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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这一届政府所依赖的基本思想，即国王的绝对主权和高于议会大多数意见之影响力的政府，我认为，这些思想已经过时、软弱无力。尽管复辟之初反响热烈，但反对王权的二十年议会统治已经无可挽回地摧毁了这些思想。在保皇派内部突然出现了一种新成分：自由思考者和放荡不羁者，他们追捧流行思想，认为权力属于第三等级，对法律秩序或国王的绝对主权不屑一顾，只关心自己的成功，充分利用任何可以获取影响力或权力的途径来获得成功。这些人形成一个派别，与全国范围内心怀不满的派别结盟，于是克拉伦登政府被推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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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出现了一个新的政府体系，也就是由我刚才描述的那一部分保皇派组成的政府：享乐者和放荡者组成的所谓的“卡巴尔”(5)政府，以及后续众多其他政府。他们性质如下：不在乎原则、法律或权利，也不在乎正义和真理。他们随时随地都在寻找成功的途径：如果成功依赖于下议院的影响力，他们就附和它的意见；如果嘲笑下议院看起来有利可图，他们就嘲笑下议院，第二天再来赔不是。前一天还在贪污腐败，下一天就来奉承民族精神。他们全然不顾国家的整体利益、尊严或荣誉。总之，他们的统治极度自私、不道德，全然不顾公众的信念和目的。然而，在处理国家大事的实践中他们表现得十分聪明和灵活。这就是“卡巴尔”政府、丹比伯爵的政府以及1667—1678年期间的所有英国政府的性质。尽管道德败坏、尽管它蔑视国家的原则和真正利益，这种政府反而不像克拉伦登政府那样令人憎恶、不受欢迎，为什么呢？因为它更加适应时代潮流，因为它更理解人民的情感，哪怕是在嘲笑他们时。对国人来说，它不像克拉伦登政府那样陈腐、疏远。虽然它给国家带来更多伤害，国人却觉得它更讨人喜欢。然而，终于有一天，当腐败、奴役以及对权利及公共荣誉的蔑视登峰造极，终于使人忍无可忍了。人们到处揭竿而起反抗浪子政府。在下议院内部形成了一个民族主义爱国派别。国王决定邀请该派领袖进入御前会议。随后这些人掌管了国务，其中有埃塞克斯勋爵——他的父亲曾经在内战中指挥第一支议会军，以及拉赛尔勋爵和沙夫茨伯里勋爵，后一位不具有前两位的任何美德，但政治才能远超过他们。这就样被委以治国重任后，这个民族主义派别显得不堪大任。它不知道如何利用国民的精神力量，不知道如何处理国王、宫廷和相关各方面的利益。人民和国王都感觉不到它的能力或能量。执政不久后它就失败了。这些领袖们的美德、慷慨勇气、以身殉国的崇高精神，使得他们名垂青史，但他们的政治才能与他们的美德不相称，他们不知道如何运用无法腐蚀他们的权力，不知道如何才能赢得自己愿意献身的事业的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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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尝试失败后，你们能够看出英国复辟王朝所处的状况了。和革命时期一样，它走马灯似地试用了所有派别和政府，法制政府、贪腐政府以及民族主义政府，但无一成功。国家和朝廷都发现自己的处境很像1653年即革命风暴结束时的英国。只能求助于同样的权宜之计了。正如克伦威尔为了革命利益而做的，查理二世为了王权利益做了同样的事：他走上了绝对权力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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詹姆斯二世继承了他兄弟的王位。此时在绝对权力之外又出现了第二个问题，即宗教问题。除了独裁统治外，詹姆士二世还想取得罗马天主教的胜利。因此，就像英国革命刚开始时一样，宗教战争和政治战争同时爆发，矛头都指向詹姆士二世的统治。经常有人问，如果没有威廉三世，如果他没有带着荷兰军队过来结束詹姆士二世和英国国民之间的争执，会发生什么事情？我坚信会发生同样的事情。当时，除了极少数派别外，整个英国都联合起来反对詹姆士，它总会以这种或那种形式完成1688年那场革命(6)。但是，这场危机的产生除了英国内部状况的原因外，还有其他更深远的原因。除了英国的原因外，还有整个欧洲的原因。正是在这里，英国革命凭借事实本身，而不是凭借作为榜样可能产生的影响，与欧洲文明的整个进程关联起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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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当我刚才概述的这场绝对权力和公民及宗教自由之间的斗争在英国进行时，同一性质的斗争也在欧洲大陆进行，虽然演员、形式和舞台极其不同，但实质相同、引发的原因相同。路易十四的纯君主制试图推而广之，至少它给了人们担心它变成现实的理由，事实上欧洲确实担心这种事情会发生。欧洲各种不同政治派别结成同盟来抵抗这一企图，这个同盟的首领是在欧洲大陆支持公民及宗教自由的党派领袖奥兰治亲王威廉(7)。在威廉的领导下，信奉新教的荷兰共和国承担起抵抗路易十四所代表和推行的纯君主制的重任。现在的问题显然不是国家内部的公民及宗教自由了，而是这些自由权利的外部独立了。路易十四和他的对手们并没有想到，他们之间所争论的问题其实正是在英国受到争论的问题。这一斗争不是在派别之间而是在国家之间进行；它通过战争和外交进行，而不是政治运动和革命。