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迦太基必须毁灭：古文明的兴衰 清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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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终，哈米尔卡成功地将叛军主力困在了一个叫索尔（the Saw）的山口之中，由于无路可进又无路可退，饿得半死的雇佣军士兵们为了活下去，开始吃起人肉来。在吃光了战俘和奴隶后，叛军意识到，他们的战友不大可能前来支援了。他们的领袖也知道继续战斗下去是徒劳无功的，于是决定尝试着与哈米尔卡谈判。迦太基将军接见了10名使者，这其中就有斯潘迪乌斯和其他叛军领袖。哈米尔卡再度展现了一个政治家的精明。他所提供的条件看起来极为宽大。他的全部要求是自己应有权从叛军中挑选10个人扣押起来，而后，剩下的人可以每人携带一件长袍，自由离去。叛军领袖同意了，但哈米尔卡随后立刻将他们扣为人质。就这样，在没有违反不得扣留敌方来使的神圣谈判准则的情况下，哈米尔卡得以将大部分叛军高级指挥官羁押起来。其余近4万名叛军很快就被击溃了。[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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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理解的是，在经历了这场惨败之后，叛乱开始瓦解。利比亚土著人审时度势，当即转而反对叛军，并成群结队地叛逃至迦太基一方。哈米尔卡如今可以从容不迫地将自己的注意力转向叛军的最后据点图内斯了。为了打击包围圈内叛军的士气，斯潘迪乌斯及其他被俘的叛军首领被带到城墙前面，当着他们战友的面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然而，马霍斯注意到，哈米尔卡的同僚汉尼拔此时觉得胜券在握，因而其军营的警戒工作不再像以往那么严密了。于是，叛军发动了一场出其不意的袭击，不仅歼灭了大批迦太基军人，还俘虏了汉尼拔本人。这位不幸的将军惨遭酷刑拷打，而后被钉死在之前用来钉死斯潘迪乌斯的十字架上。据说在一次为被害的战友举行的令人毛骨悚然的诀别仪式上，马霍斯将30名出身高贵的迦太基人在斯潘迪乌斯的尸体旁残忍地杀死。[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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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这次可怕逆转的教训后，迦太基高层人士再度拧成了一股绳。一个由30名议员组成的委员会成立了，他们成功地说服哈米尔卡和他的主要政治对手汉诺，让他们将各自的分歧抛在一边，以最终战胜敌人。一支由剩下的所有达到服役年龄的公民组成的新军被组建了起来。人力、物力均已枯竭的叛军意识到，他们唯一取胜的机会在于倾其所有打一场最终决战，但他们的力量耗尽了，从而被轻而易举地击败。利比亚人随后得到安抚。尤蒂卡和西帕库里塔害怕遭到迦太基人的报复，坚守了一段时间，但它们很快便双双被攻陷，被迫接受了迦太基人的条件。所有不幸还活着的叛军战俘全都被钉死在十字架上——除了马霍斯。他于公元前207年被引领着穿过迦太基的街道，为了嘲弄他，这场游街仪式被安排得活像一场或许是马霍斯梦寐以求的凯旋仪式。当他被拖曳着穿过迦太基城时，年轻人们以各式各样的可怕手段折磨着他的身体。就这样，这场——用波利比乌斯的话来形容——“在残酷性与对人类道义的蔑视方面远超过我们所知的一切战争”的战争，以一次可能与它极为相称的，骇人听闻的处决画上了句号。[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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迦太基必须毁灭：古文明的兴衰 令人越来越难以接受的和平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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伽太基人对雇佣军取得的来之不易的胜利令他们自己暂时摆脱了困境。在他们手中最后一块重要的海外领地萨丁尼亚，一场残酷程度丝毫不亚于非洲之乱的雇佣军暴动于公元前240年爆发。当造反者杀死了该岛的军事总督博思达[38]与其他迦太基人后，迦太基出兵了。然而，在这支雇佣军抵达目的地后，军队发生叛乱，并把领军的迦太基将军钉死在十字架上，而后将萨丁尼亚岛上的迦太基人全部屠杀。[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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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两场暴动或许在某种程度上是相互呼应的，这令局势变得更加危急。根据波利比乌斯的记载，非洲的叛军向萨丁尼亚的暴动者送去了一封信，信中似乎透露了这么一件事：他们的队伍中有人正与迦太基人进行秘密谈判。[40]尽管波利比乌斯相信这封信有伪造的可能，但迦太基派往萨丁尼亚的雇佣军或许多少知道这件事。令迦太基感到惊恐的是，雇佣军于公元前240年打算将这座岛转交给罗马。罗马人暂时拒绝了这一诱惑，没有强力盟友支持的雇佣军很快就被萨丁尼亚土著驱逐了。在意大利避难的时候，他们再一次与罗马人协商，请求后者支援他们的事业，这一次，他们的请求得到了接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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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前238年，罗马人宣布计划发动一次意在攻占萨丁尼亚的远征行动。当时迦太基人理直气壮地提出了抗议——理由是公元前241年签订的条约承认了他们对这座岛屿的统治权——而后表明了自己重新夺回该地的意向。