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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古希腊作家宣称，三桨座战舰是科林斯人于公元前8世纪发明的。事实上，除了一些显著例外之外，绝大多数希腊作家主张所有古代战船均由他们的希腊同胞发明。[93]然而，并无任何公元前6世纪末之前的希腊三桨座战舰的艺术再现和其他证据存在。[94]第一个明确无误的涉及建造三桨座战舰的例子与埃及法老尼科二世（Necho Ⅱ）有关，他于公元前6世纪初建造了这些船，将它们投入地中海和红海地区。由于埃及人先前并无建造任何类似于三桨座战舰这种海船的记录，长期以来人们一直认为尼科必然需要外国的专业人才。尽管并无证据表明这一时期的希腊与埃及之间有着密切联系，但众所周知腓尼基人长期向该地区的造船业供应木料。[95]此外，更早时候出现的腓尼基双层桨座战船，有一层甲板明显是建在船体下方的划桨手的头顶上，这似乎表明这种设计的出现，导致了三桨座战舰的最上一层划桨手的出现。[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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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而言，学者们对三桨座战舰的起源那徒劳无功的考证只是掩盖了这样一个事实：古代关于这种战舰的创意来源之所以众说纷纭，是因为同一时期的海员们各自驾驶的舰船在造型上大体相同，这表明文化上的相互交流现象遍及整个地中海地区。[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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纵观历史，地中海同时担当了多样性和统一性的媒介。尽管经常被视为许多相互连接的且拥有各自认同感和历史的大海——爱奥尼亚海、爱琴海、亚得里亚海、第勒尼安海等——的拼盘，地中海还是为那些生活在它边缘的人提供了相互接触的渠道。[98]能够在地中海里航行的船只被建造出来，意味着商品、人类和创意可能并正在相隔数千里的地区之间被用于交换。[99]与地中海本身一样，那些成功掌握了与造船业、航海学相关的复杂工艺和技术的人不仅扮演了文化交流和融合的媒介的角色，还担当了文化差异的象征。这些看似相互矛盾的动态发展提供了腓尼基-希腊关系的基础。因此，关于商业联盟的考古学证据为早期希腊文学作品中对腓尼基人的矛盾心理所抵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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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荷马的《伊利亚特》和《奥德赛》中——每一本都是公元前8世纪到前7世纪那个希腊和腓尼基在地中海的殖民扩张达到顶峰的时代的产物——对作为一个民族的腓尼基人与对他们制造的精美工艺品的描绘存在着明显差别。在《伊利亚特》中，一只巨大的银杯，即那件“西顿工艺的巅峰之作”，作为“世界上最美丽的东西”而被阿喀琉斯当作一份奖品。在另一个情节中，它描写了特洛伊女王赫卡柏（Hecuba）所拥有的由西顿妇女织成的带有华丽刺绣的诸多礼服。它们是如此贵重，以至于一直被放在宫殿的藏宝库中，人们认为值得把它们献给阿喀琉斯。[100]这种对腓尼基人工艺的溢美之词，显然是站在腓尼基人不诚实、贪婪、狡诈的性格描述的对立面的。[101]在《奥德赛》的一个著名片段中，奥德修斯那忠心耿耿的猪倌欧迈俄斯（Eumaeus）描述了自己是如何沦为照料自己主人猪群的奴隶的。欧迈俄斯事实上是一位王子，后来被他的西顿籍保姆拐走，后者将他交给了一名腓尼基商人。奥德修斯本人也差点在腓尼基人手中遭遇同样的命运。他详细描述了他是如何被“一个阴险的腓尼基人，一个已经在世界上干下了许许多多伤天害理之事且卑劣无耻的窃贼”说服，跟着这个人前往腓尼基——后者在那里有一栋房子。然而，这次邀请原来不过是一次诱拐并将奥德修斯卖为奴隶的诡计。[102]这些描写并非在朝腓尼基人表达真真切切的敌意，而可能被视为普遍存在于希腊贵族精英之中的对商人的厌恶之情，这些贵族精英打算在他们自己同商业活动之间划清界限。然而，重要证据似乎表明，这种憎恶之情建基于“之前就已存在的”对腓尼基人的负面看法，而并非只是在讨论希腊民族性或与之无关的文学作品中，将腓尼基人胡乱拉来做替罪羊。普遍的观点亦认为《奥德赛》的成书年代要晚于《伊利亚特》，这可能表明由于双方的商业竞争日益激烈，希腊人对腓尼基人的态度变得更加强硬。然而，希腊人和腓尼基人之间已然发生的文化融合与借鉴，同样清晰地表明这种固有成见并不具备普遍性。