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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们研究11—15世纪期间意大利诸共和国的历史时，我们震惊于两个明显矛盾但又无可争辩的事实。我们看到了勇气、活力和天赋的惊人赞叹的发展，以及随之而来的大繁荣。这里存在欧洲其他地方缺乏的运动和自由。而当我们询问居民的实际状态如何、他们的生活过得怎么样、他们有多幸福，情况就全变了，没有什么历史比这更加悲惨和黑暗了。也许找不到任何时代或任何国家，人民的处境更加动荡，更容易遭受悲惨不幸，或存在更多纠纷、犯罪和灾祸。我们同时还能看到另一个事实，在大部分共和国的政治体系中，自由在不断缩小。安全保障如此缺乏，以至各派别不可避免地被迫求助于一种稍微温和的制度，哪怕它不像城邦最初采用的制度那样受欢迎。看看佛罗伦萨、威尼斯、热那亚、米兰和比萨的历史，你们到处都能看到，事件的一般发展历程不是走向自由，不是制度覆盖范围的扩大，而是不断缩小，权力集中至少数人手中。简而言之，在这些充满活力、辉煌而富裕的共和国中，有两样东西是缺乏的：生活的安全保障——这是社会状态的第一条件，以及制度的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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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中又诞生了一个新的弊端，阻碍了共和政治组织尝试的扩张。威胁意大利的最大危险来自外部、来自外国君主。然而，这一危险从未使这些共和国团结一心、共同行动；他们从来不会同仇敌忾。许多最开明的意大利人、当代最杰出的爱国者，哀叹中世纪意大利的共和制度，认为它是意大利从未成为一个民族国家的罪魁祸首。他们说，意大利被分解成大量微不足道的小邦，严重受制于各自的情感，因而无法组成联邦或组成一个国家。他们遗憾自己的国家和欧洲其他国家一样，没有经历一次专制集中，从而变成一个民族国家，从外国人手中赢得独立。因此，看起来，即使处于最有利环境中的共和政治组织，在这个时期也不包含进步、持续和扩张的原动力——它没有未来。在某个时刻之前，我们可以将中世纪意大利的政治组织与古希腊的政治组织进行比较。希腊也是一个到处是小型共和国的国家，它们相互永远是对手，甚至常常是敌人，有时候又为了共同目的结成同盟。在这种比较中优势完全在希腊这一方。毫无疑问，虽然历史给我们提供了它们当中的许多罪恶事例，但与意大利诸共和国相比，雅典、拉塞戴蒙、底比斯等城邦拥有更多的秩序、安全保障和正义。然而希腊的政治生命又是何等短暂！在权力和领土的分割中蕴藏了最终导致荏弱的根源！当希腊与马其顿、罗马等强大邻居一碰撞，它立刻就屈服了。这些如此辉煌、如此繁荣的小型共和国无法形成防御同盟。对于社会和人的理性的发展程度都远远逊色、远远脆弱于希腊的意大利来说，出现同样结果的理由不知要充分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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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共和制度已经大获全胜、封建制度已经被征服的意大利，共和政治组织尝试得以延续的机会尚且如此之低，可想而知，在欧洲其他地区，它更快地屈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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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将快速说明一下它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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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有个地方与意大利非常相似，这就是法国南部和接壤的西班牙省份，包括加泰罗尼亚、纳瓦尔和比斯开。在这里，城镇同样得到巨大发展，重要且富有。很多小领主与市民们结成同盟，一些教士也同样加入了他们的事业中。简而言之，这一地区的情况非常像意大利。相应的，在11世纪期间以及12世纪初，普罗旺斯、朗各多克和阿基坦等地区的城镇一心想要一次政治上的飞跃，想要变成独立共和国，就像阿尔卑斯山那边的国家(2)一样。但是法国南部碰上了一个非常强大的封建主义，即北部的封建主义。在这个时候，出现了阿尔比异端(3)，法国的封建势力和城市势力之间爆发了战争。你们知道由西蒙·德·蒙特福特所领导的十字军征讨阿尔比派的历史。这是北部的封建制度与南部的民主政治组织尝试之间的一场斗争。南方虽然有爱国热情，但北方还是取得了胜利。南方缺乏政治统一，而文明的发展程度又不足以使人齐心协力。共和政治组织的尝试被扑灭了，十字军在法国南部重建了封建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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稍晚一点，共和政治尝试在瑞士山区中取得了较多成功。在这里舞台十分狭窄，他们只需要反抗一位外国君主，他虽然势力比瑞士人民强大，但绝不属于欧洲最可怕的君主之列。英勇的斗争持续了很久。很多瑞士封建贵族与城市结盟，他们是强大的援兵，然而改变了他们所援助的革命的性质，使它比初始性质增加了贵族政治的性质，减少了进步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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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我将前往法国北部，前往佛兰德斯的自治市、莱茵河两岸以及汉萨联盟(4)。在这里，民主政治组织在城市内部大获全胜，然而我们发现，从一开始它就命中注定无法扩张或完全掌控社会。北部的自治市受到封建制度、领主和君主们的包围和压制，因此常常处于守势。显然，它们所做的一切仅仅是尽一切可能保卫自己，从未尝试过征服。它们保住了自己的特权，但被限制在自己的城墙之内。民主政治组织被局限于此，无法越雷池一步。