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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文明的不同组成要素——神权政治、君主政治、贵族政治和民主政治的要素，当它们希望成为第一个拥有欧洲社会的元素时，它们到底在宣称什么？它们不正是宣称自己是唯一合法的吗？政治合法性显然是一项基于历史、基于持续时间的权利。时间上的领先常被用来作为这种权利的来源，作为权力合法性的证据。请注意观察，这种主张并不是任何一个理论独有的，不是我们的文明中的某一个要素独有的，而是无处不在的。在现代，我们习惯于认为合法性思想仅仅存在于一种制度中，即君主政治中，在这方面我们犯错了，它在所有制度中都能找到。你刚才已经看到，我们文明的所有要素都同等强烈地渴望占有它。如果我们研究稍晚一点的欧洲历史，我们将发现完全不同的社会形式和政府都一样拥有自己的合法性。意大利和瑞士的贵族政治和民主政治、圣马力诺共和国，和欧洲最大的君主制国家一样，都曾经宣称自己是合法的，并被看作是合法的。和后者一样，前者把自己的合法性主张建立在制度的久远上，建立在它们的政治制度的历史领先和持续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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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离开欧洲，把注意力投向其他时代和其他国家，也能处处见到这种政治合法性观念。在任何地方你都会看到，它依附在政府的某个部分、某个机构、某种形式或准则上。在任何时代、任何国家里，都找不到某部分社会制度、某部分国家权力不把这种基于悠久历史的合法性归到自己身上，并被人承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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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原则是什么？它的组成要素是什么？它是怎么进入欧洲文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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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所有权力的起源中，我说的是毫无例外的所有，我们都能看到武力。我的意思不是武力独自创立了它们，也不是说，在权力的起源中，除了武力外，它们即使没有其他资格也能得以建立。其他资格显然必不可少。权力的建立是某种社会权宜之计的结果，是或多或少参考了社会状况、习俗和舆论后的结果。但是，人们不可能不感觉到，不管它们的性质和形式如何，世间所有权力的起源都曾被武力染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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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谁也不会提到这一起源。所有权力——不管是什么权力，都拒绝提及它，谁也不肯承认自己是武力的产物。一种不可抗拒的本能在警告政府，武力并不带来权利，如果它们的来源是武力，它们的权利从来无法得到确立。正因为如此，当我们回顾早期历史，发现各种制度和权力在沦为武力的牺牲品时都会大声呼喊：“我在这一切之前早已存在，我凭借其他资格早已存在。在你们发现我陷入这种暴力和斗争状态之前社会属于我。我是合法的，但其他人争夺并攫取了我的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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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单这个事实就已经证明，武力观念不是政治合法性的基础，而是另有完全不同的事物。所有这些制度如此正式地否认武力，这究竟说明了什么呢？它们本身在宣称，存在另一种合法性，它是其他合法性的真正基础，这种合法性由理性、正义和公理组成，这才是它们希望挂靠的起源。正是因为它们不想被看作是武力的产物，所以它们才宣称自己凭借其悠久历史获得了另一种不同资格。因此，政治合法性的第一个特征就是拒绝承认武力是权力的来源，而将权力与一种道德观念、精神力量联系起来，与关于公理、正义和理性的思想联系起来。这就是产生了政治合法性原则的第一个基本要素。它借助于古老的历史和漫长的存在，通过以下方式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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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武力主导了所有政府、所有社会的诞生后，时代不停向前发展。它改变了武力的作品，纠正了它们。它通过这个事实来纠正它们：社会持续存在且由人类构成。人的内心具有某种关于秩序、正义和理性的观念，某种将其发扬光大、引入至他所生活的周围环境的渴望。它不断致力于这一工作。如果它所处的社会状况持续下去，它的努力总会产生一定结果。人将理性、道德和合法性带入了它所在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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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人的努力之外，根据一条不可能被人弄错的天意法则、一条类似于管理自然世界的法则，世上必然存在一定程度的秩序、理性和正义，这是社会延续绝对必需的。单凭它的延续这一事实我们就可以断定，社会不是完全荒谬的、无情的、邪恶的，它并没有被完全剥夺唯一能给社会带来生命的理性、真理和正义等要素。并且，如果社会向前发展，如果它变得越来越活跃、越来越强大，如果社会状况被越来越多的人接受，这是因为它在时间的作用下聚集了越来越多的理性、正义和公理；因为环境按照真正的合法性在一步一步地调节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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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这样，政治合法性思想渗入了世界，从世界渗入了人类大脑。至少在一定程度上，它的基础和初始起源是道德上的合法性，是正义、理性和真理，以及后来时间的认可。