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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供奉物品具有日用品的特点，明显表明迦太基人希望来生的生活与他们活在这个世界上时的生活一模一样。墓志铭支持这一观点，它提到灵魂的饮食，并警告生者不要打开墓穴，惊扰死者。[31]迦太基人似乎相信，当一个人死去后，灵魂会一分为二。“内菲什”（néphesh）[32]，灵魂的物质部分仍待在坟墓之中，有着与活人一样的需求；与之相反的是，死者的精神化身“卢拉”（rouah），将离开人间，前往阴间居住。[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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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人的陪葬品中经常有一些奢侈品，它们告诉了我们很多关于迦太基人作为这些商品的消费者以及——越来越多的——生产者的信息。尽管最初奢侈品是从黎凡特、埃及和近东其他地区进口的，但到了公元前7世纪中期，由于迦太基人在城墙之外建立了一个拥有制陶能力的窑炉，以及用于生产紫色染料和金属加工的手工作坊的手工业区，他们成了主要的奢侈品制造者。[34]这座城市如今成了赤陶雕像、面具、珠宝和精雕象牙的重要产地，这些奢侈品后来出口到所有腓尼基西部殖民地。[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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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迦太基的地区重要性的提高是无法通过它的出口产业来单独衡量的。这个城市如今是一个粮食和原材料的主要消费地：它的腹地面积有限，这意味着粮食和原材料都无法自给。这一情况反过来可能会对地中海中部的其他腓尼基殖民地的结构产生重要影响。例如公元前7世纪时期，腓尼基殖民者在萨丁尼亚建立了一片新殖民地，其中一些——如奥萨卡（Othoca，位于萨罗斯附近）、比西亚（Bithia）、库库里杜斯（Cuccurredus）、蒙特希莱（Monte Sirai）和帕尼罗利加（Pani Loriga，由苏尔其斯人所建）——显然设有要塞。这些新建立的殖民地与旧殖民地有很大的不同，它们没有宗教建筑和公共建筑，以及为数众多的居民。它们的既定目标是护卫通往肥沃平原，及岛内拥有丰富金属矿石资源的山脉的入口。定居点数量的增长，与努拉吉生产的用于运送金属矿石和粮食的双耳细颈椭圆形土罐在迦太基的考古学记录中的消失是一致的。这表明这些殖民地是腓尼基人深思熟虑后建立的，是控制该岛的生产资料以供应日渐增长的迦太基市场的战略计划的一部分。[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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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图7 萨丁尼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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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早期的迦太基坟墓那错综复杂的结构和贵重的陪葬品——包括金质圆形浮雕，吊坠项链，经过精心雕刻的象牙质镜子把手和梳子，大量涂有瓷釉或彩陶质的护身符，以及通常绘有埃及神灵和法老的用于抵挡恶魔侵袭的圣甲虫宝石——证明这座城市所提供的机会吸引着腓尼基商业阶层成员的到来，并且也证明了这些公民中的上层阶级迅速积累了更多的财富。[37]迦太基因此看起来是一个拥有核心腓尼基商业精英团队的合适的殖民地基石，这群精英将在迦太基存在的大部分时光内控制着该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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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后希腊人所提出的公元前6世纪之前的迦太基一直是一个由“国王”统治的君主政体的说法，似乎是对它的寡头政治体制的误读。[38]从一开始，这座城市就是由一个被称为“布鲁姆”（b’lm）——领主或亲王之意——的秘密贵族团体所统治，这个团体控制着国家所有具有重要意义的司法、政府、宗教和军事机关。[39]位于这个统治阶层顶端的，是一个其财富和权力在这一特殊时期均凌驾于该精英集团成员之上的家族。希腊作家们之所以会称他们为“国王”，他们似乎也掌握着支配其他公民的某种行政权力，应该是特指他们控制着迦太基军队。