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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中译者注：阿尔瓦公爵是尼德兰革命期间，西班牙国王腓力二世派往尼德兰镇压革命的头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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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中译者注：奥兰治亲王即威廉·奥兰治，是尼德兰革命的领袖，荷兰的国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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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中译者注：1648年到1658年法国反专制制度的两次政治运动，名称源于马萨林枢机主教的支持者的房屋被巴黎武装起义者用石块破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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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中译者注：南特敕令是法国国王亨利四世在1598年颁发的一条敕令，它承认了法国国内胡格诺教徒的信仰自由，享有与其他公民同等的法律权利。这是世界上第一份有关宗教宽容的敕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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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中译者注：费纳隆（Francois Fenelon，1651—1715），法国思想家、神学家和作家，康布雷大主教、法兰西学院院士。1699年，一个出版商未经同意出版了费讷隆的《忒勒马科斯》。书中影射表达对路易十四内外政策的不满，提出改革的要求，具有鲜明的民主倾向。费讷隆因此被撤职。忒勒马科斯是希腊神话中希腊英雄奥德修斯的儿子，在父亲远征特洛伊、迟迟未归后远涉重洋寻找父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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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中译者注：指英国国教。16世纪，英国国王亨利八世为了与妻子离婚，脱离罗马教廷，宣布在英国成立自己的教会，以国王为教会的最高元首，称为“圣公会”（The Anglican Church），也称为“安立甘宗”，属于新教三大宗派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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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文明史 第十三讲 英国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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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讲目的——英国革命的总体性质——它的根本原因——它的政治性质大于宗教性质——其中的三大派别：1．合法改革派；2．政治革命派；3．社会革命派——它们全都失败了——克伦威尔——斯图亚特王朝复辟——法制政府——浪子政府——1688年英国和欧洲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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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文明史 你们看到，在16世纪期间，曾经属于旧欧洲社会的所有要素和特征都融入了两大事实中，即自由探索和权力集中。前者盛行于教士中，后者盛行于世俗世界。人类思想解放运动和纯君主制的确立同时在欧洲取得了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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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少有人能够预料到，但这两大原则之间迟早会爆发斗争，因为它们是相互对立的。一个是绝对权力在精神领域的覆灭，另一个是它在世俗世界的胜利；前者为旧有的宗教君主制的衰落铺平了道路，后者使旧有的封建自由和公共自由彻底灭亡。正如你们已经看到的，它们之所以能同时出现，是因为宗教社会革命的发展速度大大快于世俗社会革命：一个恰好发生在个人思想解放之际，另一个直到天下大权集于一人之手时才发生。这两件事同时发生，绝不是因为它们之间有什么相似性，也不能阻止它们的不相容性。它们都是文明进程中取得的进步，但它们是来自不同状况的进步，虽然是同时代的，但处于不同的“精神时代”——如果我可以这样表达的话。在达成共识之前，它们不可避免地会互相碰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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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们的第一次碰撞发生在英国。发生在宗教改革运动的成果——自由探索，和纯君主制的胜利果实——政治自由灭亡之间的斗争中；在旨在废黜绝对权力——既包括世俗世界的也包括精神世界的——的努力中，我们找到了英国革命的意义，以及它在我们文明进程中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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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现了一个问题，为什么这一斗争在英国发生得比其他地方更快？为什么与欧洲大陆国家相比，英国的政治革命与精神革命的发生在时间上更加接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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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的王权经历了和欧洲大陆一样的盛衰变迁。在都铎王朝统治下，它获得了前所未有的集中和能量。这并不是说都铎王朝的专制比前任们更严酷，或它使英国付出了更昂贵的代价。我相信，与都铎王朝相比，金雀花王朝的暴虐苛政和不公有过之而无不及。我还相信，在这一时期，欧洲大陆的纯君主制统治比英国的更加严酷和独断。都铎王朝的新特征是绝对权力变得体系化了；王权掌握了一种原始、独立的主权；它采用了前所未有的方式。亨利八世、伊丽莎白、詹姆士一世或查理一世的理论主张都完全不同于爱德华一世或爱德华二世的，虽然后两位国王的权力一样地独断和广泛。我重复一遍，16世纪期间，在英国发生突变的是君主制的原则和理性体系，而不是它的实际权力。