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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还可以列举宗教改革运动的更多其他结果，但我必须就此打住，满足于向你们指出它的根本性质，即人类思想的解放和精神领域内绝对权力的废黜，这种废黜毫无疑问并不彻底，但不管怎样，它是我们迄今为止朝着这个方向迈出的最大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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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结束之前，我必须请你们注意，在现代欧洲历史中，在世俗社会和宗教社会之间、在它们各自经历的革命之间，存在着惊人的相似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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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我们在讨论教会时看到的那样，基督教社会开始时是一个完全自由的社会，仅仅凭借共同信念得以形成，没有制度或严格意义上的政府，仅仅由精神权力管理，根据时代的需要而变化。欧洲世俗社会的兴起方式与其相似或至少部分相似，由各蛮族群体构成；这个社会完全自由，没有法律或法定权力，留在其中的每个人都是因为他觉得这样做合适。当这种无法与任何可观的进步共存的状态结束时，宗教社会将自己置身于一种本质上是贵族政治的统治中。统治宗教社会的是由教士、主教、宗教议会和宗教贵族组成的群体。当野蛮时代结束时，世俗社会中也发生了同样的事；统治它的是世俗贵族、世俗封建首领。宗教社会抛弃了贵族政治形态，采用了纯君主制形态，这就是罗马教廷战胜宗教议会和欧洲宗教贵族的含义。同样的革命发生在世俗社会中：正是通过摧毁贵族政治势力，君主制才得以盛行并统治欧洲世界。在16世纪，在宗教社会内部，爆发了一场反抗纯君主制、反抗精神领域内绝对权力的起义。这一革命在欧洲引发、推崇并确立了自由探索。在当今，我们已经看到世俗社会发生了同样的事，绝对世俗权力遭到攻击和征服。就这样，你们看到了两个社会都经历了相同的波折起伏，经历了相同的革命，只不过宗教社会在这一事业中总是首当其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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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现在已经掌握了现代社会的重大事实之一，即自由探索、人类思想自由。我们同时也看到，政治集中几乎在所有地方盛行。下一讲我将探讨英国革命，也就是说，自由探索和纯君主制——文明发展的两个结果，第一次发生冲突的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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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中译者注：即“尼德兰革命”，是尼德兰（今荷兰、比利时、卢森堡等地）人民反抗西班牙封建统治的独立革命和资本主义革命，成立了荷兰王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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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中译者注：阿尔瓦公爵是尼德兰革命期间，西班牙国王腓力二世派往尼德兰镇压革命的头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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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中译者注：奥兰治亲王即威廉·奥兰治，是尼德兰革命的领袖，荷兰的国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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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中译者注：1648年到1658年法国反专制制度的两次政治运动，名称源于马萨林枢机主教的支持者的房屋被巴黎武装起义者用石块破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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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中译者注：南特敕令是法国国王亨利四世在1598年颁发的一条敕令，它承认了法国国内胡格诺教徒的信仰自由，享有与其他公民同等的法律权利。这是世界上第一份有关宗教宽容的敕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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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中译者注：费纳隆（Francois Fenelon，1651—1715），法国思想家、神学家和作家，康布雷大主教、法兰西学院院士。1699年，一个出版商未经同意出版了费讷隆的《忒勒马科斯》。书中影射表达对路易十四内外政策的不满，提出改革的要求，具有鲜明的民主倾向。费讷隆因此被撤职。忒勒马科斯是希腊神话中希腊英雄奥德修斯的儿子，在父亲远征特洛伊、迟迟未归后远涉重洋寻找父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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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中译者注：指英国国教。16世纪，英国国王亨利八世为了与妻子离婚，脱离罗马教廷，宣布在英国成立自己的教会，以国王为教会的最高元首，称为“圣公会”（The Anglican Church），也称为“安立甘宗”，属于新教三大宗派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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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文明史 第十三讲 英国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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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讲目的——英国革命的总体性质——它的根本原因——它的政治性质大于宗教性质——其中的三大派别：1．