从公元前6世纪的最后几十年到公元前4世纪的头几十年间，这一至高无上的家族是马戈尼德家族（the Magonids）。但是，迦太基的“国王”人选显然并非限定于某个特定的家族，这一事实表明，尽管“国王”们掌握着帝王般的权力，却并不是世袭的，他们的权力通过一个由元老组成的协商议会来分配。[40]艾丽莎传说或许成了一件令未必像她一样出身高贵的迦太基精英的特权地位得以合法化的强有力工具。第一任女王无嗣而终的创意不仅为这个寡头政治体制的正当性做了巧妙辩护，也否决了任何独裁势力的世袭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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迦太基精英对他们的泰尔传统那显而易见的自豪之情，不应被误解为对母邦经济及政治议程的盲目遵从。迦太基很快就显示出它将利用地中海强权政治那跌宕起伏的局面，通过与埃及保持商业往来——此时腓尼基众城邦正被它们的亚述“盟友”禁止从事这一活动——来规划自身的发展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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迦太基必须毁灭：古文明的兴衰 [:17065479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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迦太基必须毁灭：古文明的兴衰 童祭与托菲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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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似的独立自主风格在该城的宗教生活中亦可看到。宗教仪式在迦太基人正在形成的民族认同感中占据着中心位置，一个特别重要的原因在于，它为上层集团实现政治上的控制提供了一个重要手段。与近东一样，神庙是迦太基最伟大、最具财力的公共机构，为由精英阶层成员担任的大祭司们所控制。大型神庙雇有大批专职工作人员。抄写员、圣歌歌手、乐师、圣火侍役、理发师和宰牲者是为了确保因神灵栖身于此而举行的宗教仪式能够正常进行所必需的。这就是公开的价目表里所罗列的特定献祭仪式的开销等级，同时它也将相关收费划分为不同的价位。这份公文不仅保障着为数众多的迦太基祭司和神庙工作人员的生计，也为恳请者提供了某些消费者权益保护，因为他们被告知那些胡乱收费的祭司将会被课以罚金。[41]不光是精英阶层的成员在监督着这些肆意扩张的组织及其雄厚的财力，神庙亦被当作共餐俱乐部的活动场所，这也是它的仪式性功能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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麦勒卡特在泰尔和其他重要的腓尼基西部殖民地（如加迪斯和里克苏斯）的万神殿中可谓是至高无上，不过他在迦太基却从未享有如此主导性的地位，尽管他在迦太基仍是高级天神的一员，他的神庙和主持艾格塞斯宗教仪式的祭司在城市中也有着极高的地位。[42]在迦太基，两位最引人注目的天神是巴尔·哈蒙和他的妻子塔尼特（Tanit）。后者虽然在迦太基人的铭文中被称为“巴尔的脸”，但她的地位似乎并不在其夫之下。塔尼特的独特标志——一座伸展风格的雕像——被发现于许多迦太基石碑之上，她经常以这座城市的女性保护者和监护人的形象出现，这对一位先前处于次级地位的女神来说可谓是巨大提升。[43]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经常以一弯新月的形态出现的巴尔·哈蒙是黎凡特的一位主神。“巴尔”是意为“领主”或“主人”的一个头衔或前缀，被用于许多不同的神灵身上。“哈蒙”的定义则不太清楚。它可能源于腓尼基词根“哈姆”（hmm），意为“炎热”或“正在燃烧的东西”，这表明哈蒙可能是“熔炉之主”。[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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迦太基的独立发展不仅体现在与泰尔的天国秩序截然不同的新秩序的建立上，也体现在这一秩序的执行模式上。从公元前3000年起，近东的文献就间接提到“莫尔克”（molk/mlk）——其大意为“礼物”或“供奉”——这一行为。这个词通常被用于形容当众人正面临格外严重的灾难性境地之时，将自己的长子作为祭品献给神灵，以平息他们怒火的做法。《旧约全书》提供了一些“莫尔克”的例子。在《出埃及记》中，以色列人得到这样的命令：“尔须将尔的头胎儿子献于我。”两个犹太国王将自己儿子作为祭品的事亦被提及，因而犹太人激烈地反对这一（据称为）外族的做法。