[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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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公元前8世纪下半叶，腓尼基人的海外活动，特别是其在地中海中部地区活动的特点有了明显变化。在萨丁尼亚，一些移民点在该岛南部和西部的苏尔其斯（Sulcis）、萨罗斯（Tharros）和诺拉（Nora）建立了起来。这些殖民地与圣伊比尼亚的殖民地有着很大的不同，因为那里主要是腓尼基居民点，而鲜有努拉吉居民存在的迹象。它们与那些腓尼基人设于海岛、海角、半岛上的根据地的地形特征一致，该岛拥有两座天然海港，使用时不受风向的影响。每个海港均能提供良好的锚地与轻而易举进入内陆地区的通道，在那里，金属矿石和农产品可以通过与努拉吉人的贸易来获得。[104]这些新的商业关系似乎使得努拉吉人之间的土地及资源竞争明显加剧，因为各个不同的努拉吉群体都在试图控制向腓尼基人供应原材料这一有利可图的生意。这导致了聚居群落分裂为更多的核心聚落群，进化出更为复杂的社会阶层，产生了一系列复杂的社会政治分支。[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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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苏尔其斯发现的陶器清楚地显示了与皮塞库萨和伊特鲁里亚——可能也与埃维亚人有合作——的贸易活动，是这些早期的腓尼基殖民地经济生活的重要方面。[106]萨丁尼亚也担当了多个更为雄心勃勃的贸易战略——特别是泰尔人制定的——的平台的角色。作为整个地中海岛屿中离欧洲和非洲大陆最远的一个，萨丁尼亚对于可发掘矿产资源要丰富得多的大海最西端而言，是一块天然的“垫脚石”。[107]实际上，在公元前8世纪，位于西班牙西南部韦尔瓦（Huelva）的腓尼基商业中心一直在接收来自萨丁尼亚的货物。[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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迦太基必须毁灭：古文明的兴衰 西班牙的银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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腓尼基碑文中年代最为久远的一件发现于地中海西部，它是一座残缺不全的被称为诺拉之石（Nora Stone）的纪念碑，其年代可以追溯到公元前9世纪末至前8世纪初，来源地则是萨丁尼亚的西南部。一些学者已将碑文的内容翻译出来，大意为一位名叫米尔卡托恩（Milkaton）的腓尼基高级官员在前往“他施”岛（Tarshish）的途中遇上了一场风暴，他和船员们侥幸存活下来，因此雕刻这座石碑向天神普梅（Pummay）表示感谢。关于“他施”岛的实际位置有着大量猜测。不过，最具说服力的说法无疑是它指塔尔特苏斯（Tartessus）——位于西班牙南部、大体涵盖了今天安达卢西亚的那片地区的古代名称。[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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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图5 西班牙南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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腓尼基人对塔尔特苏斯的兴趣主要集中于在其内部发现的储量极为丰富的矿产资源上。尽管古希腊作家那个在森林火灾期间，融化的白银如小溪般从山腰流下来的说法可能有过于夸张之嫌，但西班牙南部的矿藏似乎提供了一条看上去无穷无尽的银、铁以及许多其他金属的供给线。[110]泰尔人再度最先发现了塔尔特苏斯矿藏所展现出来的巨大利用价值，但根据记录，其他腓尼基人，如西顿人、亚瓦底人和比布鲁斯人也参加了泰尔人的商业冒险。[111]泰尔人第一个推进到地中海的最遥远边界，他们穿过赫拉克勒斯之柱（直布罗陀海峡）进入大西洋，而后在今摩洛哥的西海岸建立了里苏斯（Lixus）殖民地，之后又在莫加多尔建立了一个贸易站。