王权掌握了绝对权力，并僭称高于一切法律，甚至高于它曾经宣布要遵守的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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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英国完成宗教革命的方式与大陆不同。在这里，它是国王们自身的成果。和其他地方一样，在这里也有民众改革的种子甚至是尝试，本来很有可能不久就会爆发。但亨利八世掌握了主动权，掌权者变成了革命者。结果是，至少刚开始时旨在纠正宗教专制和弊端、解放人类思想的宗教改革运动，在英国完成得远远不如大陆彻底。很自然地它照顾了发起者的利益。国王和保留下来的主教们瓜分了财富和权力——从前任统治者教皇那里夺来的战利品。人们没过多久就察觉了这一结果。虽说宗教改革运动已经结束，但当初使它成为必要的动因依然存在。它以群众运动的形式再次出现。它像以前抨击罗马教廷一样抨击各位主教，指责他们是众多教皇。虽然宗教改革运动常常出现违背其总体性质的事，但只要涉及到与旧教会的斗争，改革派的所有部分就会联合起来对付共同的敌人；但危险过去后，内讧就又开始了。民众改革再次攻击王室和贵族改革，抨击其弊端，控诉其暴政，呼吁它履行自己的承诺，不再重建已被它推翻的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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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不多同时，世俗社会中出现了一场解放运动，一种对政治自由的需要，这种需要在以往不为人所知，或至少有心无力。16世纪期间，英国商业高速发展、繁荣昌盛，同时土地财富和地产大量易手。由于封建贵族的衰败和其他不胜枚举的原因造成的英国土地在16世纪的分配，是一件值得更多注意的事。所有文献都显示，地主的数量大幅增加，大部分土地落到了“乡绅”即低级贵族和市民手中。在17世纪初，上议院成员即高级贵族几乎还没有下议院成员富有。同时，商业财富突飞猛进，地产频繁易主。伴随着这两大影响出现了第三个影响——人类思想的新运动。伊丽莎白统治期间也许是英国文学和哲学历史上最伟大的时期，是充满了高尚而又丰富的想象力的时代。清教徒们毫不犹豫地贯彻执行虽然狭隘但是充满活力的教义的所有推论。与他们相反的另一些人更看重自由而非道德，他们漠视一切原则或方法，充满热情地接受一切有望满足其好奇心或带来刺激的事物。凡是智力冲动带来强烈乐趣的地方，自由很快成为一种需要，很快从公共思想传入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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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欧洲大陆，在一些宗教改革运动向前发展的国家里，出现了类似的感情，即对政治自由的某种需求。但是满足这一需求的途径还不存在。他们不知道去哪里寻找，在他们的制度或习俗中都找不到相关的帮助。他们在迷茫和迟疑中徒劳地寻找满足需求的途径。在英国情况则不同：在这里，伴随着宗教改革运动于16世纪再次出现的政治自由精神，在原有制度和社会状况中找到了行动的支点和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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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都知道英国自由制度的起源，都知道大贵族同盟在1215年是如何强迫约翰国王签署“大宪章”的。一般人不太了解的是大宪章不断被大部分后继国王们重新提出、再次确认。在13—16世纪期间它共得到了三十多次确认。不但大宪章得到反复确认，人们还提出了各种新法令来维护、发展它。因此，它的存在可以说是从未中断过。同时，下议院成立了，跻身于国家的最高机构行列。正是在金雀花王朝它真正扎根了。并不是说那个时期它在国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严格说来，它没有任何政府职能，连影响力也算不上。它仅仅应国王之要求才参与进来，并且总是不情不愿、犹犹豫豫，好像它对连累、危害自己的担忧超过了对扩张自己势力的渴望。但是每当涉及到捍卫私人权利、公民福祉，总之涉及到个人自由时，下议院就以极大热情和毅力投入至自己的职责中，创建了成为英国宪法基础的所有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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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雀花王朝之后，尤其是在都铎王朝时期，下议院甚至整个议会都呈现为一副新模样。它不再像在金雀花王朝时那样捍卫个人自由。随意拘禁、侵害私人权利的现象越来越频繁，并且常常无人过问。另一方面，议会在国家整体治理中扮演了更加活跃的角色。在改变英国宗教、调整继位顺序等问题上，亨利八世需要某种中介、某种公共工具，这一空缺就由议会尤其是下议院填补了。在金雀花王朝，它曾经是私人权利的抵抗手段和守护神；而在都铎王朝，它成为了政府和宏观国策的工具。因此，在16世纪末，虽然它经受了几乎每一种暴政，但是它的重要性大大增强了，获得了代议制政府所依赖的强大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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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顾16世纪末英国自由制度所处的状态，我们发现，首先是自由的基本规则和原则，无论是政府还是立法机构都从未忽略过它们；其次是自由的先例和榜样，数量众多，虽然其中掺杂了一些杂质，但已经足以使自由要求得到合法化和维护，在任何反抗暴政或专制的斗争中为自由捍卫者提供支持；第三是蕴含了自由种子的特殊性、地方性制度，如陪审制度、集会权、持有武器的权利、地方行政和立法的独立；第四是议会及其权力，这是王室前所未有需要的，因为它已经挥霍了自己大部分独立收入、领地和封建权利，在全国表决中依赖议会的大力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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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16世纪期间，英国的政治状况完全不同于欧洲大陆。尽管有都铎王朝的暴政，尽管纯君主制节节取胜，新生的自由精神在此依然拥有固定的支点、可靠的行动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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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一时期，英国存在两个全国性需求：一方面，在已经开始的宗教改革运动内部存在宗教革命和自由的需求；另一方面，在当时正在发展的纯君主制内部存在政治自由的需求。在它们的发展历程中，这两种需求能够利用任何一方已经取得的成就。它们合二为一了。追求宗教改革的一方利用政治自由来帮助它的信仰和良心反抗国王和主教们。政治自由的支持者也寻求民众宗教改革运动的帮助。双方联合起来反抗世俗世界和精神世界中的绝对权力，即现在由国王独霸的权力。这就是英国革命的起源和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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