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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亚述和它的对手而言，问题在于尽管它们的疆域已经达到了极为广袤的地步，但没人能够宣称自己控制了这片浩瀚的、许多人只知道它是“大海”的水域。[9]对于生活在内陆地区的亚述人来说，地中海是一种连他们那无所不能的神阿舒尔（Assur）也无法制服的力量，因而对其怀有崇敬和虔诚的敬畏之心。埃及人尽管是靠着尼罗河的潮起潮落生存的，但在踏上漂洋过海的旅程时，只能依赖他们那些糟糕透顶的劣质装备。他们的平底内河船连最平静海域掀起的风暴都无法承受。如果他们想获得那些隔着重洋的地区，特别是爱琴海世界的珍稀商品和原料的话，那么他们将不得不依靠中间人——因“边境延伸至大海”而扮演关键角色的腓尼基城邦——的协助来勉力实现自己的愿望。[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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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公元前3000年，来自腓尼基城市比布鲁斯的水手就已经研制出了拥有弧形船体、能够经受得住大海考验的船只，靠着这些船只，他们将作为商品的雪松不断运往埃及。在接下来的许多个世纪里，比布鲁斯和其他腓尼基王国如西顿、泰尔、亚瓦底和贝鲁特等通过将奢侈品和大量原材料从海外市场运回近东的行为，为自己赢得了一个重要的商机。[11]这些新的贸易航线覆盖了包括塞浦路斯、罗德岛、基克拉泽斯、希腊大陆、克里特岛、利比亚海岸和埃及在内的众多地中海以东的地区。一些失事船只的残骸中蕴含着异常珍贵的关于所运物资的信息。它们装载着一块块的铜锭和锡锭，还有被认为盛着油膏、酒和油的容器，以及玻璃、金银首饰、名叫彩陶器（faience，上过釉的陶器）的贵重物品、色彩亮丽的陶器，甚至还有金属残片。[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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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图3 腓尼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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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东奢侈品市场物流专家的这一关键角色，使黎凡特及叙利亚北部那些沿海城市免受变幻莫测的近东政治活动的伤害，因为所有大国都需要并且重视它们提供的服务。瞬息万变的近东局势即便是在最为混乱的时候，所产生的也是更大的商机而非巨大的灾难。公元前12世纪末期，地中海东部地区遭受了由形形色色、成群结队的牧人、游牧民、无地农民和被遣散的雇佣军（这些人与青铜器时代的狭隘宫廷世界没有任何利益关系）引发的一系列灾祸，许多已经在这一地区统治了几千年的旧统治集团彻底分崩离析了。一些国家，如叙利亚北部的乌加里特王国（state of Ugarit）和小亚细亚的赫梯帝国（Hittite Empire）完全消失了，而其他政权，如亚述和埃及则遭到严重削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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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由掌握文字的祭司阶层和军事精英组成的头重脚轻的政治体系，为君王提供的权力基础过于薄弱，以至于无法战胜任何严峻的挑战。社会问题因僵化的中央集权式管制经济完全无法让足够的财富通过涓滴效应惠及贫苦阶层而激化了。一旦农业由于遭到入侵而陷入困境，且铜与锡的海上贸易又无法进行的话，那众多青铜器时代的宫廷社会也就离死不远了。有人可能会认为，腓尼基城邦所服务过的政体陷入戏剧性的衰落会给城邦带来灾难。恰恰相反，它们迎来的是近三个世纪的黄金时代，其间，它们可以在没有严重外部干涉的情况下从事商业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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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控制型商业的消失令商人摆脱了先前抑制他们行动的束缚。远程贸易从宫廷垄断模式转型，变成了为己牟利的生意人所从事的商业投机活动。[13]在沿海的腓尼基城市，成群结队的商人们组织了起来，一个个以大家族为核心的、以开拓商机为宗旨的“商行”出现了。尽管商业活动已不再处于自己的严厉控制之下，腓尼基的统治者们还是积极地参与到贸易活动中去。确实，王室似乎经常起到银行或面向商业投机活动的放贷人的作用。