[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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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后一些颇为可疑的希腊文献宣称，腓尼基人在陷入严重危机时，也会诉诸献祭仪式：他们将王子的儿子斩首，通过这种对天神埃尔的献祭，来向这位神灵表达敬意。这位神灵本身也献出了自己唯一的儿子尤德（Ieud），以保证自己的土地免遭劫难。[46]然而，就考古学方面的证据而言，迄今为止在黎凡特地区只发现了一份关于托菲特（tophet）——现代学者给理应是献祭仪式举行地的宗教围场所起的名字——的证明，并且只有一座石碑间接提到过“莫尔克”献祭仪式。[47]在《创世记》中，亚伯拉罕在接受了上帝的考验后，获准用一头羊作为祭品，以代替他的儿子以撒，学者们因而认为，在大多数情况下，兽崽可以作为人类儿童的替代品，被用于献祭。可以肯定的是，到了公元前7世纪的时候，“莫尔克”献祭活动似乎在腓尼基完全绝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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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便如此，一些论及迦太基人童祭行为的古希腊文献仍然存在。[48]在这方面，最完整、最绘声绘色的描述出自西西里籍历史学家狄奥多罗斯：“在他们的城市中有一座克罗诺斯（地位相当于巴尔·阿蒙的希腊天神）的青铜像，他的手向外延伸着，掌心向上，朝地面倾斜，以至于每个被置于其上的孩子都会滚落下来，掉进一种开裂着的。里面满是火焰的凹坑里。”[49]公元前3世纪的哲学家和传记作家克来塔卡斯（Cleitarchus），亦再现了这样一幕可怕的场景：当孩子们被火焰吞噬时，他们的肢体蜷缩着，他们那张开的嘴巴看起来仿佛在笑。[50]按照公元1世纪时希腊作家普鲁塔克《论迷信》（On Superstition）的记载，双亲们为了让他们的婴儿免于被献祭而用买来的流浪儿作为替代品，但如果流浪儿的父母为死去的子女而哭泣或感到悲痛的话，那流浪儿的母亲就将失去已到手的钱财。在献祭地区，还应高声奏乐，用以掩盖被牺牲者的尖叫。[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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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不是法国殖民地的两名低级官员，弗朗索瓦·伊卡德（Frangois Icard）和保罗·吉利（Paul Gielly）于20世纪20年代毅然决定调查一番的话，这些指控可能仅仅被视为希腊人的诽谤。伊卡德和吉利对一位贩卖突尼斯石碑的人日益生疑：他来的时候总是带着精美的迦太基石碑。其中一块石碑给他们留下的印象格外深刻：上面雕刻着一个身穿宽大外衣、头戴祭司头饰的男人，男人的右手举起做祷告状，左手轻轻抱着一个用布包裹着的婴儿。铭文中凿有几个字母“MLK”。难道这个石碑商人无意中发现了迦太基人将他们腓尼基祖先那令人毛骨悚然的传统继续下去的仪式之地吗？一天晚上，根据密报，两个法国人惊讶地发现，他们的怀疑对象正在离伟大的矩形海港不远的旷野中挖掘石碑。在迫使土地主人将这一小片地卖给他们后，两人开始了工作。他们的发现更加激起了他们的疑心：出土了一批奉献用的祭品，每份祭品中都有一块刻着致巴尔·阿蒙和塔尼特的献词的石碑，通常还附有一只用赤陶制成的瓮，其中盛有已钙化的骨头，有时还装着珠宝和护身符。在对瓮里装的东西进行分析之后，确定了这样一个事实：每个瓮里都盛着幼童的骨灰。托菲特被发现了。法国人在日后的发掘证实了这里是腓尼基人建立的最古老的迦太基地区之一。[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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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一步的分析显示，迦太基的托菲特至少从公元前8世纪中期起就投入使用了。同样明显的是，西部的腓尼基人在“莫尔克”献祭行为从他们的黎凡特同胞之中绝迹了很久以后，仍在继续进行这种仪式。在该地区，这种活动有三个不同的阶段。第一阶段于约公元前730年始，至公元前600年结束，以越来越精雕细刻的献祭用纪念碑为标志，这些纪念碑最终包括简陋的方尖石碑和L形的被称为“斯派”（cippi）的王座纪念碑。对已发现的瓮中所装的东西和日后发现的其他事物的分析显示，它们里面装有年轻的人类和动物的灰烬。[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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迦太基的托菲特被一代代在此工作的考古学者破坏得如此严重，以至于几乎不可能重建该地的自然环境。地中海西部地区的其他托菲特的保存程度要好得多。