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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对改革派中的主要派别提出迫害指控的，不是它的敌人，而是它自己的分支时，当这些遭到它咒逐的宗派对它说：“我们只是做了你们所做过的，我们只是像你们一样把自己分离出来。”要回答这个问题就更令人难堪了，往往只能更加强硬地加以回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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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虽然致力于摧毁精神领域的绝对权力，16世纪的这一革命对于智力自由的真实原因却一无所知，它解放了人类思想，却又要求通过法律来统治它；它在实践中允许自由探索的盛行，但在理论上它仅仅是用合法权力代替非法权力。它既没有提升自己达到任务的首要原因的高度，也没有放下身段承认自己所带来的最终结果。因此它陷入了一个双重错误中，一方面，它不了解也不尊重人类思想的一切权利，在为自己大声争取权利的同时侵犯了他人的权利；另一方面，它不知道如何衡量智力领域权威的权利，我说的不是强制权威，这在思想领域根本不应该存在，而是仅仅借助感化方式作用于思想的纯精神权威。大部分经历过改革的国家缺乏某些东西，思想界缺乏良好组织，原有的普遍意见缺乏正规行动。他们无法协调传统和自由两派的权利和要求，其原因无疑在于这一事实，即宗教改革运动没有完全理解并接受自己的原因和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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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它同样具有某种不连贯性和狭隘性，因此经常授人以柄，给对手可乘之机。后者清楚地知道自己做过什么，希望做什么；他们回归自己行为的原因，坦率承认它的所有结果。从来没有一个政府能像罗马教会那样始终如一、按部就班。在实践中，罗马教廷做出了比改革派更大的妥协和让步；在理论上，它更彻底地调整了自己的独特理论，坚持了更一致的行为。这是一股强大的力量，它完全了解自己在做什么、想做什么，彻底而合理地调整了教义和计划。16世纪宗教革命的发展历程提供了这股力量的一个突出例子。众所周知，为对抗宗教改革运动而创建的主要力量是耶稣会。扫视一下它的历史，它在所有地方都遭到了失败。凡是它干预过的地方，无论干预程度如何，它都给所插手的事业带来了不幸。在英国，它毁坏了国王；在西班牙，它毁坏了人民。事态发展的一般历程、现代文明的发展、人类思想的自由，耶稣会受命对抗的所有这些力量都与它展开了斗争并征服了它。它不仅失败了，还让人念念不忘它曾经被迫采用的各种手段。它既不辉煌也不壮丽，没有带来伟大的事迹，也没有发动强大的民众。它采取的仅仅是阴险、隐蔽、卑鄙的手段，这些手段无法激发想象力，无法赢得钟情大事件而不在乎其原因或结果的公众的兴趣。相反，它的对手不仅赢得了胜利，而且赢得光彩壮丽；它创建了丰功伟业，并且过程轰轰烈烈；它唤醒了民众，为欧洲带来了伟人，在光天化日之下改变了各国的风气和形态。总之，一切都与耶稣会作对，它既缺好运，又损颜面；它的事业生涯即缺乏成功所需的理智，也没有荣耀所需的想象力。然而，再肯定不过的是，它曾经有过辉煌壮丽，它的名字、影响力和历史代表了一个伟大的思想。怎么会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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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因为它知道自己在做什么、要做什么；因为它完全且清晰地了解自己行动的原因、要达到的目的；也就是说，它有伟大的思想和伟大的意志，使它免遭由于屡遭挫败和手段卑鄙所带来的嘲笑。相反，当行动强于思想，当行动者似乎对自己行为的前因后果缺乏了解，就会留下一些不完整、不一致和狭隘的东西，将征服者置于一种理性和哲学上的劣势，这种劣势的影响有时候能够在事件中被人感觉到。我认为，在新旧两种精神秩序的斗争中，这就是宗教改革运动的薄弱点，就是经常窘迫改革派、使它难以自圆其说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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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还可以从其他许多方面来考察16世纪的宗教革命。关于它的教条、它对宗教的影响，关于人类灵魂和上帝及永恒未来之间的关系，我什么也没说，也没有什么要说的。我可以向你们介绍它在自己与社会秩序的多种关系中、在所有方面带来的意义非凡的结果。例如，它在世俗世界和信徒世界中唤醒了宗教信仰。在这之前，宗教可说是教士、宗教界的专属领域。他们分发果实，但独家掌握了果树，并且只有他们有权讨论它。宗教改革运动使得宗教信条广泛传播，向信徒开放了信仰的禁地。同时，它还带来了第二个结果：它将宗教从政治中驱逐或几乎驱逐了，恢复了世俗权力的独立。可以说，就在宗教再次落入信徒掌握中的那一时刻，它就结束了对社会的统治。在经历了宗教改革运动的国家中，尽管教会体制多种多样，甚至在体制更加接近旧秩序的英国，精神权力也不再正儿八经地谋求对世俗权力的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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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还可以列举宗教改革运动的更多其他结果，但我必须就此打住，满足于向你们指出它的根本性质，即人类思想的解放和精神领域内绝对权力的废黜，这种废黜毫无疑问并不彻底，但不管怎样，它是我们迄今为止朝着这个方向迈出的最大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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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结束之前，我必须请你们注意，在现代欧洲历史中，在世俗社会和宗教社会之间、在它们各自经历的革命之间，存在着惊人的相似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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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我们在讨论教会时看到的那样，基督教社会开始时是一个完全自由的社会，仅仅凭借共同信念得以形成，没有制度或严格意义上的政府，仅仅由精神权力管理，根据时代的需要而变化。欧洲世俗社会的兴起方式与其相似或至少部分相似，由各蛮族群体构成；这个社会完全自由，没有法律或法定权力，留在其中的每个人都是因为他觉得这样做合适。当这种无法与任何可观的进步共存的状态结束时，宗教社会将自己置身于一种本质上是贵族政治的统治中。统治宗教社会的是由教士、主教、宗教议会和宗教贵族组成的群体。当野蛮时代结束时，世俗社会中也发生了同样的事；统治它的是世俗贵族、世俗封建首领。宗教社会抛弃了贵族政治形态，采用了纯君主制形态，这就是罗马教廷战胜宗教议会和欧洲宗教贵族的含义。同样的革命发生在世俗社会中：正是通过摧毁贵族政治势力，君主制才得以盛行并统治欧洲世界。在16世纪，在宗教社会内部，爆发了一场反抗纯君主制、反抗精神领域内绝对权力的起义。这一革命在欧洲引发、推崇并确立了自由探索。在当今，我们已经看到世俗社会发生了同样的事，绝对世俗权力遭到攻击和征服。