罗马人声明，他们将把这一意向视为宣战行为。在持续多年的战争中已遭严重削弱的迦太基不得不做出退让。公元前237年，萨丁尼亚及其邻近岛屿科西嘉均被占领，当罗马人要求迦太基再缴纳1200塔兰特赔款时，情况变得更糟了。[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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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至连波利比乌斯也强烈谴责罗马人对萨丁尼亚的吞并，他用“毫无正义性”与一次“根本不可能找到任何合理借口与理由”的行动来形容这一行为。[42]如此尖锐的批评竟出自一个最为坚定的罗马支持者之口。为什么罗马在起初拒绝了这些造反者的引诱后，最终撕毁了自己签订的条约，将萨丁尼亚据为己有呢？日后的一些作家可能对那个时代罗马人的宣传深信不疑，认为这是他们对迦太基人将从雇佣军之乱中牟取暴利的意大利商人关进监狱——有时会将他们处以死刑——的做法的报复。[43]考虑到两国之前签订的友好协议，这一说法看起来极不可靠。答案很可能是罗马人那侵略性极强、贪得无厌——这两个特点长期以来一直是罗马对外政策的标志——的性格。此外也有其他一些原因使得罗马人如今接受了他们最初于公元前240年拒绝的邀请。[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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迦太基于公元前238年在北非击败了叛军，如今它可以将全部精力放在收回萨丁尼亚上了（事实上，一支新的军队正在筹备，并准备在哈米尔卡·巴卡的率领下完成这一使命）。[45]因此，罗马兼并了这座岛屿，以免迦太基再度在地中海地区崭露头角。[46]应该注意的是，罗马公民大会——一个已经证明了自己意欲以极为强硬的态度对待迦太基的机构——投票赞成对萨丁尼亚的吞并。[47]雇佣军在被逐出这座岛屿时已将该地的迦太基人屠杀殆尽的事实，也使得罗马人更容易将这次行动表述为对中立地区的占领。[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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吞并萨丁尼亚对接下来的历史事件而言，影响力相当于一场地震。就经济角度而言，萨丁尼亚一直是迦太基势力范围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迦太基人在西西里西部的统治变得越来越不稳固，萨丁尼亚铸币厂逐步承担起生产迦太基铜币的任务。[49]然而，萨丁尼亚的丧失不仅打击了迦太基的经济前景，也打击了它的自豪感。罗马人对这一地区的吞并与对赔款的要求，是在用一种蛮不讲理的方式提醒迦太基：仅仅在几年前它还拥有的，曾在公元前241年的条约里被虚伪地加以承认的地中海强国的地位，如今已不复存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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迦太基必须毁灭：古文明的兴衰 哈米尔卡·巴卡的崛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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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保住自己的权力，迦太基的统治精英们四处找人充当雇佣军之乱的替罪羊。哈米尔卡·巴卡曾轻率地向手下的士兵们许下他无法遵守的诺言，而他在西西里指挥的军事行动也未能实现迦太基的任何即时战略目标，由此显而易见地被列入候选人行列。[50]然而，哈米尔卡对罗马人发动的声势很大但徒劳无功的突袭，以及他最终打败了叛军的事实，却令他在迦太基公民中名声大噪。虽然他是西西里军队的指挥官与和平协议的实际负责人，但他并不像迦太基精英阶层的其他成员那样，名声因突如其来的投降而遭玷污。正如罗马史学家李维记载的那样，他觉得“西西里在局势真正陷入绝望境地之前就投降，实在是为时过早”。[51]哈米尔卡还是迦太基军队中威望最高的将军——雇佣军之乱期间，士兵们投票选择他而不是汉诺做他们的领袖就充分证明了这一点。[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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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米尔卡与在普通公民中有着巨大影响力的富人们也有着密切联系，他的新女婿哈斯德鲁巴就是一个例子。[53]利用自己的这层关系，他不仅得以免于被起诉，还通过公投的方式获得了整个利比亚地区最高军事长官的职位。[54]在海外作战的迦太基将军们长期享有很大的权力，如今哈米尔卡似乎将在北非本土享受这一待遇。事实上，哈米尔卡·巴卡似乎已经成了在这个备受危机打击的国家所发生的势不可挡的政治变革的主要受惠者。根据波利比乌斯的记载，这一时期“迦太基民众的意见已经在影响着议会的审议意见，这对于迦太基人而言是绝大多数人诉求的胜利”。[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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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许多细节依旧模糊不清，但毋庸置疑的是，一连串的灾难——对罗马战争的失利、失去西西里岛、所掌握的雇佣军武装几乎损失殆尽以及进一步失去萨丁尼亚——已经预示着，对迦太基历史意味深远的政治变革时代将要到来。深受亚里士多德赞许的，贵族统治、寡头统治与民主统治之间的微妙平衡，在很大程度上依赖的是迦太基于公元前4世纪在海外取得的成功所带来的前进动力。[56]帝国的失利对当前的政治现状而言是一次毁灭性打击。雇佣军之乱已经增强了迦太基军官的实力：这些人在战争期间曾积极地参与最高指挥官的选举之中。