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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状况已经惨淡到无以复加的地步。当财政收入因失去了西西里和萨丁尼亚陷入混乱而下滑之际，迦太基不仅要承担付清雇佣军军饷的责任，还负有偿还亏欠罗马的巨额战争赔款的义务。迦太基拖欠雇佣军军饷的数目一直是众多学者研究的话题，但古代文献清晰地表明，这笔欠款数额巨大，其总数可能达到4368塔伦特，或2600万德拉克马——这是一个天文数字，令迦太基人难以承担的天文数字。[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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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迦太基人而言，具有可行性的最佳选择是将雇佣军以零敲碎打的形式撤走，这样他们或许就不用与后者进行关于军饷总额的谈判了。前雇佣军指挥官哈米尔卡·巴卡辞去了自己的职务，从这一棘手局面中抽身而出，离开了西西里岛。事实上，将雇佣军一小队一小队地装船运回北非的策略，起初似乎是成功的。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雇佣军得以在迦太基重新集结起来，迦太基人的希望迅速破灭了，这些人开始在当地胡作非为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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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不打算付清全部欠饷的迦太基当局为了拖延时间，支付了一小部分到期的欠款，以便说服雇佣军首领们，让他们将士兵、随军人员和辎重车辆带往离迦太基城有相当距离的西卡城，他们必须在那里等着接收余款。这一做法是一个灾难性的错误。在西卡，无所事事的雇佣军士兵将自己认定的欠饷数额估计得过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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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西西里时，他们的将军为了维持士气，曾向他们许以赏金，现在战争输掉了，这个承诺完全无法兑现。由汉诺率领的迦太基使团前来协商的是不可避免的关于削减军饷的事宜，当这一意图变得明显起来时，他们受到了可以理解的、满怀敌意的对待，而迦太基人这样做的理由——他们正在遭受罗马人加之于其身的沉重的财政苛求——并没有得到太多的同情。[5]此外，迦太基当局没有将最初制订的，将雇佣军分散为一个个小队的计划坚持下去，这一愚行所造成的恶果在谈判因沟通方面的严重问题而受到阻碍时变得明显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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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这场战争的重要史料，波利比乌斯的著作将迦太基人雇用众多不同国籍的军人的行为解释为“经过深思熟虑的行为，目的在于防止他们在抗命，或对他们的（迦太基）长官无礼这种事上迅速拧成一股绳”。[6]然而，在这种情形下，那个令雇佣军们无法集体闹事的举措严重妨碍了迦太基人的努力。波利比乌斯叙述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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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一来，就不可能将他们召集起来做一次集体演说，或以其他方式做到这一点。怎么能指望会有哪一个将军懂得所有雇佣军所说的语言呢？而要通过多名翻译将他们再度召集到一起的话，就得将同一件事重复四到五次，这种办法要说有什么不同的话，那就是更加行不通。唯一的法子是通过他们的长官来提出要求或恳求，当汉诺在这种情况下继续做着尝试的时候，那些人甚至完全没听懂他在说些什么。在别的情形下，在看似与雇佣军将领达成了协议后，当后者朝自己的部下做演说时，要么是根本没理解汉诺的话，要么是出于恶意，所传达的仅仅是相反的意思。这一切都引发了不稳定、不信任和混乱。[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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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个节骨眼上，叛军们感觉到他们的雇主处于虚弱无力的状态，于是一齐朝迦太基城近郊的图内斯城进军。在那里，他们试图拿到更多的欠饷，为此，他们抬高了自己的装备、马匹和过去几年消耗的谷物口粮的价格，并增加了战死者的人数，以提高赔偿金总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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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2万名心怀怨气的佣兵在距首都仅几公里远的地方驻扎了下来，迦太基人知道他们铸成了两个大错。第一，他们永远不该在没有用于防范的公民军的情况下，将如此庞大的一支雇佣军聚集在一处。第二，他们应该将这些雇佣军的妻子和孩子控制起来作为人质，以迫使他们家的男人们不敢轻举妄动，并在进行欠饷谈判时，将其当作讨价还价的潜在筹码。尽管雇佣军和迦太基人之间的不信任情绪日益加剧，但双方均在寻求某种形式的折中解决方案。事实上前者的漫天要价可能是一个初步策略，为的是能在将来的谈判中开个好价钱。[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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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挽回局势，迦太基当局向雇佣军军营送去了食物和其他补给品。一个由元老院派出的代表团承诺将在自己力所能及的范围内满足雇佣军的一切要求。双方达成共识：应该派迦太基指挥官，利利贝乌姆最后一任总督基斯戈来与雇佣军谈判。基斯戈曾成功地将他们撤回北非，因此，雇佣军们对他有些信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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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斯戈带来了一笔钱，开始结清佣兵们的军饷。可能是为了在叛军队伍里制造分裂，他在结清军饷时是以民族为单位进行的。[9]然而，叛军阵营里的逃亡奴隶和逃兵被证明是极为难啃的硬骨头，因为他们害怕遭到罗马人的惩罚。罗马法律对逃亡奴隶的处罚是格外严厉的：在遭受拷打后，他们通常会被钉死在十字架上。