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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这并不意味着他们毫无影响力。尤其是商人与工匠——“少数派”中最有活力的阶层——有着极为良好的组织，并且与实力强大的行会和自治团体有着从属关系，这些行会和自治团体的财力足以为迦太基的重要市政建设工程助一臂之力。[60]公民大会至少自公元前4世纪末起就是迦太基普通公民的主要政治工具，尽管它的原始权力受到严格限制。公民大会只有在得到苏菲特和元老院的明确邀请，或两名最高行政官彼此意见相左时才能讨论问题。如今，它似乎能够在更大程度上影响元老院和104人法庭的决定，这其中包括在一年一度的两名苏菲特的选举中有着更大的发言权。由于这些变革的出现，对民主主义持强烈反对态度的波利比乌斯认为战后迦太基展现出的，是一个逐渐陷入民粹主义泥潭的政权所有最坏的方面。[61]狄奥多罗斯在描写哈米尔卡·巴卡在迦太基政坛那与日俱增的影响力时进一步提道：“随着时间的推移，在利比亚战争结束后，他创建了一个由社会地位最低阶层成员组成的政党，利用这些人的财力，再加上战利品，他聚敛了一笔数额巨大的财富。他觉得他的成就为自己赢得了巨大的权力，于是便一心致力于煽动民粹，并以此来博得民众的欢心。”[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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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传说中的哈米尔卡使用的聚敛政治权力的手段，对任何一个西西里希腊历史学家（例如狄奥多罗斯使用的那些史料的作者）来说都是司空见惯的，因为它们类似于那些曾经被众多西西里独裁君主使用的手段。在叙拉古，戴奥尼索斯、阿加托克利斯和如今的希洛，无一例外是依靠三类至关重要的叙拉古选民——公民大会、雇佣军、一些富裕和有权有势的精英人士——的支持来夺取政权并维持自己的地位的。尽管阿加托克利斯和希洛都是在日后自封为王的，但他们最初都利用自己被委任为“strategos autokrator”（独一无二的指挥官）的机会，奠定了自己的政治基础，并进而控制了该国的政治进程。[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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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卡家族——哈米尔卡的家族——那日益增长的政治影响力在哈米尔卡被任命为非洲军队的指挥官后不久就得到了进一步的体现：当时，元老院授权哈米尔卡率领一支远征军前往西班牙南部。[64]伊比利亚半岛南部和东南部海岸对迦太基人而言无疑并不陌生，自从公元前4世纪起，迦太基产品与数量极为可观的坎帕尼亚及雅典陶器，就经由经常在伊比沙岛的埃布索斯做生意的迦太基商人之手，源源不断地运抵西班牙。事实上，在公元前348年与罗马签订的第二份条约中，西班牙南部就被列入迦太基的势力范围，尽管并没有证据表明迦太基人介入了该地的事务。[65]考虑到其巨大的军费开销，可以毫不意外地认为，迦太基人与之前的泰尔人一样，主要是对这一地区的白银感兴趣。[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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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比利亚地区与迦太基之间存在的更为紧密的联系，是通过招募雇佣军来实现的。在马略卡岛有一片由设有防御工事的围墙围起来的场地，考古学家认为该地是著名的巴利阿里投石兵的征兵点，他们经常被迦太基人作为精锐部队来使用。[67]哈米尔卡将目标定在西班牙的理由很简单：这里拥有数量庞大的贵金属资源、人力以及粮食。事实上，希腊地理学家斯特拉波记载过一个不太可信的传说：当巴卡家族亲眼看见图登塔尼人（Turdentani）——居住在当地最大的矿藏地的部落——使用银质的食槽和酒坛时，他们就第一次意识到这一地区蕴藏着丰富的矿物资源。[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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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时期的两部重要历史文献的作者，波利比乌斯和李维一致认为，巴卡家族远征西班牙的主要动机在于，为报复罗马近年来对迦太基的羞辱集聚必要的物力。然而，就哈米尔卡的动机而言，恢复迦太基那受到毁灭性打击的经济的需求，与对罗马人的恨意可能各占一半。这一时期迦太基铸造的严重贬值的货币，都在诉说着该国经济举步维艰、人民生活穷困潦倒的故事。沉甸甸的青铜货币成了银币的劣质替代品。一般认为，这一时期迦太基的铸币量在急剧减少。[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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迦太基还有数额巨大的战争赔款要偿清。西班牙远征的一个动机就是使该城避免陷入经济困境之中，但偿还它对罗马的惩罚性债务永远只是哈米尔卡的西班牙远征行动的动机之一。想要在抵抗罗马的战争中获得成功，巨大的人力与物力资源储备必不可少，这可能是从第一次布匿战争中汲取的最为重要的教训。由于储备着极为丰富的矿产与为数众多的可用之兵，西班牙南部地区所能提供的资源，可能比萨丁尼亚和西西里的迦太基领地这两个前哨加起来还要多得多。[70]不过，这并不意味着与罗马进行一场新的战争已成为哈米尔卡优先考虑的事。即便如此，在巴卡派中，一个坚定的决心已然形成：再也不会让迦太基像近年来那样，受到罗马的羞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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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Polybius，The Histories，ed. & tr. W. Paton. 6 vols. Cambridge，Mass.，1922-7，1.62.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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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Polybius，The Histories，ed. & tr. W. Paton. 6 vols. Cambridge，Mass.，1922-7，1.66.1；Diodorus Siculus，The Library of History，ed. & tr. C. Oldfather et al. 12 vols. Cambridge，Mass.，1960-67，24.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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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Polybius，The Histories，ed. & tr. W. Paton. 6 vols. Cambridge，Mass.，1922-7，3.9.6-7；Livy，History of Rome [inc. Epitome]，ed. & tr. B. Foster et al. 14 vols. Cambridge，Mass.，1961-7，2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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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Polybius，The Histories，ed. & tr. W. Paton. 6 vols. Cambridge，Mass.，1922-7，1.66.12；Appian，Roman History ［inc. Civil Wars］，ed. & tr. H. White. 4 vols. Cambridge，Mass.，1912-13，5.2.2-3.我估计霍约斯的观点（2007，27-31）与洛雷托（Loreto）的观点正相反（1995，48-49，64-67），后者在没有任何历史根据的情况下就认为这笔欠款不到2个月就能偿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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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Polybius，The Histories，ed. & tr. W. Paton. 6 vols. Cambridge，Mass.，1922-7，1.66.1-1.67.12.对在西卡发生的事件的详细记录可见Hoyos，B. D. 2007 Truceless War：Carthage’s Fight for Survival，241-237 BC. Leiden，40-50。霍约斯（2007，46-47）认为（与Loreto，L. 1995 La grande insurrezione libica contro Cartagine del 241-237 A.C. Una storia politica e militare. Paris，57-61的观点正相反），汉诺并未提议再度雇用这支军队以在北非进行一场新的战役，这无疑是正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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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Polybius，The Histories，ed. & tr. W. Paton. 