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狄奥多罗斯/蒂迈欧将此次事件在迦太基引发的政治影响描绘得十分严重。据说一听到这次惨败的消息，这座城市立刻陷入悲痛之中，私宅闭门谢客，商业活动中止，神庙也关闭了。当载着幸存者的船只挣扎着驶入港口时，所有人都聚集到了那里，以打听他们亲属的消息。当得知这场灾难悲惨到何等程度的时候，丧亲者的恸哭声和尖叫声响彻整条海岸线。对马戈尼德家族而言，他们在迦太基政界的统治地位受到了实实在在的威胁。他们的名字再一次与海外远征的失利联系到了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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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米尔卡，这个蒙受耻辱的失败者，穿着廉价长袍在迦太基神庙的周围到处转悠，控诉着自己的渎神之举，请求上天责罚自己，以这种方式度过了自己的余生。他后来绝食而死。[88]这一公开的悔过之举仍不足以长期保住马戈尼德家族的权力，数十年内，以“伟大的”汉诺为首的另一个贵胄家族接管了迦太基政界的统治权。[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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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旧有的政治格局在这次权力交替之后并没有维持多久，原因在于迦太基精英阶层显然迫切渴望着进一步改革。公元前5世纪初，一个新的政治机构建立了起来：104人法庭。这一由贵族阶层成员组成的机构监督着官员与军事长官的行为，并肩负着高级法庭的职责。与此同时，元老院依然存在，其权力甚至可能比以前更大，因为财政收支及对外事务均被纳入它的管辖范围。[90]如今掌握迦太基王国最高权力的是两名通过一年一度的选举产生的高级执政官（苏菲特），一些下级官员以及负责监督如公共建设工程、税收及国库管理等政府业务的特别专员。[91]由特别专员组成的小组，名曰五人理事会（pentarchy），其成员由104人法庭任命，它可能负责处理各类国家事务。[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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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叙拉古的战争在任何一方均未能占得上风的情况下继续着。[93]迦太基人尝试了一些新战术，包括在意大利南部开辟一片针对戴奥尼索斯的第二战场。[94]双方都赢得过决定性胜利——叙拉古在卡瓦拉（Cabala），迦太基则在Cronium——但两边均未能保持长期的军事优势。[95]最后，在公元前373年，精疲力竭的两国签订了一份新协议，承认了迦太基与叙拉古的旧有势力范围。[96]然而，汉诺家族被证明与之前的马戈尼德家族一样，仅在面临威胁时才会做出反应，并只求能保住自家财产，却从来无法长期保证这一地区的安全。每经历一次挫折，戴奥尼索斯都能获得足够的时间与机会来再度赢得支持，并重建自己的军队，而后发动下一场进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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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似永无休止的战争在迦太基公民中越来越不得人心了。他们的不满情绪为城内暴发的又一场瘟疫，以及在萨丁尼亚岛上和利比亚人中间发生的骚乱所点燃。汉诺的政治领袖地位愈发受到质疑。[97]尽管迦太基人的老对手戴奥尼索斯于公元前365年死去（在一场马拉松式的痛饮之后），而汉诺也成功地将他在迦太基的头号政敌苏尼亚图斯（Suniatus）宣判为叛国者，但非难之声并未平息。[98]不习惯自己的最高权力受到质疑的汉诺孤注一掷，打算推翻现有政体。在一场庆祝其女婚礼的宴席上，他试图毒杀自己的议员同僚，结果未能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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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诺或许将议会未能就此事采取果断行动——它唯一的应对是通过了一项限制婚礼开销的法案——解读为该机构虚弱无力的表现，此后他秘密策划使用2万名奴隶发动一场暴动，并与当地的利比亚和努米底亚部落共谋颠覆迦太基王国。这种叛国之举是不可饶恕的，当汉诺事败被俘时，他受到了无情的惩罚。在遭受鞭笞与酷刑后，他终于被钉死在十字架上。[99]汉诺家族的所有男性成员，无论是否有罪，均被逮捕并处决。[100]尽管这个由持对立立场的希腊文献所记载的故事在某些方面显得牵强附会，但显而易见的是，这一时期的迦太基人终于厌倦了家族式独裁统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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迦太基必须毁灭：古文明的兴衰 迦太基人的西西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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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戈尼德家族在迦太基的政治统治的终结，并未导致主要出自他们之手的西西里战略就此终止，原因是迦太基人如今已经完全被卷入西西里事务之中，无力自拔。