合法改革派；2．政治革命派；3．社会革命派——它们全都失败了——克伦威尔——斯图亚特王朝复辟——法制政府——浪子政府——1688年英国和欧洲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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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文明史 你们看到，在16世纪期间，曾经属于旧欧洲社会的所有要素和特征都融入了两大事实中，即自由探索和权力集中。前者盛行于教士中，后者盛行于世俗世界。人类思想解放运动和纯君主制的确立同时在欧洲取得了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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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少有人能够预料到，但这两大原则之间迟早会爆发斗争，因为它们是相互对立的。一个是绝对权力在精神领域的覆灭，另一个是它在世俗世界的胜利；前者为旧有的宗教君主制的衰落铺平了道路，后者使旧有的封建自由和公共自由彻底灭亡。正如你们已经看到的，它们之所以能同时出现，是因为宗教社会革命的发展速度大大快于世俗社会革命：一个恰好发生在个人思想解放之际，另一个直到天下大权集于一人之手时才发生。这两件事同时发生，绝不是因为它们之间有什么相似性，也不能阻止它们的不相容性。它们都是文明进程中取得的进步，但它们是来自不同状况的进步，虽然是同时代的，但处于不同的“精神时代”——如果我可以这样表达的话。在达成共识之前，它们不可避免地会互相碰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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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们的第一次碰撞发生在英国。发生在宗教改革运动的成果——自由探索，和纯君主制的胜利果实——政治自由灭亡之间的斗争中；在旨在废黜绝对权力——既包括世俗世界的也包括精神世界的——的努力中，我们找到了英国革命的意义，以及它在我们文明进程中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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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现了一个问题，为什么这一斗争在英国发生得比其他地方更快？为什么与欧洲大陆国家相比，英国的政治革命与精神革命的发生在时间上更加接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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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的王权经历了和欧洲大陆一样的盛衰变迁。在都铎王朝统治下，它获得了前所未有的集中和能量。这并不是说都铎王朝的专制比前任们更严酷，或它使英国付出了更昂贵的代价。我相信，与都铎王朝相比，金雀花王朝的暴虐苛政和不公有过之而无不及。我还相信，在这一时期，欧洲大陆的纯君主制统治比英国的更加严酷和独断。都铎王朝的新特征是绝对权力变得体系化了；王权掌握了一种原始、独立的主权；它采用了前所未有的方式。亨利八世、伊丽莎白、詹姆士一世或查理一世的理论主张都完全不同于爱德华一世或爱德华二世的，虽然后两位国王的权力一样地独断和广泛。我重复一遍，16世纪期间，在英国发生突变的是君主制的原则和理性体系，而不是它的实际权力。王权掌握了绝对权力，并僭称高于一切法律，甚至高于它曾经宣布要遵守的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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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英国完成宗教革命的方式与大陆不同。在这里，它是国王们自身的成果。和其他地方一样，在这里也有民众改革的种子甚至是尝试，本来很有可能不久就会爆发。但亨利八世掌握了主动权，掌权者变成了革命者。结果是，至少刚开始时旨在纠正宗教专制和弊端、解放人类思想的宗教改革运动，在英国完成得远远不如大陆彻底。很自然地它照顾了发起者的利益。国王和保留下来的主教们瓜分了财富和权力——从前任统治者教皇那里夺来的战利品。人们没过多久就察觉了这一结果。虽说宗教改革运动已经结束，但当初使它成为必要的动因依然存在。它以群众运动的形式再次出现。它像以前抨击罗马教廷一样抨击各位主教，指责他们是众多教皇。虽然宗教改革运动常常出现违背其总体性质的事，但只要涉及到与旧教会的斗争，改革派的所有部分就会联合起来对付共同的敌人；但危险过去后，内讧就又开始了。民众改革再次攻击王室和贵族改革，抨击其弊端，控诉其暴政，呼吁它履行自己的承诺，不再重建已被它推翻的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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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不多同时，世俗社会中出现了一场解放运动，一种对政治自由的需要，这种需要在以往不为人所知，或至少有心无力。16世纪期间，英国商业高速发展、繁荣昌盛，同时土地财富和地产大量易手。由于封建贵族的衰败和其他不胜枚举的原因造成的英国土地在16世纪的分配，是一件值得更多注意的事。所有文献都显示，地主的数量大幅增加，大部分土地落到了“乡绅”即低级贵族和市民手中。在17世纪初，上议院成员即高级贵族几乎还没有下议院成员富有。同时，商业财富突飞猛进，地产频繁易主。伴随着这两大影响出现了第三个影响——人类思想的新运动。伊丽莎白统治期间也许是英国文学和哲学历史上最伟大的时期，是充满了高尚而又丰富的想象力的时代。清教徒们毫不犹豫地贯彻执行虽然狭隘但是充满活力的教义的所有推论。与他们相反的另一些人更看重自由而非道德，他们漠视一切原则或方法，充满热情地接受一切有望满足其好奇心或带来刺激的事物。凡是智力冲动带来强烈乐趣的地方，自由很快成为一种需要，很快从公共思想传入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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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欧洲大陆，在一些宗教改革运动向前发展的国家里，出现了类似的感情，即对政治自由的某种需求。但是满足这一需求的途径还不存在。他们不知道去哪里寻找，在他们的制度或习俗中都找不到相关的帮助。他们在迷茫和迟疑中徒劳地寻找满足需求的途径。在英国情况则不同：在这里，伴随着宗教改革运动于16世纪再次出现的政治自由精神，在原有制度和社会状况中找到了行动的支点和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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