[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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腓尼基人于公元前9世纪上半叶第一次来到塔尔特苏斯时，[113]泰尔人早已迅速与当地塔尔特苏斯人中的上层人物建立了极为成功的经济关系，他们的新贸易伙伴控制着实际的开采业和金属矿石加工业，而泰尔人则专注于将金属铸块运回黎凡特。在塔尔特苏斯的天然港口韦尔瓦，考古学家发现了大批用于生产金属铸块的冶炼炉，其规模已接近工业化程度。[114]金属贸易只是这种有利可图的买卖中的一部分。在从腓尼基到西班牙南部的航程中，船只载着诸如珠宝、象牙、青铜小雕像、雕花玻璃、装饰华丽的水壶、油膏和香料之类的奢侈品，它们被装在泰尔手工作坊生产的雪花石膏容器内，用于与塔尔特苏斯的上层人物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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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前8世纪末，泰尔人在西班牙西南部海岸离赫拉克勒斯之柱不远处的加迪斯（Gades，今Cádiz）建立了一处殖民地，它成了商贸活动的主要交通枢纽。日后有人宣称他们是遵照一名神使的命令前往这一地区建立定居点的。[115]然而，在最终通过一次向神灵献祭并呈吉兆的仪式来确定恰当选址之前，泰尔人已先后组织了三次探险行动。有人甚至认为，腓尼基人来到加迪斯仅仅是他们的船只被一场风暴吹离了航线的结果。[116]这一地点与泰尔一样，被选中是因为它拥有极为优秀的天然海港。该地位于一处狭长的海角末端，三面临水的环境使得它难以从陆路攻克，而易于从海上进入。最重要的是，它的位置在瓜达莱特河（Guadalete River）河口的对面，因而来自内地矿山的矿石可以通过顺流而下的方式运输。事实上，加迪斯不仅仅是一座只拥有单一产业的城镇，令它闻名于世的还有当地出产的鱼露——一种用腐烂的鲭鱼与醋混合制成的具有刺激性味道的酱油，它被古代世界视为美味佳肴。然而，采集自西班牙大地的金属——主要是白银——不断满足着亚述王国那日益增长的胃口，泰尔因此能够在免受过多外来干涉的情况下相对自由地行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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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人青睐的从泰尔到加迪斯的航程驱使着越过地中海北部的船只首先抵达塞浦路斯，而后到达小亚细亚南部海岸。然后，舰队将前往罗德岛、马耳他岛、西西里岛和萨丁尼亚岛。行程的最后一段是从西班牙海岸附近的伊比沙岛出发，穿过赫拉克勒斯之柱，抵达加迪斯。最不复杂的返程路线是沿着北非海岸航行，而后顺着埃及和黎凡特海岸走。[117]并非巧合的是，许多于公元前9世纪末和前8世纪在北非、萨丁尼亚岛、马耳他岛和巴利阿里群岛涌现出来的腓尼基殖民地正位于这些生机勃勃的贸易要道上，连成一条巨大的链条。这些殖民地同样起到了一条隔断地中海南部的防御阵线的作用，它有效地对商业竞争对手——特别是希腊人——形成了封锁，将他们挡在古代世界利润最为丰厚的金属矿石市场之外。尽管来自萨莫斯（Samos）的希腊海军将领科莱欧斯（Colaeus）于公元前7世纪来到西班牙南部，并得到了价值60塔兰特白银（相当于1～2吨金属矿石）的货物，但这只是一次孤立事件。[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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沿着地中海的安达卢西亚海岸，一连串的小型腓尼基贸易定居点——每个定居点相隔约10公里——迅速涌现。与大型贸易定居点一样，它们往往坐落在河口处的海角或小岛上，这里有利于港口布局。一个看似合理的观点认为，每个定居点都与一个特定的腓尼基商业团体有关。虽然最初发生在这些殖民地的经济活动几乎完全是围绕着它们所扮演的交易当地货物的市场角色来进行的，然而其后一些殖民地发展出了属于自己的专门产业，这些产业通常与诸如陶器和金属加工这类商品的生产、仓储、运输有关。此外，许多殖民地似乎不仅通过制造业和商业，还利用农业、捕鱼业和畜牧业来实现自我支持。[119]然而，这些规模适中的腓尼基殖民地，与许多位于地中海中部和西部的其他殖民地的繁荣，乃至于其存在本身，严重依赖于更加靠西的金属矿石的开采及加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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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迪斯与西班牙南部其他腓尼基殖民地的区别之处不仅在于城市的规模和人口数量，也在于它是唯一一个拥有公共建筑的中心城市。