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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这些导致十字军东征运动发生的事情中，你们能看出13—14世纪期间突然呈现在欧洲人眼前的广阔新世界是什么模样。毫无疑问，这是促进发展的最伟大原因之一，是在这一重大事件结束后光芒四射的思想自由的最伟大原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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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另一个原因值得关注。直到十字军东征之前，作为教会的中枢，罗马教廷从未公开地与世俗人士来往，除非是以教士为中介，包括罗马教廷派出的教皇使节、主教或普通教士。虽然经常有一些世俗人士与罗马有直接联系，但在整体上它是通过教士与民众打交道的。相反，在十字军东征期间，罗马成了大部分十字军战士出发和返回的通道。大量世俗人士见识了它的政策方针和行事方式，能够看到个人利益对宗教争论发挥了多大的影响力。毫无疑问，这一新知识激发了许多人头脑中前所未有的强硬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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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考虑十字军东征运动结束时人的思想的总体状态时，尤其是关于教会事务的想法时，我们不可能不对一个独特事实留下深刻印象：虽然宗教思想没有经历变化，它们没有被相反甚至不同意见代替，然而人类思想的自由程度得到了巨大提高；宗教信仰不再是人类思想发挥作用的唯一领域了；虽然还没有抛弃宗教，但人类思想已经与它分道扬镳了。因此，在13世纪末，决定了十字军东征运动的精神原因至少是它最活跃的原动力已经消失了；欧洲的精神状态发生了根本性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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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状态也经历了类似变化。关于十字军东征运动对这方面的影响，人们已经做过大量研究。研究显示，为了筹措参加东征所需经费，大量封地领主不得不将封地出售给君主，或将特许状出售给市民，从而导致了领主数量的减少。研究显示，仅仅由于长期不在家，很多领主必然丧失了大部分权力。无需详述这一研究的细节，我想我们可以把十字军东征运动对社会状态的影响归结为少数几个总体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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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字军东征大大缩小了下级领主的小封地、小领地的数量，将资产和权力集中到少数人手中。正是在十字军东征运动开始后，我们看到了大封地、大封建实体的形成和扩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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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常常遗憾没有一张法国封地区划图，就像把法国划分至省、郡、区和教区的地图一样，标出所有封地以及它们的范围和连续演变。如果能够借助这一地图来比较十字军东征前后的法国状况，我们就能看出有多少封地消失了、大中型封地在多大程度上增加了。这是十字军东征运动造成的最重要事实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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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有些小领主保存了自己的领地，他们也不再像以前那样孤立生活了。大领主形成了众多中心，小领主们围绕着他们，在他们附近生活。在十字军东征期间，他们有必要置身于最富有、最强大的领主的麾下，以便从他那里获得援助。他们和他共同生活，同甘共苦。当十字军战士们回家后，这种合群性，这种围绕着上级领主生活的习惯固化在他们的生活习惯中。因此在十字军东征后，我们看到了大封地的增加，还看到在这些封地主人们的城堡中，庭院面积增加了不少，他们身边围绕着大量绅士，这些人虽然还有自己的小片领地，但已经不再把自己封闭在领地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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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封地的扩张和若干社会中心的形成取代了以前的分散局面，这是十字军东征运动在封建制度内部带来的两个主要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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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市民，同样的结果也显而易见。十字军东征创造了大城市。小型工商业不足以创造像意大利和佛兰德斯那样的伟大城市，造就它们的是大规模的商业、海上商业，尤其是与东方的商业。正是十字军东征给海上商业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强劲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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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体上，当我们考虑十字军东征结束时的社会状况，我们发现，这个时期以前的那种实体和权力的分解、分散运动，那种普遍本地化运动——如果可以如此形容的话，已经停止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种完全相反的趋势，一种集中化运动。现在所有一切都倾向于聚拢。小的实体要么被大的实体吸收，要么围绕它们形成群体。社会朝着这个方向前进，朝着这个方向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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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们现在能看出来，为什么在13世纪和14世纪时人民和君主们都不再希望发动十字军东征。他们既没有这种需要也没有这种愿望。他们当年投身其中是因为宗教精神的冲动，是因为宗教思想对整个生活的独家统治，现在这种统治已经丧失能量了。他们曾经想在东征中寻找一种新生活，一种更加广阔和丰富多彩的生活；他们现在开始在欧洲内部、在社会关系的进步中寻找这种生活了。正是在这个时期，政治扩张事业朝国王们敞开了大门。既然在家门口就有尚待征服的王国，为何还要去亚洲呢？