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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们现在能看出来，为什么在13世纪和14世纪时人民和君主们都不再希望发动十字军东征。他们既没有这种需要也没有这种愿望。他们当年投身其中是因为宗教精神的冲动，是因为宗教思想对整个生活的独家统治，现在这种统治已经丧失能量了。他们曾经想在东征中寻找一种新生活，一种更加广阔和丰富多彩的生活；他们现在开始在欧洲内部、在社会关系的进步中寻找这种生活了。正是在这个时期，政治扩张事业朝国王们敞开了大门。既然在家门口就有尚待征服的王国，为何还要去亚洲呢？腓力二世参加十字军东征是情非得已：这再自然不过，因为他必须使自己成为法国国王。对于人民来说也是如此。发家致富的事业在他们眼前敞开了大门，他们便放弃了冒险，开始了工作。对于君主们来说，冒险的场所变成了政坛；对于人民来说，变成了广泛存在的工作。只有一个社会阶级对冒险还有兴趣，那就是封建贵族。他们即没有条件考虑政治扩张，也不喜欢工作，依然保持了原有状态和生活方式。因此他们继续踊跃参加十字军东征，试图重现辉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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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看来，这就是十字军东征的重大、真实的结果：一方面是思想的开阔、头脑的解放；另一方面是各种实体的扩张、各种活动获得更大空间。它同时造成了更高程度的个体自由和政治团结。它促进了人的独立和社会的集中。关于十字军从东方直接带回来的文明手段已有不少讨论。有人说，在14、15世纪推动欧洲文明向前发展的大部分重大发现——指南针、印刷术、火药，在东方早已为人所知，十字军战士可能从东方带回了它们。这在一定程度上是正确的，但其中一些断言还值得商榷。毋庸置疑的是十字军东征对思想和社会两方面的总体影响。它使得欧洲社会离开了僵直的路线，进入了崭新的、无限广阔的道路。它启动了将欧洲社会各种不同成分转变为政府和人民的变化，而这是现代文明的特征。差不多在同时，对这一伟大结果做出最大贡献的制度之一——君主制发展壮大了。它的历史，从现代国家的诞生一直到13世纪，将是我下一讲的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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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中译者注：隐士彼得（Peter the Hermit）是一名基督教牧师，十字军东征的狂热鼓动者。据说他曾前往耶路撒冷朝圣，遭到当时占领耶路撒冷的土耳其人的阻止和虐待。返回欧洲后，大力宣传耶路撒冷的基督徒所受的苦难，鼓动欧洲基督徒前去解放圣城，并亲自率领第一支十字军前往耶路撒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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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中译者注：萨拉丁（Saladin），埃及阿尤布王朝开国君主（1174—1193），穆斯林抗击十字军东征的英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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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英译者注：引自《基督教国王们与蒙古大汗的政治联系》（Mémoires sur les Relations Politiques des Princes Chrétiens avec les Empereurs Mongols，Dèuxieme Mémore，P.154—1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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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中译者注：鞑靼是指中世纪时受蒙古人统治的自东欧至亚洲的广大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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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中译者注：梅茨（Metz）是法国东北部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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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中译者注：鲁昂（Rouen）是法国港口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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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中译者注：沙特尔（Chartres）是法国博斯的首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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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中译者注：布哈拉（Bokhara）是中亚著名古城，现属于乌兹别克斯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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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中译者注：Zipangri，或Zipangu，是马可波罗在游记中对日本的意大利语称呼，可能缘于当时中国福建话中对“日本国”的发音Jih-pen-kuo，后来逐渐演变成了今天英语中的Japan。马可波罗在他所写的《东方见闻录》中有过这样的记述∶“日本国（Zipangu）是一岛，在东方大海中，距陆一千五百哩。其岛甚大，居民是偶像教徒，而自治其国。据有黄金，其数无限，盖其所属诸岛有金，而地距陆甚远，商人鲜至，所以金多无量，而不知何用。”这一记述使“黄金岛”（Zipangu）名扬欧洲。