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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我当然是希望“嫁接”成功，将西方文明精髓的东西经过消化变为自己的。不过这需要一个过程，但从长远看，应抱乐观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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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传统文化是否会失传，我有些担忧。若将传统文化全部抛掉，我们就变成了无根之人。现在存在的一个问题在于——不是在“消化”西方文明，而是直接“吞食”，试图用西方的文化来取代中国传统文化。不忘记传统文化中的优秀部分很难，因为人的观念中存在实用主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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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问：您是否认为中国社会曾经存在过资本主义形态的社会？如果存在，那么这是不是一种外部冲击的结果？您赞成“冲击—反应”模式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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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我不赞成中国传统社会存在资本主义萌芽的说法。既然中国传统社会没有过资本主义的萌芽，又怎么会有资本主义形态的社会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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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个人认为不应该将“冲击—反应”看做一种模式。有冲击，就必然有反应，这是个逻辑的问题。我赞成胡适的观点：多研究点问题，少谈点主义。“模式”之类有时容易简单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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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问：人们称中国为“黄色文化”，欧洲为“蓝色文化”，请问您怎么看待这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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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我想这个观念大概来自于电影《河殇》吧。说中国文化是“黄色文化”，这确实体现了过去我们对中国文明起源的一种认识。过去我们过分夸大了中国的黄河起源，实际上中国文化的起源还有扬子江和珠江。“黄色文化”、“蓝色文化”，很形象。但内涵不准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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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问：您刚才提到传统文化的“抽象继承性”，同时又说到传统文化不能帮助中国直接进入现代化，请问在您看来传统文化在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中应扮演什么样的角色？作为富有良知心的知识分子应怎样面对自己的历史文化上的“根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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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抽象继承性”是说，有些问题可以超越时空、不受社会历史条件限制，如“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道德准则就可以“抽象继承”。冯友兰先生在50年代的时候就说过，中国的传统道德观念可以抽象继承。但是从现代化角度来说，中国的传统文化帮不上忙，无法通向现代化，但传统文化中好的方面还是应该继承的。这主要涉及一个选择的问题，需要自己去尝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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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中国传统文化，我总存在一个感情和理性的矛盾。理性来看，传统文化属于原来那个时代，不能直接通向现代化；而在感情上，我还是非常喜欢我们的传统文化的，这涉及到我个人的情感问题。对于传统文化，我们不能一下全部否定，但也不能一概肯定，要学会批判。我说中国的“传统文化”指的是“政治文化”；中国“传统政治文化”，是所谓“史官文化”，它怎么能通向“现代化”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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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问：您认为进行中西文化比较的根本目的是什么？随着中国更大地融入国际社会，这种必要性是在减少还是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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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目的就是要搞好自己，知道自己与西方相比较，我们还缺少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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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第二个问题，不能简单归纳，但总的趋势是在增加。西方也逐渐意识到需要了解中国，增加与中国的沟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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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问：您一方面强调传统文化的自身弱点，另一方面又认为要有人文修养，该读“四书五经”这些古籍，这二者是否矛盾？如何把握二者的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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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要有人文修养，不是说要求我们读四书五经，中国传统文化的弱点不在于此。但是作为中国的知识分子，如果对自己国家的历史文化完全不了解，这不是优点，而是缺点。在传统文化上，我们不要太绝对，不要非黑即白。我个人是反对中小学生读经的，因为这些书并不全是好东西，要有选择，但是，还是应有接触。从学问上说，不了解自己的历史文化是相当吃亏的。应该抛弃的是旧的专制的“政治文化”，提倡民主自由的“政治文化”；其他文化，如文学、艺术、哲学等等，你完全可以“百花齐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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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问：请问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循环更替、文明出现停滞的原因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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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原因很多，其中之一就是缺乏精神层面的东西。缺少独立的知识分子——传统知识分子总离不开“官”，太政治化了，出不了康德、黑格尔这样的人物。而且中国传统社会存在从上至下的“专制主义”和从下至上的“臣民主义”，这是中国封建社会、宗法社会的传统，也是中国封建社会停滞的根本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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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问：随着市场经济发展，教育的功利主义倾向已成普遍趋势，无论中国还是美国最出色的人才都在商学院与法学院，而传统人文学科的地位则日渐卑微，您如何看待这一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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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这是一个很悲哀的问题，也是我个人担心的问题——担心中国的民族文化，也担心世界民族文化。现在的教育功利主义色彩太浓。高官再气派，我也不羡慕，因为我没有那个心。作为知识分子，我只能大声疾呼，别无他法。读什么专业，这是个人的选择问题。文化的前途不是我一个人就能改变的。功利主义也可以说是中国长期封闭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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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问：我个人认为中国的知识分子在推动社会进步中，作用远小于欧洲的知识分子。请问您是如何看待中国知识分子同欧洲知识分子对文明的不同影响的，原因何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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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中国的知识分子离不开“官”，他们只有两种前途：一是走仕途，二是回家种田，也有少部分从商。但是有影响的知识分子，都是做官的。再则，中国太大，包袱太重，真正的知识分子要产生普遍影响，很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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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问：有人认为中国文化更适合于中央集权。民主和中央集权并不存在孰优孰劣的问题，但是，是文化决定了中央集权还是中央集权决定了这样的文化，这是否是一个鸡生蛋、蛋生鸡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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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从精神、原则上讲，中央集权与民主是相对立的。操作层面上的“中央集权”也必须以民主为基础，而不是相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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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问：有人将中西文化归为“生命之树”与“知识之树”，认为西方选择知识之树，例如亚当夏娃偷吃禁果而受惩罚，中国则反之，您如何看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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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青年人很直率、可爱，思想方法也太绝对。西方文化并非无“生命之树”，而中国文化中确实少有“知识之树”。中国文化比较讲“情”，故注意人际关系、等级关系；而西方文化比较讲“理”，故求真知、提倡大胆怀疑。我常说：中国文化情重于理，西方文化理重于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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