到顶峰了。这就不矛盾？你说他专政集权，那怎么经济实力还发展了呢？这都是同时存在的，经济发展并不妨碍集权专政。路易十四可以勉强过去，维持一个“鼎盛时期”。路易十五就稍微差一点了，而且路易十五不是一个很强的国王，就靠黎塞留、马萨林这些宰相来维持。实际上就是国王周围围绕着一帮权势。这是一个制度问题，不是一个皇帝的问题。到18世纪的时候呢，由于种种原因，比如说，对外战争的经费耗空了国库，对农民征收的各种名目的税使农民没有办法活下去，法国已经国库空虚、财政混乱、人民生活非常悲惨。但是在这样一个状况下，皇帝、贵族这一帮人是声色犬马、花天酒地。法国上层的花天酒地在欧洲上层也是特殊的，变着花样地过那种很荒淫的，很奢侈的，穷奢极欲的生活。所以到路易十五这个时期，实在是维持不下去了。民怨沸腾！路易十六也是一个很弱的皇帝。人们说他的性格是很软弱的，不像路易十四，那是法国王朝的黄金时代。到路易十五，短期的过渡，路易十六就不行了，过去一切封建王朝的弊病全在这个时候爆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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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二十六 17世纪末、18世纪初，欧陆政治舞台仍以王权为中心。图为法王路易十五赴教堂时受到众人围观的情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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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二十七 “引导人民走向自由”（1830年）——欧日尼·德拉库阿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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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路易十六这个时期里，也有一些想要改革、改良的意思。国库空虚怎么办？税收高，民怨沸腾怎么办？这有些像我们清朝末年，得想些改良的办法。首先就是要解决财政问题。当时路易十六启用了一个经济学家杜尔高（Turgot），他提出一套改革财政的方案：减轻农民的税收、发展生产，等等。行不通！就是在那种封建体制之下，大部分都是浑浑噩噩的人，他的办法行不通。后来又启用一个人叫做内克（Necker），这两人都是经济学家。他也提出一些改革的方案。也行不通。这时已经到了民不聊生的地步了。于是发生了7月14日的群众冲击巴士底狱事件，法国大革命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