但是实际上要解决的是同一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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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当詹姆斯二世在英国重启绝对权力和自由之间的斗争时，欧洲两大阵营之间的全面斗争也正在进行。它们分别以路易十四和奥兰治亲王为代表，在斯凯尔特河两岸和泰晤士河两岸交战。反抗路易十四的同盟如此强大，连那些对公民及宗教自由实在没有一点兴趣的国王们，要么公开、要么暗地而很实在地加入了这一同盟。德国皇帝和教皇英诺森十一支持奥兰治亲王对抗路易十四。奥兰治入主英国，与其说是为了服务于英国的内部利益，还不如说是为了将其完全拉入对抗路易十四的斗争中。他把这个新王国看作自己需要的新力量，同时也是对手曾经用来对付他的力量。在查理二世和詹姆士二世统治期间，英国从属于路易十四，他控制了它的外交，常常唆使它与荷兰作对。现在英国从推行纯粹普遍君主制的一方手中被抢了过来，成为了宗教自由一方的工具和最强大的援军。这就是从整个欧洲的视角看到的1688年革命，这就是它在欧洲事件总体结果中的地位，除了作为榜样所发挥的作用及对下世纪人类思想产生的影响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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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你们看到，正如我一开始就告诉你们的，这一革命的真正意义和根本性质是试图在世俗和精神领域内废黜绝对权力。在革命的各个阶段——截止到复辟的第一阶段、截止到1688年转折点的第二阶段，无论我们从它的内部发展还是从它与全欧洲的关系来看，都能发现这一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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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留给我们研究的是同一大事——纯君主制和自由探索之间的斗争——在欧洲大陆的发展情况，或至少是它的原因和途径。这将是我们下一讲的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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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中译者注：17世纪30年代末，英国发生了苏格兰人起义。英国国王查理一世为了筹措军费，于1640年4月13日召开中断已久的议会。在议会上，资产阶级和新贵族议员要求进一步限制王权，遭查理一世拒绝，议会于5月5日解散，史称“短期议会”。随着苏格兰起义军的不断逼近，查理一世被迫于11月3日重新召开议会，这次议会一直延续到1653年4月，史称“长期议会”。在这次长达13年之久的议会中，资产阶级和新贵族议员形成反对派，提出并通过了处死国王宠臣斯特拉福和劳德大主教的决议，以及限制王权的《大抗议书》等议案。一般把长期议会的召开视为英国革命开始的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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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中译者注：米拉波，法国政治家，法国大革命初期的核心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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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中译者注：丹东，法国政治家，法国大革命初期的功臣，革命政府公安委员会主席。大革命后，丹东与罗伯斯庇尔产生严重的思想冲突，后被革命法庭处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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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中译者注：威斯特敏斯特位于伦敦，是英国王宫、现在的议会大厦所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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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五人帮”或“阴谋集团”之意，当时政府中五位核心人物的首字母组合恰好是CABAL，而该词原本含有“阴谋集团”的含义。所以这一届政府被称为“卡巴尔”（CABAL）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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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中译者注：1688年，支持议会的辉格党人与部分托利党人邀请詹姆士二世的女儿玛丽二世和时任荷兰执政的女婿威廉三世回国执政，发动宫廷政变，推翻斯图亚特王朝封建统治，建立了资产阶级新贵族的统治，这次政变没有流血而获得成功，因此史称“光荣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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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中译者注：即威廉三世，荷兰执政，其父为荷兰执政威廉二世，其母为英国国王查理一世之女玛丽，妻子为其表妹玛丽二世。