公元前4世纪上半叶，迦太基与西西里西部地区的关系有了根本变化——记载了这一变化的希腊历史学家开始提到，以行省的标准而言，迦太基在西西里西部的势力范围本质上是一个特大号的行省。[101]尽管并无关于该岛的旧迦太基城市直接受迦太基王国统治的迹象存在，但新建立的城市与这座北非大都市有着极为密切的联系。[102]毫无疑问，迦太基人是使如哈莱撒（Halaisa）和瑟米伊姆雷（Thermae Himerae）这类新西西里定居点出现的推动力量。[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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迦太基人在西西里岛最重要的定居点是利利贝乌姆港（Port of Lilybaeum，也译作利利俾）。坐落于西西里大陆西部，距莫提亚旧址不远的利利贝乌姆，是作为幸存莫提亚市民的新家而修建的。[104]然而，对这座城市的物质文化的分析表明，来自迦太基的移民是该城人口的重要补充。[105]与西西里的旧迦太基城市不同，利利贝乌姆在商业方面与迦太基有着密切联系。这座被战略性地选址于西西里岛最西端波也奥角（Cape Boeo）的城市，很快就成为位于北非、西西里岛、意大利和希腊之间的商贸航线的要冲。[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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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图12 西西里的迦太基行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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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它的战略地位外，利利贝乌姆最引人注目的方面可能就是它的防御体系了，原因在于它被打造成一座戒备极为森严的海港。高5.8米的实心城墙以石灰华制成，用石块和泥砖加固。城墙前方有一条宽度超过28米的沟渠。此外，长方形的塔楼、筑有防御工事的城门及便道分布于城墙之上，这样守军就能将雨点般的投射物打击在任何一名试图越过沟渠的攻击者头上。在防御工事下方还存在着地道、坑道和交通壕，使得守军可以从敌军战线后方发动一场奇袭。[107]在一条特殊的地道内，坑壁上布满了穷极无聊的军人的信手涂鸦：一名战士、船只、兵器、一座画有迦太基符号和字母的山，当然，还有性爱场景。[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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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认为是利利贝乌姆铸造的货币反映了这座港口被定位为一座迦太基军事基地，而不是一个西西里迦太基城市。这种四德拉克马银币（tetradrachm）上刻有迦太基军事当局的铭文：qrthds，mmhnt和s’mmhnt（军营中人）。事实上，利利贝乌姆似乎是由一名军事长官，而非苏菲特或一个城市委员会来管辖。[109]它是作为一处戒备森严的商用飞地而修建的，尽管它周围的土地均在敌国控制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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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还在西西里腹地，特别是在希腊城市的旧址上发现了于这一时期新建的西西里迦太基移民点。在公元前4世纪的歇利伦特，经常用该城作为建筑材料的迦太基移民，为这座古老城市的卫城建设了一个新的城市体系。主街道拓宽了，新建筑物在旧希腊建筑物的另一侧拔地而起。狄奥多罗斯提到，占领了此地的汉尼拔将军允许前歇利伦特市民中的幸存者回到这座城市。然而，值得注意的是，那些新房子有很多都体现出典型迦太基式的建筑工艺与规划，这也是利利贝乌姆房屋的一个特色。[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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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这座城市的宗教生活中亦可感觉到明显的变化。这座古老的希腊城市中的许多圣殿，如得墨忒尔·玛拉弗鲁斯（Demeter Malaphorus）女神的神殿，被再度利用起来，但显而易见的是，在那里举行的完全是另一种宗教仪式。最显著的例子是神圣的宙斯·米利库斯（Zeus Meilichios）——他是希腊众神之王，与前希腊时代掌管死亡与重生的希腊恶魔的混合体，也是这座古老城市宗教生活中的重要人物——的围场。[111]在这座围场附近，考古学者发现了绘有迦太基天神巴尔·哈蒙和塔尼特——他们被新移民认为是宙斯·米利库斯的父母——的奇怪的双头石碑。[112]迦太基崇拜仪式的典型元素，如比图（betyls，神石）和露天祭台也被引进了希腊神庙和圣殿中。在另一座原本是献给希腊冥府女神赫卡忒（Hecate）的神庙中，大量小动物按照迦太基的宗教仪式，被作为一座新建祭坛的祭品，并在上面烧成灰烬。[113]此外，迦太基的宗教标志，如塔尼特的符号和墨丘利节杖形状的神圣植物，如今装点着这座城市的街道。