腓力二世参加十字军东征是情非得已：这再自然不过，因为他必须使自己成为法国国王。对于人民来说也是如此。发家致富的事业在他们眼前敞开了大门，他们便放弃了冒险，开始了工作。对于君主们来说，冒险的场所变成了政坛；对于人民来说，变成了广泛存在的工作。只有一个社会阶级对冒险还有兴趣，那就是封建贵族。他们即没有条件考虑政治扩张，也不喜欢工作，依然保持了原有状态和生活方式。因此他们继续踊跃参加十字军东征，试图重现辉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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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看来，这就是十字军东征的重大、真实的结果：一方面是思想的开阔、头脑的解放；另一方面是各种实体的扩张、各种活动获得更大空间。它同时造成了更高程度的个体自由和政治团结。它促进了人的独立和社会的集中。关于十字军从东方直接带回来的文明手段已有不少讨论。有人说，在14、15世纪推动欧洲文明向前发展的大部分重大发现——指南针、印刷术、火药，在东方早已为人所知，十字军战士可能从东方带回了它们。这在一定程度上是正确的，但其中一些断言还值得商榷。毋庸置疑的是十字军东征对思想和社会两方面的总体影响。它使得欧洲社会离开了僵直的路线，进入了崭新的、无限广阔的道路。它启动了将欧洲社会各种不同成分转变为政府和人民的变化，而这是现代文明的特征。差不多在同时，对这一伟大结果做出最大贡献的制度之一——君主制发展壮大了。它的历史，从现代国家的诞生一直到13世纪，将是我下一讲的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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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中译者注：隐士彼得（Peter the Hermit）是一名基督教牧师，十字军东征的狂热鼓动者。据说他曾前往耶路撒冷朝圣，遭到当时占领耶路撒冷的土耳其人的阻止和虐待。返回欧洲后，大力宣传耶路撒冷的基督徒所受的苦难，鼓动欧洲基督徒前去解放圣城，并亲自率领第一支十字军前往耶路撒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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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中译者注：萨拉丁（Saladin），埃及阿尤布王朝开国君主（1174—1193），穆斯林抗击十字军东征的英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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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英译者注：引自《基督教国王们与蒙古大汗的政治联系》（Mémoires sur les Relations Politiques des Princes Chrétiens avec les Empereurs Mongols，Dèuxieme Mémore，P.154—1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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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中译者注：鞑靼是指中世纪时受蒙古人统治的自东欧至亚洲的广大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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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中译者注：梅茨（Metz）是法国东北部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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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中译者注：鲁昂（Rouen）是法国港口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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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中译者注：沙特尔（Chartres）是法国博斯的首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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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中译者注：布哈拉（Bokhara）是中亚著名古城，现属于乌兹别克斯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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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中译者注：Zipangri，或Zipangu，是马可波罗在游记中对日本的意大利语称呼，可能缘于当时中国福建话中对“日本国”的发音Jih-pen-kuo，后来逐渐演变成了今天英语中的Japan。马可波罗在他所写的《东方见闻录》中有过这样的记述∶“日本国（Zipangu）是一岛，在东方大海中，距陆一千五百哩。其岛甚大，居民是偶像教徒，而自治其国。据有黄金，其数无限，盖其所属诸岛有金，而地距陆甚远，商人鲜至，所以金多无量，而不知何用。”这一记述使“黄金岛”（Zipangu）名扬欧洲。后来哥伦布为寻找黄金岛而开始了西渡大西洋之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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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文明史 第九讲 君主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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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讲目的——君主制在欧洲历史及世界历史中的重要作用——这种重要性的真正原因——研究君主制时应该基于的两个视角——首先，它的真正、永恒的性质——它是合法最高统治权的化身——它的限度——第二，它的灵活性和多样性——欧洲君主制似乎是各种不同君主制的结果——蛮族君主制——帝国君主制——宗教君主制——封建君主制——严格意义上的现代君主制，以及它的真实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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