英国“光荣革命”后与妻子一道成为英国国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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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文明史 第十四讲 法国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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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讲目的——英国和大陆文明进程之异同——17和18世纪，法国在欧洲的优势地位——在17世纪是因为法国政府——在18世纪是因为国家本身——路易十四的统治——他的战争——他的外交——他的行政管理——他的立法——他的统治快速衰败的原因——18世纪的法国——哲学革命的本质特征——课程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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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文明史 在上一讲中，我努力明确英国革命的真正性质和政治意义。我们看到，在16世纪期间，原始欧洲的所有文明归结为两大事实，一方面是纯君主制，另一方面是自由探索。英国革命就是这两大事实的首次碰撞。这两股力量第一次在英国发生冲突。有人试图从这一事实推导出英国的社会状态和欧洲大陆之间存在根本差异；有些人宣扬，命运如此不同的国家之间不可能进行比较；他们断言，和他们的地理环境一样，英国人民处于一种精神上的隔离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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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错，英国文明和大陆国家文明之间曾经存在重大差异——不可忽视的差异。在我的讲座过程中你们已经对此可见一斑。在英国，社会中的各种不同原则和要素在同步发展，可以说是在齐头并进，这种特征至少比大陆更加明显。当我试图确定欧洲文明与古代文明及亚洲文明相比所呈现的独特外貌时，我首先要向你们说明的是，它是多变的、丰富的、复杂的；它从未落入某一原则的独家统治下，社会状态中不同要素在其中相互改变、结合和斗争，常常被迫和平共处。欧洲文明的这一事实、这种普遍特征，在英国文明中表现得尤其突出。正是在英国，这一性质的发展最连贯、最明显；正是在英国，世俗世界和宗教世界、贵族政治、民主政治、君主制度、地方和中央机构、精神和政治发展都在一起发展壮大，可说是百花齐放，即使速度不同，至少彼此总是相距不远。例如，在都铎王朝统治时期，正当纯君主制的发展如日中天时，我们看到民主政治原则和民众力量同时也在兴起和发展壮大。17世纪的革命爆发了，它既是宗教性的又是政治性的。这个时候的封建贵族看上去已是奄奄一息、行将就木了，然而，它依然在其中保有一席之地，发挥重要作用，并取得自己的一份成果。英国历史的整个过程也是如此：从来没有哪种旧成分完全消亡，从来没有哪种新成分彻底胜利，从来没有任何特殊原则获得独家优势地位。总是存在不同力量的同时发展、它们的要求和利益的妥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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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欧洲大陆，文明的发展没有那么复杂和完全。宗教世界和世俗世界的各种不同社会成分——君主制、贵族制和民主制，不是齐头并进，而是相继发展的。每一种原则、每一种制度，可以说都曾有过独占鳌头的时候。例如，某一世纪属于封建贵族制，另一世纪属于君主制，还有一个世纪属于民主制，我不是说某一制度独霸某一世纪，这也太言过其实了，而是说它拥有非常显著的优势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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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一下中世纪的法国和英国，比较一下我国历史中的11、12、13世纪和海峡对面国家的对应世纪，你们将发现，在这一时期，在法国，封建制度几乎一统天下，而君主制和民主政治原则几乎销声匿迹。再看看英国，封建贵族制度固然占据支配地位，但君主制度和民主制度依然强大并且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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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路易十四统治下的法国，在伊丽莎白统治下的英国，君主制取得胜利，但它不得不如此小心谨慎地行事，受到如此多的限制——要么来自贵族制的，要么来自民主制的。并且在英国，每一种制度、每一种原则都曾有过出头之日，但从未像大陆国家那样独占鳌头、唯我独尊。胜利者总是不得不容忍对手的存在，让他们分得一杯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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