6 vols. Cambridge，Mass.，1922-7，1.6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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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Polybius，The Histories，ed. & tr. W. Paton. 6 vols. Cambridge，Mass.，1922-7，1.67.8-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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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霍约斯（2007，53-60）认为雇佣军提出的众多要求是完全合理的，即使这些要求有些夸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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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Polybius，The Histories，ed. & tr. W. Paton. 6 vols. Cambridge，Mass.，1922-7，1.68.1-1.69.3.霍约斯（2007，26）批驳了阿庇安（5.2.3）记载的对罗马人所移交的3000名利比亚逃兵为迦太基人所屠杀之事，此举很可能是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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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Acquaro，E. 1989 ‘Les émissions du “soulèvement libyen”：types，ethnies et rôles politiques’，in Devijver & Lipiński（eds.）1989，137-1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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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Polybius，The Histories，ed. & tr. W. Paton. 6 vols. Cambridge，Mass.，1922-7，1.69.4-1.7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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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Polybius，The Histories，ed. & tr. W. Paton. 6 vols. Cambridge，Mass.，1922-7，1.70.8-9，1.72.1-5。霍约斯（2007，93-94）认为叛军在战争最激烈时期的数量可能确实有这么多。对先前利比亚人所发动的叛乱，以及与迦太基的敌人结盟事件的统计见Hoyos，B. D. 2007 Truceless War：Carthage’s Fight for Survival，241-237 BC. Leiden，xiii，n.2。洛雷托（1995，87-113）也将大批利比亚人参加叛乱视为这场战争的关键事件，与此同时雇佣军在叛乱中起到的作用有所下降。曼弗雷迪（2003，378-404）认为迦太基人在公元前3世纪中期发动了意在将利比亚内陆地区迦太基化的战争。然而，通过一系列手段——包括服兵役——进行的文化同化进程所持续的时间或许要长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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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Hoyos，B. D. 2007 Truceless War：Carthage’s Fight for Survival，241-237 BC. Leiden，84-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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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Polybius，The Histories，ed. & tr. W. Paton. 6 vols. Cambridge，Mass.，1922-7，1.67.7；这批雇佣军的民族构成及其服役情况见Hoyos，B. D. 2007 Truceless War：Carthage’s Fight for Survival，241-237 BC. Leiden，6-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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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Carradice，I. A.，& La Niece，S. 1988 ‘The Libyan War and Coinage：A New Hoard and the Evidence of Metal Analysis’，Numismatic Chronicle，148：33-52；Acquaro，E. 1989 ‘Les émissions du “soulèvement libyen”：types，ethnies et rôles politiques’，in Devijver & Lipiński（eds.）1989，137-44.对同样在钱币上发现的首字母M、A和 Z的各种解释见Hoyos，B. D. 2007 Truceless War：Carthage’s Fight for Survival，241-237 BC. Leiden，141-142。看似最为合理，但一点也不可信的说法是：它们代表着叛军领袖马霍斯、阿塔里图斯（Autaritus）和扎尔扎斯（Zarzas）名字的头一个字母。曼格纳诺（Manganaro，G. 1991 ‘Per la cronologia delle emissioni a leggenda Libuvwn’，in Hackens & Moucharte（eds.）1992，93-99）以可追溯到公元前214～前211年的西西里钱币为依据提出的，这批钱币是在很久之后铸造的观点显然是错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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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并没有实实在在的证据来支持洛雷托（1995，112）提出的，马霍斯的野心是在利比亚建立一个帝国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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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Carradice，I. A.，& La Niece，S. 1988 ‘The Libyan War and Coinage：A New Hoard and the Evidence of Metal Analysis’，Numismatic Chronicle，51.众神之王宙斯与（戴着一顶科林斯头盔的）雅典娜都是叙拉古钱币上的常见图案。有角的公牛是坎帕尼亚众城铸造的钱币上最为常见的图案。狮子是西西里迦太基城市铸造的钱币上的流行图案。曼弗雷迪（1999，74）将这些货币视为区分叛军内部不同民族的工具，这表明叛军们已经具有了自治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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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Carradice，I. A.，& La Niece，S. 1988 ‘The Libyan War and Coinage：A New Hoard and the Evidence of Metal Analysis’，Numismatic Chronicle，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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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并无证据支持洛雷托（1995，87-113）提出的，他们实质上是一支利比亚叛军，其他雇佣军均为利比亚人所雇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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