商业与国家之间的关系因由商业家族的族长们——《圣经》中将他们称为“商业亲王”或“海上亲王”——组成的、为国王出谋划策的权力很大的元老院的存在而得到巩固。[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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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须再对邻国的威胁做出让步，并且叙利亚北部的许多商业竞争对手也被摧毁了，腓尼基众城市因此可以大大拓展它们的贸易网络了。[15]新一代的腓尼基商业精英也将他们的商业活动扩大到了奢侈品制造领域。珍贵的原材料被卸载在码头上，然后运往手工作坊进行加工。来自叙利亚北部、非洲和印度的象牙被雕刻成精美的家具装饰物。最为豪华的家具得到了更为精心的装饰，它们被巧妙地嵌入宝石和彩色的玻璃（腓尼基也是玻璃和彩陶器的生产中心）。埃及及亚述主题的设计表明这些奢侈品的生产主要是供应外国市场而非国内市场的程度之深。金属制造是腓尼基人的另一特色产业，腓尼基的工匠们在青铜或银碗的制造方面体现了非凡的技术水平，他们的产品通常有着各式各样的风格，排列在一起时令人眼花缭乱。按照惯例，艺术史家往往认为这种手艺不过是惟妙惟肖的模仿行为罢了，然而，这种折中主义才是腓尼基人的独特风格。[16]金银首饰经常用次等宝石作为装饰，其细节达到了令人吃惊的程度，它们的产量相当可观。最受欢迎的主题是埃及的巫术符号，如霍鲁斯（Horus）的眼睛、圣甲虫和新月状的太阳，这些符号被认为可以保护它们的携带者免受在阳间潜行的恶魔，如夜魔“飞鸟”或“扼杀者”和蛇身恶魔Mzh的侵害。[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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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并非所有腓尼基城镇出产的商品都与奢侈品有关。大量铁制家庭用品和农具，以及如投枪和枪头等兵器也在出口商品之列。然而，将腓尼基众城市变得举世闻名的产品是带有刺绣的服装和染成深紫色的布匹。它们的优良质地得到了从《圣经》到荷马的《奥德赛》在内的古代文学作品的认可。实际上，希腊人后来就用他们形容紫色或深红色的词语——腓尼克斯（phoinix）——来命名这些黎凡特海岸的人。[18]这种染料取自在该地区繁衍的两种软体动物的腮下腺。考古学家已经在一些腓尼基城镇发现了生产染料的相关流程。首先，软体动物被渔网捉住，而后它的贝壳被击碎，身体被保存一段时间，以便让它变干。随后，它们被投入制作特定紫色所需浓度的盐水中。尽管腐烂的软体动物所散发出来的恶臭令人完全无法忍受，以至于染料作坊的合理位置应为城镇的边缘地带，但其生产规模极为庞大，在西顿，由被丢弃的骨螺贝壳堆积而成的小山高度超过40米。[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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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是在这一时期，一些相对自由的腓尼基城市的地位在该地区得到了明显提高。毫无疑问，政治食物链上掠食者的缺乏使得黎凡特地区的显著优势与其他地区一样，都拥有辽阔而肥沃的农业腹地。位于岛屿之上的定居点，如泰尔，尽管得到了更好的保护，但也因此变得更加与世隔绝，它们现在与更为富饶的邻居相比，显得越来越相形见绌。后者控制着包括淡水水源获取权在内的诸多大陆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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迦太基必须毁灭：古文明的兴衰 麦勒卡特城的崛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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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到了公元前10世纪的时候，腓尼基众城镇之间的力量平衡开始因泰尔而发生变化，这座城邦在其国王阿比巴尔和后来的海勒姆强有力的统治之下，国力蒸蒸日上。长期的水资源短缺问题已通过将岛上的岩石凿成深水池的办法加以克服，阿比巴尔利用其精明的外交和政治意识，奠定了对外扩张的基础。[20]由于埃及正处于持续的没落期，而亚述和巴比伦尼亚（Babylonia）也在走下坡路，一股新势力以新近联合的以色列-犹大王国的形式出现。海勒姆迅速意识到这是一个潜在的力压其他腓尼基城市的机会，他派使者携带礼物——当然，其中包括雪松——前往获胜的以色列国王大卫处。