这一活动如今已经演变成了被小心翼翼地拱卫着的特权，而非一种一次性的危机管理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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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在为数众多的普通公民或“s’rnm”（“少数派”之意）群体内部，有着一些野心勃勃的团体，他们显然不愿意再接受一个对他们的影响力微不足道的政治体系。[57]在这之前，少数几个被选中的男性非迦太基公民，有着一些有限的提高其社会地位并成为公民的机会（这是放之整个古代地中海世界皆准的权利，这种选举权不对本城的女性开放，无论其社会地位如何）。[58]例如，某些身价极高的奴隶有可能以合法的方式获得自由，不过他们仍在一系列正式义务方面受到自己的前主人的约束。[59]然而，没有证据表明有“少数派”被接纳为尊贵的迦太基精英阶层的一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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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这并不意味着他们毫无影响力。尤其是商人与工匠——“少数派”中最有活力的阶层——有着极为良好的组织，并且与实力强大的行会和自治团体有着从属关系，这些行会和自治团体的财力足以为迦太基的重要市政建设工程助一臂之力。[60]公民大会至少自公元前4世纪末起就是迦太基普通公民的主要政治工具，尽管它的原始权力受到严格限制。公民大会只有在得到苏菲特和元老院的明确邀请，或两名最高行政官彼此意见相左时才能讨论问题。如今，它似乎能够在更大程度上影响元老院和104人法庭的决定，这其中包括在一年一度的两名苏菲特的选举中有着更大的发言权。由于这些变革的出现，对民主主义持强烈反对态度的波利比乌斯认为战后迦太基展现出的，是一个逐渐陷入民粹主义泥潭的政权所有最坏的方面。[61]狄奥多罗斯在描写哈米尔卡·巴卡在迦太基政坛那与日俱增的影响力时进一步提道：“随着时间的推移，在利比亚战争结束后，他创建了一个由社会地位最低阶层成员组成的政党，利用这些人的财力，再加上战利品，他聚敛了一笔数额巨大的财富。他觉得他的成就为自己赢得了巨大的权力，于是便一心致力于煽动民粹，并以此来博得民众的欢心。”[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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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传说中的哈米尔卡使用的聚敛政治权力的手段，对任何一个西西里希腊历史学家（例如狄奥多罗斯使用的那些史料的作者）来说都是司空见惯的，因为它们类似于那些曾经被众多西西里独裁君主使用的手段。在叙拉古，戴奥尼索斯、阿加托克利斯和如今的希洛，无一例外是依靠三类至关重要的叙拉古选民——公民大会、雇佣军、一些富裕和有权有势的精英人士——的支持来夺取政权并维持自己的地位的。尽管阿加托克利斯和希洛都是在日后自封为王的，但他们最初都利用自己被委任为“strategos autokrator”（独一无二的指挥官）的机会，奠定了自己的政治基础，并进而控制了该国的政治进程。[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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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卡家族——哈米尔卡的家族——那日益增长的政治影响力在哈米尔卡被任命为非洲军队的指挥官后不久就得到了进一步的体现：当时，元老院授权哈米尔卡率领一支远征军前往西班牙南部。[64]伊比利亚半岛南部和东南部海岸对迦太基人而言无疑并不陌生，自从公元前4世纪起，迦太基产品与数量极为可观的坎帕尼亚及雅典陶器，就经由经常在伊比沙岛的埃布索斯做生意的迦太基商人之手，源源不断地运抵西班牙。事实上，在公元前348年与罗马签订的第二份条约中，西班牙南部就被列入迦太基的势力范围，尽管并没有证据表明迦太基人介入了该地的事务。[65]考虑到其巨大的军费开销，可以毫不意外地认为，迦太基人与之前的泰尔人一样，主要是对这一地区的白银感兴趣。[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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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比利亚地区与迦太基之间存在的更为紧密的联系，是通过招募雇佣军来实现的。在马略卡岛有一片由设有防御工事的围墙围起来的场地，考古学家认为该地是著名的巴利阿里投石兵的征兵点，他们经常被迦太基人作为精锐部队来使用。[67]哈米尔卡将目标定在西班牙的理由很简单：这里拥有数量庞大的贵金属资源、人力以及粮食。事实上，希腊地理学家斯特拉波记载过一个不太可信的传说：当巴卡家族亲眼看见图登塔尼人（Turdentani）——居住在当地最大的矿藏地的部落——使用银质的食槽和酒坛时，他们就第一次意识到这一地区蕴藏着丰富的矿物资源。[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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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时期的两部重要历史文献的作者，波利比乌斯和李维一致认为，巴卡家族远征西班牙的主要动机在于，为报复罗马近年来对迦太基的羞辱集聚必要的物力。然而，就哈米尔卡的动机而言，恢复迦太基那受到毁灭性打击的经济的需求，与对罗马人的恨意可能各占一半。这一时期迦太基铸造的严重贬值的货币，都在诉说着该国经济举步维艰、人民生活穷困潦倒的故事。沉甸甸的青铜货币成了银币的劣质替代品。一般认为，这一时期迦太基的铸币量在急剧减少。[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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