时间的认可使得人们有理由相信理性已经渗入事实，真正的合法性已经被引入外部世界。在我们即将研究的这个时代，我们将发现武力和谬误在君主政治、贵族政治、民主政治和教会自己的摇篮上盘旋。你们到处都能看到武力和谬误在时间的作用下，一点点地改变自己，公理和真理占领了它们在文明中的位置。正是在公理和真理被引入社会状况的这一过程中，政治合法性的思想逐步发展出来了。它就是这样在现代文明中得到建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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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在不同时期，当人们试图将这种思想作为绝对权力的旗号时，这就背离了它的真实起源。它绝对不是绝对权力的旗号，只有在公理和正义的名义下，它才渗入了世界，在世界上扎根。它不是独家的，不属于特定个体，在公理得到发展的任何地方它都会兴起。政治合法性既依附于权力，也依附于自由；既依附于公共职能赖以发挥的形式，也依附于个体权利。在我们的研究过程中，我们将在完全对立的制度中见到它：不仅在君主制度中，同样在封建制度中、在佛兰德斯和日耳曼的自治城市制度中、在意大利各个共和国中。它覆盖了现代文明中的各种组成要素，在开始研究现代文明史之前必须深入理解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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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我在开头提到的各种并存主张中能清楚地看到第二个事实，它是所谓的野蛮时代的真实性质。欧洲文明的所有要素都宣称自己当时拥有欧洲，但实际上，它们谁也没有赢得统治地位。如果一种社会形式统治了世界，辨认它并不难。在10世纪，我们将毫不犹豫地承认封建制度的统治地位；在17世纪，我们将毫不犹豫地肯定君主政治制度占据优势；如果我们看看佛兰德斯的自治城市、意大利诸共和国，我们将立刻宣布民主政治原则的获胜。如果社会中确实有一种占支配地位的原则，人们是不可能弄错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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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制度在欧洲文明中均占有一席之地，为谁在它的初期占据统治地位这个问题争论不休，因此，这证明它们都是共存的，没有任何一个占有足够普遍、足够确定的统治地位，足以使社会采用它的形式和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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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这就是野蛮时代的性质。它是所有要素的混合、所有制度的幼年、一种普遍的混乱，甚至其中的冲突都不是永久的或系统化的。通过研究这个时期社会状态的所有方面，我可以向你们指出，在任何地方也无法发现单个事实或单个原则接近普遍或确立状态。我将把自己限定在两个基本点：个体的状况和制度的状况。这足以描绘整个社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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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个时期，产生了四个阶级：1．自由人，也就是说那些不依赖任何上级、任何庇护人，拥有自己的财产，完全自由地管理自己的生活，不对任何人负有义务的人。2．附庸、封臣、亲兵等，最初由于扈从—首领的关系，后来由于封臣-封建主的关系，依附于他人，由于获赠土地或其他馈赠，他们有义务提供服务。3．自由民（被解放的奴隶）。4．奴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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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这些不同阶级是固定的吗？人被划分至一个阶级中后会待在那里不动吗？不同阶级的关系中存在什么规则性和永久性吗？绝非如此。你们常常看到有些自由人离开自己的位置，服务其他人，从他那里获得馈赠或别的什么，从而进入附庸阶级；你还能看到有一些自由人沦落至奴隶阶级。在其他地方，能看到有些附庸努力摆脱自己的庇护人，再次获得独立，再次进入自由人阶级。在任何地方你们都能看到运动，看到从一个阶级到另一个阶级的持续流动，看到阶级关系中的不确定性、普遍的不稳定性，没有一个人停留在自己的位置，没有一个位置保持原封不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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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产的状况也是如此。你们知道它们被区分为自由地（完全自由的）和封地（受制于对上级的特定义务）。为了在第二类地产上建立一个精确、明确的制度，人们付出了多大努力。据说，封地最初仅限于特定年数，后来变成终生的，最后变成了可世袭的。完全是徒劳！所有这些期限都毫无秩序地同时并存。我们在同一时刻能见到固定期限封地、终生封地和可以世袭的封地；同一块土地事实上在几年内经历了这些不同状态。土地的状态并不比个人的状态稳定多少。在所有方面，我们都能感受到从游牧生活到定居生活的艰难转变，从人际关系到人和资产的组合关系或不动产关系的艰难转变。在这个转变过程中，一切都是混杂的、本地化的、杂乱无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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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制度中我们也发现同样的不稳定性、同样的混乱。三种制度体系并存：君主制度、贵族制度——人及土地的相互依赖，以及自由制度——也就是说，自由人集体协商大会。这些制度谁也没有拥有社会，谁也没有支配其他制度。自由制度虽然存在，但应该参加大会的人很少参会。领主管辖权的实施也并不规范多少。君主制度是这些制度中最简单、最容易决定的，也没有固定的性质；有些君主是选举产生的，有些是继承的；有时候儿子继承父亲，有时候从家族中选举出来，有时候简单地从远房亲戚甚至是外人中选举出来。