很多人可能希望能以移民者的身份参军，从而在迦太基的西西里领地开始新的生活，但由于迦太基人被赶出了西西里岛，他们的愿望也化为了泡影。[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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迦太基必须毁灭：古文明的兴衰 暴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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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些人中有个叫斯潘迪乌斯（Spendius）的坎帕尼亚籍逃奴，他竭尽全力说服叛军拒绝与迦太基人和解。其他人同样害怕与迦太基人达成协议，尽管原因各不相同。利比亚人马霍斯（Mathos）以领导者的身份参与了这次骚乱，他担心一旦雇佣军解散，回到自己的家乡后，迦太基会设法报复那些家在非洲的人。他没花多长时间就说服了军营里的大部分利比亚人，使他们相信和平对他们未来的利益而言，是毫无好处的。斯潘迪乌斯和马霍斯为了进一步达到他们的目的，即破坏所有与军饷支付有关的谈判，召开了几次集会，以并非所有的应付军饷都已结清为借口，对聚集起来的佣兵进行煽动。波利比乌斯讲述了这么一件事：只要有人站起来反对斯潘迪乌斯和马霍斯，他就会遭到他们的支持者冰雹般的石块攻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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毫不令人意外的是，这个说法收到了他们希望的效果。斯潘迪乌斯和马霍斯被任命为这支雇佣武装的将军，他们立刻下令将基斯戈及其随从扣押起来。两位指挥官用基斯戈带来的钱抵偿雇佣军的欠饷，从而进一步巩固了自己的权威。[11]为了迎接即将到来的与迦太基的对抗，叛军开始四处寻找盟友。他们没怎么费劲就做到了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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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筹措军费，迦太基人曾对臣服于他们的利比亚人横征暴敛。穷困潦倒的农民被迫将一半以上的农田产出交给迦太基政府。在各个城镇，赋税成倍增加，没有任何减免的可能，即便对穷人也是如此。迦太基总督们被要求搜刮走他们从利比亚人身上所能榨出来的每一个子儿，用于填补急剧扩大的军费缺口。为了利用由此引发的不满情绪，叛军派遣使者前往各个利比亚城镇煽动暴乱。利比亚人不需要任何鼓励就参加了叛乱的队伍。波利比乌斯记载道，他们的情绪是如此狂热，以至于利比亚妇女情愿将自己的所有珠宝捐出来，作为雇佣军的军费。他估计约有7万名利比亚人加入了雇佣军阵营，这令斯潘迪乌斯和马霍斯的军队规模扩大了3倍。[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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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利比亚人的揭竿而起令这次暴动带上了民族主义色彩，但它大大超出了两个民族之间的冲突的范围。例如，叛军从未尝试着劝诱为数众多的在北非的迦太基领地生活、劳作的奴隶参加叛乱，这是件令人惊讶的事。[13]新近扩大的叛军队伍由多个不同民族的成员组成。除了利比亚人，还有利古里亚人、伊比利亚人、巴利阿里群岛人、高卢人，以及波利比乌斯笔下的“混血希腊人”（mixhellenes）——这个名称经常与来自黑海地区的希腊化的色雷斯人和西徐亚人联系在一起。[14]在波利比乌斯著作的这一部分，这个术语可能指的是坎帕尼亚人和大希腊地区的居民，他们中的一些人是逃奴或罗马军队的逃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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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人们审视叛军制造的货币时，事实变得清晰起来，他们只不过是一群毫无纪律的乌合之众罢了，迦太基人真正的对手是被解雇的前西西里迦太基军队。基斯戈随身带来的钱不光被分发给了叛军，还被用于重铸新的货币。用他们自己的图案取代迦太基货币上的图案，叛军领袖以这种方式发表了一个胆大包天的意向声明。最初因军饷而引发的纠纷如今已经演变成旨在摆脱迦太基人统治的全面叛乱。叛军在自己的统治范围内使用自己生产的货币——刻有希腊文铭文“LIBUWN”［“利比亚人所拥有的（钱币）”之意］的银币——作为军饷。[15]这一带有折中性的图案被应用于货币之上的事实表明：希腊铭文“利比亚人所拥有的”并非被用于指代某个特定民族，而是表示参加叛军武装的拥护者们现在有一个临时的庇护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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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利比亚人”一词所带有的显而易见的包容性，可能标志着非利比亚人种的雇佣军们如今怀有的，征服并定居于北非迦太基人居住区的野心——就像坎帕尼亚私掠者在西西里干的那样。[16]事实上，应用于银币和铜币之上的图案拥有两个截然不同的类别。那些刻有农业主题图案——如玉米穗和犁——的钱币，很可能是专门给利比亚人使用的。而那些刻着按照叙拉古、意大利南部和迦太基西西里军事传统而设计的图案的钱币，则为非利比亚人种的雇佣军专用。[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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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后一组货币图案中，赫拉克勒斯肖像有着突出的地位，大多数图案是标准的亚历山大式头戴狮子皮头巾的英雄形象，背面图案为一只正在巡行的狮子。尽管风格上有些许细微的差别，但这些硬币上的画像仍可以说是迦太基西西里殖民地军事当局在公元前4世纪头一个十年里发行的最后一套货币上的画像的翻版。[18]虽然迦太基人用于支付这支军队的军饷的货币上有这座城市当时的传统符号——科莱的头颅和马头，但赫拉克勒斯-麦勒卡特仍是西西里迦太基驻军的重要象征。当这支叛军开始生产自己的货币时，他们自然而然地会转而使用一个代表着他们那尚武精神的人物。这座“军营”就真真正正地在迦太基城内安家落户了。[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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迦太基必须毁灭：古文明的兴衰 一场毫无怜悯的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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