该城似乎成为泰尔人在伊比利亚半岛的手工业中心，它甚至在北非和今天的葡萄牙处建起了一些诸如渔场、运输站和贸易点等形式的次级定居点。[120]与基提翁不同，这些位于地中海西部的新定居点并不由泰尔派出的总督来管理。它们之间的距离太远了，以致紧密的控制是不可能的。与之相反，看起来更实际的做法是，由泰尔国王从泰尔的商业精英中指定一名商业代理人前去监督这些定居点的贸易活动，并担负起管理之责。[121]随着他们的私营行为在对外贸易方面取代了王室的垄断行为，泰尔人的商业帝国扩展到遥远的西方土地之上，这些商业巨子的影响力，在以牺牲国王的个人权威为代价的情况下与日俱增。[122]由于国王无法通过直接统治的办法来捍卫他自己的利益，他要找到另一个办法——用来在一座数千公里以外的城市维护他的权威——就变得越来越重要。在这些困难的情况下，宏伟壮观的麦勒卡特神庙将在这座城市中拔地而起，并将成为泰尔王室在加迪斯的权威的化身。神灵和国王合二为一，成了自对麦勒卡特的崇拜在海勒姆统治时期兴起以来的至关重要的因素，这意味着在加迪斯，对神灵的膜拜等同于对泰尔王室权威的承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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麦勒卡特屹立在这个不断处于变化之中的新定居点的中心。它的圣殿将占去它所坐落岛屿的整个东半部。它那座巨大的闪闪发亮的平台的基座令后世访客们心生敬畏。[123]著名的甜水泉就位于这片圣地之中。[124]加迪斯的圣殿中那华丽装饰与泰尔的麦勒卡特圣殿的华丽装饰一样著名，它凸显了将殖民地与宗主城市联系在一起的神圣纽带。实际上，加迪斯的麦勒卡特圣殿，可能象征着这座城市在地中海西部的泰尔殖民社会中处于中心地位。[125]圣殿中立有一株纯金的橄榄树，树枝上挂着的水果是用闪闪发光的翡翠制成的——无疑参考了那个著名的建立泰尔的神话。这座圣殿中还立有两根一模一样的柱子，它们直立起来高度超过1腕尺（45厘米），形状为正方形，由融合成一色的黄金和白银制成，表面写满了文字，文字大意为这一切终将失去。[126]据说在梦中得到指令后，加迪斯人将神的遗物从泰尔带到他们的新圣殿之中。[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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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加迪斯，神圣仪式是按照腓尼基人的传统进行的。女人和猪被禁止进入圣殿区的内室。赤脚的祭司身穿亚麻布长袍，剃光的头上用一根埃及亚麻纤维制带子围着，他们还被要求保持单身。当在圣坛上烧香供奉的时候，他们会解开自己的长袍，当献祭的时候，他们身穿一件带有宽大条纹刺绣的外衣。圣殿中是没有雕像或者其他神的肖像的。最重要的是，神圣祭坛上的火焰应该是一直燃烧着的。[128]艾格赛斯节的神圣仪式亦会在加迪斯举行。[129]后来的作家们将会讲述一个不可思议的故事：在伟大的神圣仪式进行期间，外国人被勒令离开这座城市，回来后“他们发现一个人被海浪冲上岸，这个人的体形约有5个圣像那么大，正在熊熊燃烧，因为上天用一道霹雳猛烈地击中了他”——这显然是对将伟大天神的雕像放在一个筏子上，点燃并推向大海的过程的糊涂描述。[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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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交易活动是以向天神起誓结束的，加迪斯的麦勒卡特圣殿还在财富从西班牙流向腓尼基的过程中起到了不可或缺的脐带作用，扮演了一个重要的财政担保人的角色。由于早期腓尼基人并无货币制度，麦勒卡特亦通过特别的圣殿印记来为金属铸块和铸条的重量和纯度做担保。这位守护者还将公库财富的十分之一作为意义重大的年贡，交给泰尔的麦勒卡特圣殿。[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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迦太基必须毁灭：古文明的兴衰 关于供求的残酷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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