我们在乡村无法发现它的踪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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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们看到了共和政治尝试所处的状态。在意大利取得胜利，但取得成功或发展的机会很小；在高卢南部受到镇压；在瑞士山区取得小范围的胜利；在北部，在佛兰德斯的自治市、莱茵河畔和汉萨联盟，注定无法走出城门。然而，就在这种处境中，虽然势力明显弱于其他社会成分，它还是给封建贵族带来了极大恐惧。领主们眼红自治市的财富，害怕它们的力量；民主精神渗入了农村，农民暴动变得越来越频繁、越来越顽固。几乎在全欧洲，封建贵族结成了一个庞大联盟来对付自治市。双方力量不平等。自治市相互分离，它们之间没有共识或联络，一切都是地方性的。不同国家市民之间固然存在某种同情心，佛兰德斯城市在与勃艮第公爵的斗争中取得的成功或挫折会在法国城市中激发出强烈情感，但这种情感昙花一现，无法产生任何结果。自治市之间没有建立任何联系或真正的团结，也不会相互支援。因此，封建制度对它们拥有巨大优势。但是，封建制度自身处于分崩离析、支离破碎的状态，因而未能成功摧毁自治市。当斗争延续了一定时间后，当确信无法获得全面胜利后，他们不得不承认这些渺小的共和派市民，与他们谈判，接受他们作为国家的成员。从此，一种新的秩序出现了，一种新的政治组织尝试开始了，它是一种混合组织，目的是协调所有社会成分，包括封建贵族、自治市、教士以及君主，使它们克服彼此之间根深蒂固的敌意，共同生活，共同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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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们都知道什么是法国三级会议（States-general）、西班牙和葡萄牙的议会（Cortes）、英国议会（Parliament）和德国议会（Diets）。你们还知道，这些不同会议的成员是什么。封建贵族、教士和市民聚集在会议中，试图团结一致形成一个社会、一个国家，遵从同一个法律、同一个权力。它们虽然名称不同，但拥有相同的意图和宗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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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将把法国的三级会议作为这种尝试的典型，它是最有趣、最广为人知的事实。我说它是最广为人知的，但我确信“三级会议”这一名称在你们头脑中激发的仅仅是一些模糊、不完整的概念。你们谁也说不出在法国三级会议中有什么东西是固定的或正规的、它的成员数量是多少、协商的主题是什么，或者是整个大会的持续天数以及每一次会议的持续时间。大家对这些事情都一无所知，从历史中无法得到这些问题的清晰的、总体的或普遍的答案。仔细研究法国历史中这些会议的性质，它们似乎仅仅是偶然事件，是人民和国王最后的政治途径。是国王财政匮乏、不知道如何摆脱困境时的最后招数；是人民苦难深重而又无计可施时的最后招数。贵族们出席三级会议，教士们同样参与三级会议，但他们都是虚与委蛇，因为他们知道这并非他们的用武之地，这并不能提升他们在国家大事中所发挥的真正作用。市民们对此并不更加热衷，这并不是他们有兴趣行使的权利，而是不得不忍受的义务。这些可以看作是这些会议在政治活动中的性质。它们有时候毫无意义，有时候令人讨厌。当国王势力最强时，它们的谦卑和温顺被发挥到极致；当国王处境不佳，亟需国民的支持时，它们就分帮结派，沦为某种贵族政治阴谋或野心家的工具。总之，它们有时候仅仅是显贵名流的集会，有时候是例行公事的会议。因此，它们的成果几乎总是随着会议结束而消散；它们承诺和试图要做的事很多，但做成的一件也没有。对法国社会产生真正影响的重大措施、政府、立法或行政中的重大改革没有一件出自三级会议。然而，我们绝不能就此认为它们毫无作用或影响。它们有一种人们通常很少考虑到的精神作用。在不同时代，它们是对政治奴役的抗议，是特定监护原则的强烈宣示，例如，国民有权征税、干预国家大事、将某种责任加于权力机构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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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准则从未在法国消失应该归功于三级会议，并且它使得自由的回忆和权利在人民的生活方式得以保存，在思想中得以更新，这是不小的功劳。三级会议拥有这种价值，但它从未成为一种统治手段。它从未进入政治组织中，从未实现自己的宗旨，也就是说，将分裂国家的不同小社会融合为一个整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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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班牙和葡萄牙的议会给了我们同样的结果。然而，它们的具体情况千差万别。在不同地方、不同时期，议会的重要性也不同。在阿拉贡和比斯开，在关于即位问题的争论中或在针对摩尔人的斗争中，它们召开得更加频繁，权力更大。有些议会如卡斯蒂尔的1370年和1373年议会，贵族和教士没有出席。如果我们深入研究各个事件，有大量细节是我们必须加以考虑的。但限于篇幅我只能说，整体上看可以说这些议会和三级会议一样，是历史上的偶然事件，从未成为一种制度、一种政治组织，或者是一种正规的统治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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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的命运不一样。我现在不详谈这个话题。我计划用一节课的时间专门探讨英国的政治生活。现在，我将简单谈一谈使它发展方向迥异于大陆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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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在英国没有大诸侯，没有能够以一己之力对抗君主的臣民。