[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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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蒙特阿德拉诺内（Monte Adranone）——公元前6世纪由歇利伦特人建立的一座要塞化小镇——它同样带有明显的迦太基移民点的印记。这座小镇与歇利伦特于同一年——公元前409年——被毁，但在公元前4世纪时它的城墙得以重建，两座新神庙和一个手工业中心被建立了起来。这几座神庙的出彩之处，在于它们坐落于卫城旧址之上。建设方案采用迦太基经典的三区布局，中央为一个露天的献祭区。它体现了那个年代将迦太基和希腊建筑艺术折中地融为一体的典型风格，其中包括矗立在入口处柱廊内的精致多利斯圆柱，以及布满埃及式上楣柱的三角形正面。[115]这一时期，该地区的许多小型定居点亦首次体现了迦太基人的势力所及。他们再度占领了先前废弃的蒙特派罗索（Monte Polizzo），证明这一事实的明显证据——一座石碑、祭坛和祭品——均是在一座重新启用的神庙中发现的。[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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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尽管这一迹象表明西西里的迦太基城市有所发展，但这类新定居点很多只是为它们所取代的小镇和城市的影子罢了。尽管夸大其词的希腊历史学家描述说公元前4世纪的西西里，到处都是只有野兽和野生植物存在的城市，但可以确定的是，数十年剧烈动荡留下的痕迹，不仅体现在城市的实体结构上，也体现在城市的居民上。[117]在西西里搜集的考古数据表明，一些文学作品里描述的废弃城市中城墙颓朽、神庙被玷污的场景，可能并不仅仅是绘声绘色的虚构故事而已。[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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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定居点的首要用途似乎是军事防务，而非城市复兴。蒙特阿德拉诺内的新定居点可能仅仅是迦太基人的一座巨型军事基地，居民的数量极少。[119]蒙特派罗索的考古学证据也清晰地表明，该地在日后的迦太基占据时期，只是被当作一座瞭望塔或军事观测站。[120]更多的要塞可能被建立在贝利切河和普拉塔尼河之间的地区。[121]就连在迦太基化的歇利伦特，商店和房屋仍仅分布于一片旧希腊城区内，但显而易见的是，它不单单是一座军事要塞。毫无疑问，在这一时期，大多数城市仍处于废墟状态。事实上，就许多西西里中部和西部的这类高地城市带有明显当地特色的产物而言，除去青铜货币和进口的鱼雷形双耳细颈椭圆土罐——这两样东西均表明该城为军事区而非平民区——外，就是为数很少的迦太基手工艺品了。[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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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知道，与在萨丁尼亚一样，许多可能被我们视为迦太基人在西西里的“帝国主义行径”的行为，与一座如同迦太基那样的大城市获取所依赖的资源有关。[123]然而，这些资源究竟是些什么？来自何方？这些问题的答案可能并不像有些人认为的那样明朗。迦太基从西西里西部内陆的农业区可能获得的直接利益并不算大。近年来对公元前5世纪至前4世纪输入迦太基的双耳细颈椭圆土罐的一系列研究表明，从西西里的迦太基领土输入的土罐数量，与从萨丁尼亚输入迦太基的土罐数量相比，可以说是微不足道的。[124]同样，这一时期迦太基对西西里西部的出口额少得可怜。[125]当然，对迦太基人而言，西西里西部的经济价值在于它的海港，因为第勒尼安和爱琴海的许多条商业航线都经过那里。[126]在迦太基发现的，大量年代可以追溯到公元前5世纪末及前4世纪上半叶的雅典精美陶器可能意味着，这一时期商品通过海路直接在两座城市之间往来。[127]随着时间推移，在公元前4世纪，这些进口奢侈品逐渐为来自西西里的希腊领土和意大利南部的精美器皿所取代，而这一贸易依赖的是对西西里海港的长期控制。[128]的确，到了公元前4世纪，这些地区成了迦太基人从海外输入的红酒（可能还有其他食物）的最大供应地。[129]事实上，如果没有帕诺尔莫斯和利利贝乌姆的存在，迦太基将面临经济灾难的危险。因此，这些港口是值得不惜一切代价来保护的。迦太基人在西西里西部内陆地区的大部分利益，与在萨丁尼亚的大部分利益一样，是以当地农业为依托的，但要塞化的定居点创造了一个防御缓冲带，而防御缓冲带的受益对象正是迦太基人在该岛的经济利益的载体：西部的海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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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定迦太基在西西里西部的经济与政治体制的主要因素，是在相当长一段时期内仍驻留于该岛的规模相当庞大的常备军。由于这片理应被保护的地区对西西里的迦太基军队的经济投入极为稀少，他们的大部分粮食不得不由萨丁尼亚来供应。[130]可想而知，第勒尼安和爱奥尼亚海的商贸活动所带来的利益是可以抵销这类支出的，而西西里西部的迦太基城市则可能要缴纳某种形式的货币赋税。[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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