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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常常遗憾没有一张法国封地区划图，就像把法国划分至省、郡、区和教区的地图一样，标出所有封地以及它们的范围和连续演变。如果能够借助这一地图来比较十字军东征前后的法国状况，我们就能看出有多少封地消失了、大中型封地在多大程度上增加了。这是十字军东征运动造成的最重要事实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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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有些小领主保存了自己的领地，他们也不再像以前那样孤立生活了。大领主形成了众多中心，小领主们围绕着他们，在他们附近生活。在十字军东征期间，他们有必要置身于最富有、最强大的领主的麾下，以便从他那里获得援助。他们和他共同生活，同甘共苦。当十字军战士们回家后，这种合群性，这种围绕着上级领主生活的习惯固化在他们的生活习惯中。因此在十字军东征后，我们看到了大封地的增加，还看到在这些封地主人们的城堡中，庭院面积增加了不少，他们身边围绕着大量绅士，这些人虽然还有自己的小片领地，但已经不再把自己封闭在领地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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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封地的扩张和若干社会中心的形成取代了以前的分散局面，这是十字军东征运动在封建制度内部带来的两个主要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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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市民，同样的结果也显而易见。十字军东征创造了大城市。小型工商业不足以创造像意大利和佛兰德斯那样的伟大城市，造就它们的是大规模的商业、海上商业，尤其是与东方的商业。正是十字军东征给海上商业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强劲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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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体上，当我们考虑十字军东征结束时的社会状况，我们发现，这个时期以前的那种实体和权力的分解、分散运动，那种普遍本地化运动——如果可以如此形容的话，已经停止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种完全相反的趋势，一种集中化运动。现在所有一切都倾向于聚拢。小的实体要么被大的实体吸收，要么围绕它们形成群体。社会朝着这个方向前进，朝着这个方向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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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们现在能看出来，为什么在13世纪和14世纪时人民和君主们都不再希望发动十字军东征。他们既没有这种需要也没有这种愿望。他们当年投身其中是因为宗教精神的冲动，是因为宗教思想对整个生活的独家统治，现在这种统治已经丧失能量了。他们曾经想在东征中寻找一种新生活，一种更加广阔和丰富多彩的生活；他们现在开始在欧洲内部、在社会关系的进步中寻找这种生活了。正是在这个时期，政治扩张事业朝国王们敞开了大门。既然在家门口就有尚待征服的王国，为何还要去亚洲呢？腓力二世参加十字军东征是情非得已：这再自然不过，因为他必须使自己成为法国国王。对于人民来说也是如此。发家致富的事业在他们眼前敞开了大门，他们便放弃了冒险，开始了工作。对于君主们来说，冒险的场所变成了政坛；对于人民来说，变成了广泛存在的工作。只有一个社会阶级对冒险还有兴趣，那就是封建贵族。他们即没有条件考虑政治扩张，也不喜欢工作，依然保持了原有状态和生活方式。因此他们继续踊跃参加十字军东征，试图重现辉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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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看来，这就是十字军东征的重大、真实的结果：一方面是思想的开阔、头脑的解放；另一方面是各种实体的扩张、各种活动获得更大空间。它同时造成了更高程度的个体自由和政治团结。它促进了人的独立和社会的集中。关于十字军从东方直接带回来的文明手段已有不少讨论。有人说，在14、15世纪推动欧洲文明向前发展的大部分重大发现——指南针、印刷术、火药，在东方早已为人所知，十字军战士可能从东方带回了它们。这在一定程度上是正确的，但其中一些断言还值得商榷。毋庸置疑的是十字军东征对思想和社会两方面的总体影响。它使得欧洲社会离开了僵直的路线，进入了崭新的、无限广阔的道路。它启动了将欧洲社会各种不同成分转变为政府和人民的变化，而这是现代文明的特征。差不多在同时，对这一伟大结果做出最大贡献的制度之一——君主制发展壮大了。它的历史，从现代国家的诞生一直到13世纪，将是我下一讲的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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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中译者注：隐士彼得（Peter the Hermit）是一名基督教牧师，十字军东征的狂热鼓动者。据说他曾前往耶路撒冷朝圣，遭到当时占领耶路撒冷的土耳其人的阻止和虐待。返回欧洲后，大力宣传耶路撒冷的基督徒所受的苦难，鼓动欧洲基督徒前去解放圣城，并亲自率领第一支十字军前往耶路撒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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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中译者注：萨拉丁（Saladin），埃及阿尤布王朝开国君主（1174—1193），穆斯林抗击十字军东征的英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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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英译者注：引自《基督教国王们与蒙古大汗的政治联系》（Mémoires sur les Relations Politiques des Princes Chrétiens avec les Empereurs Mongols，Dèuxieme Mémore，P.154—1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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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中译者注：鞑靼是指中世纪时受蒙古人统治的自东欧至亚洲的广大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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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中译者注：梅茨（Metz）是法国东北部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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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中译者注：鲁昂（Rouen）是法国港口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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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中译者注：沙特尔（Chartres）是法国博斯的首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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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中译者注：布哈拉（Bokhara）是中亚著名古城，现属于乌兹别克斯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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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中译者注：Zipangri，或Zipangu，是马可波罗在游记中对日本的意大利语称呼，可能缘于当时中国福建话中对“日本国”的发音Jih-pen-kuo，后来逐渐演变成了今天英语中的Japan。马可波罗在他所写的《东方见闻录》中有过这样的记述∶“日本国（Zipangu）是一岛，在东方大海中，距陆一千五百哩。其岛甚大，居民是偶像教徒，而自治其国。据有黄金，其数无限，盖其所属诸岛有金，而地距陆甚远，商人鲜至，所以金多无量，而不知何用。”这一记述使“黄金岛”（Zipangu）名扬欧洲。后来哥伦布为寻找黄金岛而开始了西渡大西洋之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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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文明史 第九讲 君主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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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讲目的——君主制在欧洲历史及世界历史中的重要作用——这种重要性的真正原因——研究君主制时应该基于的两个视角——首先，它的真正、永恒的性质——它是合法最高统治权的化身——它的限度——第二，它的灵活性和多样性——欧洲君主制似乎是各种不同君主制的结果——蛮族君主制——帝国君主制——宗教君主制——封建君主制——严格意义上的现代君主制，以及它的真实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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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文明史 上一讲中，我试图明确，与原始欧洲社会相比，现代欧洲社会的根本、独特的性质。我相信我们在这个事实中发现，最初繁芜多样的社会状态组成要素缩减成了两个：一个是政府，另一个是人民。在现代欧洲，我们再也看不到曾经是历史的统治力量和主角的封建贵族、教士、国王、市民和农奴，而只有两大角色占据了历史舞台，那就是政府和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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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这就是欧洲文明的最终结局，这也应该是我们前往的终点、我们的研究将带领我们到达的终点。我们很有必要看看这一伟大结局的产生、不断发展和自我强化。我们即将进入的是一个可以追本溯源的时代：正如你们已经看到的，正是在12—16世纪期间，一种缓慢的、不为人知的努力在欧洲发挥着作用，引导社会进入这种新形式和确定状态。我们同样还研究了第一个重大事件，在我看来，它显著且有力地推动了欧洲朝着这个方面前进，这就是十字军东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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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一时期，几乎就在十字军东征发生的同时，君主制开始了自己的扩张，它对于现代社会的形成、对于社会要素融合成为政府和人民两大力量做出了无与伦比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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