[21]一个与以色列人结成的联盟是最具吸引力的，因为联盟的版图与泰尔和其他腓尼基城市那狭窄的内陆地区接壤，能有效地切断它们那些有利可图的、朝东方延伸的内陆贸易线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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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所罗门于公元前961年接替大卫，登上以色列王位的时候，海勒姆派了另一个代表团前去向新国王表示祝贺，以进一步扩大其父最初取得的外交成果。这一主动姿态似乎收到了效果，泰尔和以色列签署了一份商业协定，约定由前者提供木料和能工巧匠，在耶路撒冷城修建两座崭新、宏伟的建筑物：一座用于祭祀以色列人的上帝——耶和华的神庙，以及一座皇宫。[22]海勒姆派大批臣民前去砍伐黎巴嫩山上的雪松和柏木，与此同时，其他泰尔的能工巧匠则在采石场里打磨修建神庙用的石块，而后将它们运往耶路撒冷。[23]所罗门也委托切洛莫斯（Cheiromos），一位以色列-泰尔混血铸工，负责为神庙铸造精致复杂的金、银、铜质装饰物。[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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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交换，以色列人不但将支付一笔白银，还需每年向泰尔提供超过40万升小麦和42万升橄榄油——这对国土面积狭小的泰尔来说是极大的恩惠。[25]原条约履行了20年，最终（以两栋建筑物的竣工为标志）两国签订了一份新的协议。以现金支付120塔兰特（talent）黄金的形式，所罗门将位于加利利（Galilee）和阿卡（Akko）平原——以其农产品而闻名的地区——的20座城市卖给泰尔。[26]泰尔现在有了巩固其在黎凡特地区的地位所必需的腹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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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尔所得到的好处并不止这些。从商业角度上来说，这一协议不仅给予了泰尔进入重要的以色列、朱迪亚和叙利亚北部市场的特权，也为两国提供了更多的联合进行海外冒险的机会。可以肯定的是，一支泰尔-以色列探险队来到了苏丹和索马里，其足迹甚至可能远至印度洋。毫不为奇的是，当这支舰队满载着一货舱一货舱的金、银、象牙和宝石归来后，这一有利可图的事业会一遍又一遍地进行。在公元前9世纪早期，泰尔与以色列之间的关系因泰尔国王伊思洛巴尔一世（IthobaalⅠ）的女儿，声名狼藉的耶洗别（Jezebel）与以色列新王亚哈（Ahab）的婚姻变得更加牢固。[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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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尔其他翻天覆地的变革同样是富有创新精神的海勒姆所开创的。腓尼基的宗教信仰和习俗是广为流传的叙利亚-巴勒斯坦传统的一部分，后者的辐射范围包括西叙利亚大部分地区和以色列、犹大王国和摩押王国。[28]作为多神教信仰体系的追随者，腓尼基人崇拜形形色色的神灵，不过他们的神话中拥有多种等级体系。在腓尼基人万神殿中位居首席的是埃尔（El）和阿瑟拉（Asherah），而以众多不同面貌出现的巴尔神居于次要地位，但其在日常生活中更加活跃的神明里扮演着头号管理者的角色。[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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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教仪式在腓尼基众城市的公共及个人生活中处于中心位置。伟大的众神神庙是近东地区最富丽堂皇及除皇宫以外最有权势的机构。这些神庙本身就是巨大的市镇自治机关，所雇的不仅有僧侣，还有大批从事其他职业的人员。有些神庙甚至雇有为那些自愿将自己的头发作为礼物奉献给某个特定神灵的恳求者服务的理发师，以及用自己的收入来贴补神庙收益的庙妓。这种权力与财富的集中自然导致了神庙与城市中的另一权力机构皇宫之间的紧张关系。毫无疑问，看起来似乎是某种欲望促使神庙紧跟着统治者的步伐，决定以一位新神麦勒卡特（他的名字是“城市之王”的意思）来取代传统意义上的泰尔主神。麦勒卡特后与其妻阿施塔特女神一道成为万神殿的统治者。根据一份古代文献的记载，为了保住自己宗教政变的胜利果实，海勒姆拆除了昔日的泰尔之神的神庙，为麦勒卡特和阿施塔特建起了宏伟壮观的新圣殿。尽管这份记录的后半部分可能是符合史实的，但这次宗教革命不太可能翻天覆地到非将旧式的腓尼基万神殿摧毁不可的地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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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变革并不意味着旧神就此消亡，而是泰尔人宗教版图的一次意义重大的重组。