你在任何制度中找不到什么是一成不变的，和社会状况一样，所有制度都同时并存，相互混杂，并在持续变化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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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国家层面，也到处是同样的起伏波动：国家起起落落、分分合合。没有边界，没有政府，没有远隔的民族，有的只是各种情形、原则、事实、种族和语言的大杂烩。这就是野蛮欧洲的模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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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独特时期的边界在哪里？它的起源很清楚，开始于罗马帝国的覆灭。但它是什么时候结束的呢？要想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必须研究这一社会状况应该归咎于什么、造成这种野蛮的原因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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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觉得有两个主要原因：一个是物质方面的，来自外部，存在于各种事件的发展历程中；另一个是精神方面的，源自内部，源自人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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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质原因是持续不断地外部入侵。我们千万不要以为蛮族入侵在第5世纪就结束了。千万不要认为，既然罗马覆灭了，我们应该在它的废墟上立刻发现蛮族国家，或者这一运动已经到达终点。在罗马帝国覆灭后，这一运动延续了很久。关于这一点的证据十分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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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看法兰克国王们，即使是第一批国王，他们也不断呼吁越过莱茵河作战。克洛塔尔和达戈贝尔(3)不断发起针对日耳曼的远征，与占据了莱茵河右岸的图林根人、丹麦人和撒克逊人作战。为什么？因为这些民族希望越过莱茵河，分享从罗马帝国掠夺来的战利品。在大约相同时期，居住在高卢的法兰克人，主要是东法兰克人或奥斯达拉西亚法兰克人，为什么要大举入侵意大利呢？他们攻击瑞士，越过阿尔卑斯山，进入意大利，这是为什么？因为他们受到东北方向的新人口的挤压。他们的远征不仅仅是一种掠夺侵略，更是不得已而为之。他们在自己的定居地受到打搅，只好远走他乡去碰运气。一个新的日耳曼民族出现在舞台上，在意大利成立了伦巴第王国。在高卢，法兰克王朝更替，加洛林王朝替代了墨洛温王朝。现在，说实话，大家都承认这一王朝更替实际上是法兰克人对高卢的一次新入侵，是东法兰克人替代西法兰克人的一次民族迁移。变革结束了，第二个民族现在变成了统治者。查理曼大帝对撒克逊人再次发动了墨洛温国王们曾经对图林根人做过的事。他不断发起对莱茵河对岸民族的战争。是谁促成了这一切？是挤压日耳曼人的奥博德莱特人、威尔兹人、索拉布人、波西米亚人以及整个斯拉夫民族，从6世纪到9世纪，他们迫使日耳曼民族向西方迁移。在所有地方，来自东北方向的入侵运动持续不止，决定了各种重大事件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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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南方也出现同样性质的运动：穆斯林阿拉伯人出现了。在日耳曼人和斯拉夫人沿着莱茵河和多瑙河挤压的同时，阿拉伯人在地中海沿岸开始了他们的远征和征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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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拉伯人的入侵有一个特别的性质，即征服精神和迫使改变宗教的精神是统一的。入侵是为了征服一片土地并传播一种信仰。这种运动与日耳曼人的大不相同。在基督教世界中，精神权力和世俗权力是泾渭分明的。传播教义的愿望与征服的欲望不会并存于同一个人。日耳曼人转变信仰后，保留了自己的生活方式、情感和爱好；尘世的欲望和兴趣继续统治着他们。相反，阿拉伯人既是征服者，又是传道士。对他们来说，刀剑的力量和言语的力量掌握在同一双手中。这个性质决定了穆斯林文明在后来的不幸转向。这个文明几乎固有的专横正是起源于精神权力和世俗权力的结合，起源于精神权威和物质权威的混淆。我认为这就是这个文明处处陷入停滞状态的原因。但这一事实最初并没有显露出来，相反，它为阿拉伯人的入侵增加了无穷力量。凭借道德热情和思想，它很快获得了一种日耳曼人入侵所缺乏的辉煌和伟大；它显示出了更多的活力和热情，极其不同地影响了人类的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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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5—9世纪期间欧洲所处的状态。它在南方受到穆斯林的挤压，在北方受到日耳曼和斯拉夫部落的挤压，对于这两大入侵，欧洲内部除了陷入持续动荡外几乎不可能做出任何其他反应。人口不断转移，一批逼走另一批。无法确立任何具有明确性质的事物。所有方面都再次徘徊不前。无疑，在这方面不同国家有所差异：日耳曼是这一运动的焦点，混乱程度比欧洲其他部分更高；法国的动荡程度高于意大利。但是在任何一个地方，社会都无法安顿下来或调节自己。由于与野蛮状态兴起同样的原因，野蛮状态在所有方面继续延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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