例如，位于萨丁尼亚海岸苏尔其斯一块露出地面的岩层之上的托菲特，是由一堵用当地大块火山岩垒成的巨型长方形围墙围成的。由于拥有厚实的墙体和蓄水池，这处托菲特似乎还被当作苏尔其斯居民在动乱时期的避难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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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迦太基的人类骨殖和灰烬的分析显示，它们大多属于死婴和新生儿的，这明显带有自然死亡的味道。这一发现得到了位于萨丁尼亚的萨罗斯托菲特的支持，在那里发现的幼童只有2%的人年龄在几个月以上。[54]对此，有人解释为“莫尔克”献祭仪式本身与人祭并无瓜葛，而是用死人来代替活着的牺牲品，当没有死人可用的时候，就用一只鸟或一头牲畜代为献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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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对迦太基人和地中海西部其他腓尼基人用婴儿献祭的说法持怀疑态度的人还指出，这一时期在墓地中发现的儿童坟墓的数量很少，这很奇怪（迄今为止发现了超过2000座坟墓，只有约100座里埋着婴儿的尸骨）——如果考虑到这一时期的婴儿死亡率（据估计高达30%～40%）的话。这些异议引发了这样一个理论：托菲特实际上是未成年人的埋骨之地。托菲特通常位于城市的边缘之地也表明，这些受害者被认为是社会的边缘人物。因而，“莫尔克”仪式的目的在于将这些死婴引见给天神或女神，而非献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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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这类结论与早期在迦太基托菲特举行的仪式的用品相吻合，但它们对于较晚期的证据则解释力大大下降。当对年代为公元前4～前3世纪的瓮中所盛的东西进行分析时，结果显示这些瓮里装有孩童骨灰的比例要高得多。此外，与源自公元前7～前6世纪的人类灰烬往往来自早产儿和新生儿这一事实相反的是，后期单独埋葬的多为较年长的儿童（年龄为1～3岁）。某些源自这一时期的瓮中装着2～3个孩子的骨殖——通常为一个2～4岁的孩子，与1～2个新生儿或早产儿。他们之间的年龄差异（达2岁）表明他们可能是兄弟姐妹。一个可能的解释是，无论是死婴，还是动物替代品，如今均被认为不足以抚平巴尔或塔尼特的情绪，当某个按照许诺要被献给天神的婴儿夭折的时候，一个更为年长的孩子就必须作为献祭的替代品。在刻于石碑上的铭文中，迦太基的父亲们通常用反身代名词的所有格形式“BNT”或“BT”来强调如下事实：他们用于献祭的孩童并非只是一些替代品，而是他们的亲骨肉。发生在迦太基托菲特的众多实例中的一个就阐明了这种献祭仪式的性质：“汉诺之子，米尔基亚索恩之孙波米尔卡在此起誓，献于巴尔的面孔——塔尼特女士与巴尔·阿蒙——的是他的亲生儿子。愿您赐福于他！”[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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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菲特是某种类型的儿童墓地的观点，受到了这样一个事实的削弱：将在迦太基墓地里发现的儿童坟墓所占的比例，与在古代世界其他地方发现的证据相比，两者是高度契合的。事实上，相关记录的缺乏仍很有可能仅仅是考古学家没有将体积小并且保存状况通常很差的儿童骨骸记录在案的结果。同一时期的希腊作家认为迦太基人用孩童献祭，而考古学的证据意味着，他们的说法不能仅仅被当作反迦太基的毁谤性言论而置之不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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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结论源于，在重大的危机时期，迦太基人和西部的其他腓尼基人为了他们的家人和社群的利益，的确会牺牲他们的亲生骨肉来献祭。考古证据亦清晰地表明，托菲特并非一个黑暗的秘密，而是西部腓尼基人的名望象征。拥有一处托菲特是巨大的荣耀，这种荣耀只有最大、最富有的移民点才能够获得，被贡献出来作为祭品的孩子几乎都是上流人士的后代。[56]然而，在托菲特举行的仪式也被认为是让“整个”社群的福祉延续下去的重中之重，并得到公共权威的正式认可。[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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