的确，看起来埃尔似乎仍是泰尔的主神，而三位暴风之神——巴尔·沙曼（Baal Shamen）、巴尔·马拉格（Baal Malage）和巴尔·萨洪（Saphon）——也仍是众神中的长者。然而，麦勒卡特现在是无可争辩的、神圣的皇室守护者。因而他成了一名“政治味道十足”的神灵：既是精神领袖，又是传播君主意志的工具。这一创意可能源于腓尼基城邦比布鲁斯，在那里，巴拉特·古泊尔（Baalat Gubal，“比布鲁斯夫人”）长期以来以类似的方式为人们所膜拜。[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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靠着对麦勒卡特的膜拜，君主可以把自己塑造成凡间与天国世界之间的桥梁，而天国诸神的需求也可以与宫廷在政治上的迫切需求达成紧密的协调一致。[31]国王甚至引进一套复杂的新宗教仪式，用于庆祝一年一度的麦勒卡特节。[32]每年春天，在一个精心设计的被称为“艾格赛斯”（egersis）的节日里，一座神像被置于一只巨大的木筏之上，而后被仪式性地点燃。随后，木筏漂向大海，而聚集在一起的人们则吟唱着赞美歌。对于泰尔人而言——与众多其他古代近东民族一样——仪式的关键在于火焰所具备的再生性：神灵本身并未被化为灰烬，而是借着滚滚浓烟凤凰涅槃，如此一来，熊熊燃烧的雕像也就成了神灵重生的象征了。为了强调“艾格赛斯”节在维持泰尔人内部凝聚力方面的重要性，在宗教仪式举行期间，所有外国人都必须离开这座城市。随后，国王与其正室将在一场确保国王的幸福、健康、生育能力和合法权威不受损害的婚礼仪式中扮演麦勒卡特和阿施塔特的角色。实际上，这一典礼远不止是一场壮观的宗教仪式或角色扮演游戏，它充分表明了国王就是伟大的麦勒卡特的活化身。[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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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勒姆似乎并不是唯一一个打算在城市的宗教特色方面打上王权烙印的君主。在西顿，国王似乎已将艾斯蒙（Eshmoun）神和阿施塔特神的地位提升到王室的监护及保护者的地步，并将他的直系亲属晋升为祭拜仪式的祭司长。[34]同样绝非巧合的是，艾斯蒙和麦勒卡特一样，与繁殖能力及生死轮回息息相关。[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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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个世纪以来，麦勒卡特在泰尔的影响力与日俱增，以至于经常被冠以巴尔·索尔——神圣的“泰尔之主”——的称号，甚至到了被誉为这座城市的缔造者的地步。当希腊历史学家希罗多德于公元前5世纪造访泰尔伟大的麦勒卡特神殿的时候，祭司们告诉他，这座神殿建于2300年前，与这座城市同时诞生。[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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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后来一个有着更古老的腓尼基渊源的希腊传说是这样说的：泰尔城所在地是由两块被称为“安布罗斯之石”的岩石构成。那里寸草不生，唯有一棵熊熊燃烧的橄榄树孤零零地矗立在上面，一只老鹰和一个精美的碗在树上安家落户。一条缠绕在树干和树枝之上的蛇构成了这一奇观的最后一块拼图。尽管灾难可谓一触即发，但仍维持着和平的现状，蛇和鹰均未打算攻击对方。同样不可思议的是，熊熊燃烧的橄榄树与栖息在这里的生物始终没有葬身于火焰之中。此外，尽管海风如波涛般此起彼伏，但那个碗从未从树枝上滑落。与石块上方那静止不动的一幕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安布罗斯之石的石身在地中海四处漂浮不定。在以人类形态来到世间的神灵/英雄麦勒卡特的启示下，大陆上的居民建造了有史以来第一艘船：“一种新型的航海工具……海上的双轮战车，第一艘可以航行并能载着你穿过深海的船。”船载着他们，遇到了这几块到处漂荡的岩石。[37]未来的泰尔公民在此登陆，并按照麦勒卡特的命令，捕获了那只老鹰，将它的血泼洒在岩石上，以作为献给宙斯的祭品。从此安布罗斯之石被固定在海床上，不再东漂西荡。泰尔城的卫城和祭拜麦勒卡特的神庙随后就在岩石上方拔地而起。[38]希罗多德在其关于神庙的记载中描述了里面两根一模一样的柱子——一根由纯金铸造，而另一根则由翡翠构成，它们可能是那棵熊熊燃烧的橄榄树的象征——如何在黑漆漆的夜空中闪耀着明亮的光芒。[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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