英国贵族和大领主被迫联合起来共同抵抗。因此，在上层贵族中盛行联合原则和真正的政治方式。而且，英国封建势力中的小封地领主，由于一系列我暂且不说的事件，逐渐与市民联合起来，在下议院中支持市民，从而使下议院赢得了比大陆国家议会更高的权力、一种能真正影响国家统治的力量。让我们看看英国议会在14世纪的状态。上议院是国王的顾问团，积极参与国家权力的行使；下议院由小封地领主和市民代表组成，几乎不参与严格意义上的政府，但是它确立各种权利，充满热情地捍卫个人和地方利益。从整体上看，议会并未参与统治，但它已经是一个常设机构、一种在原则上采用的统治手段，并且事实上常常是不可或缺的手段。因此，不同社会成分之间的结合和联合以形成统一政治实体的尝试虽然在欧洲大陆处处失败，却在英国取得了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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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德国，我只说几句，指出它的历史的主要特征。在这里，人们对融合、统一和广泛的政治组织没有多大热情。与欧洲其他地方相比，不同社会成分保持了更多的独特性和独立性。如果需要证据，我们可以在现代找到一条。德国是封建选举制在君主产生过程中长期发挥作用的唯一国家。我这里说的不包括波兰或斯拉夫国家，因为它们进入欧洲文明体系的时间太晚。德国还是唯一依然保留教会君主、保留享有真正政治存在和主权的自由市的欧洲国家。显然，与其他地方相比，德国将原始欧洲社会诸成分组合至一个社会的努力和成效更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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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我已经向你们说明了欧洲截止到14世纪末、15世纪初的各种重大政治组织尝试。你们看到它们统统失败了。我还顺便努力说明它们失败的原因。事实上它们实际上可以归纳为一个原因。社会的发达程度还不足以实现统一，在生活和思想中一切都还太地方化，太特殊、狭隘和多变。没有能够控制个别利益和意见的普遍利益和意见。最高尚、最有活力的头脑也没有行政管理或真正的政治正义的观念。显然，首先需要一种更加活跃、更加富有生命力的文明能够混合、同化甚至可以说是融合所有这些松散的成分，首先需要实现利益、法律、习俗和思想的高度集中，总之，需要出现一个公共权力和公共意见。我们已经到达这项重大工作圆满完成的时代。它的最早征兆、15世纪期间思想和习俗的状态、形成中央政府和公共意见的趋势，这些将是我们下一讲的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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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中译者注：美男子腓力，即法国国王腓力四世，他在同罗马教皇的激烈斗争中取得重大胜利，使国家政权控制了天主教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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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中译者注：阿尔卑斯山那边的国家指意大利，因为意大利在阿尔卑斯山之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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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中译者注：阿尔比派（Albigenses）又称“纯洁派”，是12至13世纪期间盛行于法国南部地区的一个基督教异端学派。它来源于巴尔干半岛的鲍格米勒派，在12世纪中期由参加十字军的商人和农民传入法国南部，在图卢兹的阿尔比（Albi）城最活跃，故而得名“阿尔比派”。阿尔比派在法国南部建立自己的主教区，自己召开主教议会，其势力压倒了罗马教会，因此在1197年被教皇亚历山大三世宣布为异端。1209年，教皇英诺森三世正式组织和号召十字军讨伐此派，称为阿尔比十字军战争，从1209年至1229年历时20年，阿尔比派受到严重打击，至14世纪末期，该派逐渐消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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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中译者注：汉萨联盟是德国北部城市为了保护商贸利益结成的商业、政治联盟、早期的资本主义萌芽。13世纪逐渐形成，14世纪最为兴盛，加盟城市最多达到160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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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文明史 第十一讲 现代国家的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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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讲目的——15世纪的特性——国家和政府的逐渐集中——第一，法国的——法兰西民族精神的形成——路易十一的统治——第二，西班牙的——第三，德国的——第四，英国的——第五，意大利的——国家外部联系及外交的起源——宗教思想运动——贵族政治改革尝试——康斯坦茨和巴塞尔宗教议会——平民政治改革尝试——约翰·胡斯——文学复兴——对古典时代的赞赏——经典学派或自由思考者——一般活动——航海、发现、发明——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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