就这样，你们看到了两个社会都经历了相同的波折起伏，经历了相同的革命，只不过宗教社会在这一事业中总是首当其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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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现在已经掌握了现代社会的重大事实之一，即自由探索、人类思想自由。我们同时也看到，政治集中几乎在所有地方盛行。下一讲我将探讨英国革命，也就是说，自由探索和纯君主制——文明发展的两个结果，第一次发生冲突的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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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中译者注：即“尼德兰革命”，是尼德兰（今荷兰、比利时、卢森堡等地）人民反抗西班牙封建统治的独立革命和资本主义革命，成立了荷兰王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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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中译者注：阿尔瓦公爵是尼德兰革命期间，西班牙国王腓力二世派往尼德兰镇压革命的头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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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中译者注：奥兰治亲王即威廉·奥兰治，是尼德兰革命的领袖，荷兰的国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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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中译者注：1648年到1658年法国反专制制度的两次政治运动，名称源于马萨林枢机主教的支持者的房屋被巴黎武装起义者用石块破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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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中译者注：南特敕令是法国国王亨利四世在1598年颁发的一条敕令，它承认了法国国内胡格诺教徒的信仰自由，享有与其他公民同等的法律权利。这是世界上第一份有关宗教宽容的敕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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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中译者注：费纳隆（Francois Fenelon，1651—1715），法国思想家、神学家和作家，康布雷大主教、法兰西学院院士。1699年，一个出版商未经同意出版了费讷隆的《忒勒马科斯》。书中影射表达对路易十四内外政策的不满，提出改革的要求，具有鲜明的民主倾向。费讷隆因此被撤职。忒勒马科斯是希腊神话中希腊英雄奥德修斯的儿子，在父亲远征特洛伊、迟迟未归后远涉重洋寻找父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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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中译者注：指英国国教。16世纪，英国国王亨利八世为了与妻子离婚，脱离罗马教廷，宣布在英国成立自己的教会，以国王为教会的最高元首，称为“圣公会”（The Anglican Church），也称为“安立甘宗”，属于新教三大宗派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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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文明史 第十三讲 英国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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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讲目的——英国革命的总体性质——它的根本原因——它的政治性质大于宗教性质——其中的三大派别：1．合法改革派；2．政治革命派；3．社会革命派——它们全都失败了——克伦威尔——斯图亚特王朝复辟——法制政府——浪子政府——1688年英国和欧洲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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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文明史 你们看到，在16世纪期间，曾经属于旧欧洲社会的所有要素和特征都融入了两大事实中，即自由探索和权力集中。前者盛行于教士中，后者盛行于世俗世界。人类思想解放运动和纯君主制的确立同时在欧洲取得了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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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少有人能够预料到，但这两大原则之间迟早会爆发斗争，因为它们是相互对立的。一个是绝对权力在精神领域的覆灭，另一个是它在世俗世界的胜利；前者为旧有的宗教君主制的衰落铺平了道路，后者使旧有的封建自由和公共自由彻底灭亡。正如你们已经看到的，它们之所以能同时出现，是因为宗教社会革命的发展速度大大快于世俗社会革命：一个恰好发生在个人思想解放之际，另一个直到天下大权集于一人之手时才发生。这两件事同时发生，绝不是因为它们之间有什么相似性，也不能阻止它们的不相容性。它们都是文明进程中取得的进步，但它们是来自不同状况的进步，虽然是同时代的，但处于不同的“精神时代”——如果我可以这样表达的话。在达成共识之前，它们不可避免地会互相碰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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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们的第一次碰撞发生在英国。发生在宗教改革运动的成果——自由探索，和纯君主制的胜利果实——政治自由灭亡之间的斗争中；在旨在废黜绝对权力——既包括世俗世界的也包括精神世界的——的努力中，我们找到了英国革命的意义，以及它在我们文明进程中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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