后来哥伦布为寻找黄金岛而开始了西渡大西洋之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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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文明史 第九讲 君主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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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讲目的——君主制在欧洲历史及世界历史中的重要作用——这种重要性的真正原因——研究君主制时应该基于的两个视角——首先，它的真正、永恒的性质——它是合法最高统治权的化身——它的限度——第二，它的灵活性和多样性——欧洲君主制似乎是各种不同君主制的结果——蛮族君主制——帝国君主制——宗教君主制——封建君主制——严格意义上的现代君主制，以及它的真实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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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文明史 上一讲中，我试图明确，与原始欧洲社会相比，现代欧洲社会的根本、独特的性质。我相信我们在这个事实中发现，最初繁芜多样的社会状态组成要素缩减成了两个：一个是政府，另一个是人民。在现代欧洲，我们再也看不到曾经是历史的统治力量和主角的封建贵族、教士、国王、市民和农奴，而只有两大角色占据了历史舞台，那就是政府和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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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这就是欧洲文明的最终结局，这也应该是我们前往的终点、我们的研究将带领我们到达的终点。我们很有必要看看这一伟大结局的产生、不断发展和自我强化。我们即将进入的是一个可以追本溯源的时代：正如你们已经看到的，正是在12—16世纪期间，一种缓慢的、不为人知的努力在欧洲发挥着作用，引导社会进入这种新形式和确定状态。我们同样还研究了第一个重大事件，在我看来，它显著且有力地推动了欧洲朝着这个方面前进，这就是十字军东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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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一时期，几乎就在十字军东征发生的同时，君主制开始了自己的扩张，它对于现代社会的形成、对于社会要素融合成为政府和人民两大力量做出了无与伦比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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君主制显然在欧洲文明史中发挥了异常巨大的作用，粗略看一眼事实就足以使人确信这一点。可以说，至少在很长一段时期，君主制和社会是按照同一步调发展的，这种进步是共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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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仅这种进步是共同的，而且，只要社会朝着它的现代性和确定性发展，君主制似乎就在扩张和繁荣。因此，当这一工作圆满完成，除了政府和人民以外，欧洲各大国再没有或几乎没有任何其他重要或决定性影响力时，君主就成了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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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确实就这样发生了。不仅发生在法国——在这里这一事实显而易见，同样发生在大部分欧洲国家中：在英国、西班牙和德国的社会历史中，或迟或早，在略微不同形式下，我们看到了同样结果。例如，在英国，正是在都铎王朝统治下，英国社会中原有的、特殊的和地方性的组成要素败落消散了，让位于公共权力制度；同时这也是君主势力最大的时期。在德国、西班牙和其他所有欧洲大国，情况都是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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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们离开欧洲，将视线投向世界其他地方，我们将看到类似的事。我们将到处看到君主制占据了重要地位，看起来就像是最普遍、最永恒的制度。原本没有它的地方，难以阻止它；它已经存在的地方，难以根除它。远古以来，它就已经占有了亚洲。美洲刚被发现时，那里所有大国都以不同的组合形式处于君主制统治下。当我们深入非洲内地，凡是稍微大一点的国家，盛行的都是这种制度。不仅君主制渗透到所有地方，并且它还能适应各种不同情形，无论是文明还是野蛮，无论是在习俗最温和的国家例如中国，还是在战争和军事精神统治的地方。它既能建立在种姓制度内部、在等级最森严的社会里，也能建立在平等制度中、在对法定的永久的阶级划分毫无概念的社会里。在有的地方它是独裁的、压迫的，在有的地方它有益于文明，甚至有益于自由。它就像是一个头颅，可以放置在大量不同躯干上；就像一种果实，可以由最不相同的种子生长结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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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这一事实中，我们可以发现许多奇怪而又极其重要的结论。我将列举两个。第一个，这种结局不可能仅仅是机会、武力或篡权的结果。作为一种制度，君主制的本质和个人或人类社会的本质之间不可能不存在一种根本的、强大的相似之处。毫无疑问，武力干预了这一制度的起源，在它的发展历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当我们遇到这样一种结果，当我们看到在如此多世纪中、在如此不同情形中，一个重大事件一直在发展和繁衍复制，我们就无法将其归因于武力。武力在人类事务中发挥了重要的、从未终止的作用，但它不是它们的根本原因，不是它们的“原动力”。在武力及其作用之上，有一种精神原因在高高翱翔，它决定了世间万物。武力对于社会历史的意义就像是身体对于人的历史的意义。身体确实在人的生命中占据重要地位，但它依然不是生命的原动力。生命在身体内部循环流通，但并不发源于身体。人类社会也是如此。无论武力在其中扮演什么角色，统治社会、主宰其命运的不是武力。隐藏在武力的偶然事件之下、调控社会进程的是思想和精神影响力。正是这样一种原因而非武力成就了君主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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