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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汉尼拔在战役中对战象的运用可谓名垂青史，然而，首次将它们引入地中海战争的是在印度作战时遭遇这一兵种的亚历山大大帝。这些令人生畏的巨兽的出场给亚历山大的后继者留下的印象似乎深刻到了此种程度：越来越多的大象被应用于精心策划、部署的战斗之中。叙利亚的塞琉古一世（Seleucus Ⅰ）于公元前301年的依普苏斯战役（Battle of Ipsus）中动用了480头大象——它们是他的新盟友、印度国王旃陀罗笈多（Chandragupta）送给他的礼物。吼叫连连的大象那3吨重的“令人震惊、畏惧”的身躯，以及展开时宛如一片黑色遮蓬的硕大耳朵，使得它们对大部分希腊军队而言都是“不可或缺的”。一尊来自小亚细亚的赤土陶器——它可能是塞琉古国王安条克于公元前275年，在对阵加拉太（Galatian）的高卢人时取得的著名胜仗的纪念品——展现了这样一幅画面：一头背上载有驭手和象轿的战象正用它的身躯死死压住一名可怜的蛮族战士，并在将那个人踩在脚底下的同时，用它的巨大獠牙将其刺穿。然而，也有其他证据使人对这些杀人机器的威力产生怀疑，例如，罗马人从未认为它们有投入战场的价值。非洲象在作战时被认为是尤为不可靠的。它们一旦受到惊吓或创伤，往往会掉转方向重创己方人员。为了避免这种情况发生，驭象者们会携一支金属长矛，当大象失控乱冲乱撞时，他们就会用木槌将长矛插入大象那柔软的后颈里。[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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迦太基人第一次见到战象是在西西里与皮洛士交战时。后来他们将战象加入自己的兵种编制之中，并利用这支部队在第一次布匿战争，以及日后在北非和西班牙的战役中取得了一些战果。对于巴卡家族而言，大象似乎成了他们在伊比利亚半岛的势力的象征：它的形象出现在许多于哈斯德鲁巴和汉尼拔统治时期铸造的高面值货币上。将战象投入战场的选择，恰好在巴卡家族的军事野心，以及长期使用这些巨兽作为其象征的伟大的希腊传统之间架起了一座桥梁。不过，巴卡家族的大象与诸希腊王国的大象有一点重要的不同之处：前者所使用的并非体型较大的亚洲象或非洲草原象，而是现已灭绝的小型森林种，它们生活在摩洛哥的阿特拉斯丘陵地带或里夫山谷。它们那较小的体型（森林象据估计从脚掌至肩部的高度约为2.5米，而亚洲象及非洲草原象的高度通常超过3米）意味着它们有着多种用途。关于汉尼拔究竟是如何在战役中使用战象部队的，除了威吓敌人这一用途外，学术界存在着较大争议。近年来的研究表明，与之前的传统观点相反的是，汉尼拔的小型森林象部队或许和它们那体型较大的亚洲亲戚一样，被用于负载坐在象轿上的弓箭手。[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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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名军事指挥官，汉尼拔最大的长处是能将起初可能是自己的主要劣势——部队缺乏统一性——转化为优势。他并没有尝试着规划部队的作战标准，而是利用他们的多样性制定了一个多元化的军事方案。[11]事实上，兼收并蓄一直是汉尼拔军队的特色。当迦太基将军频频使用新奇且时常迅速变化的阵形搞得对手不知所措时，传统的战术被丢到了一边。尽管似乎自第一次布匿战争起，迦太基军队就运用了方阵——长期以来一直为希腊世界所钟爱的长方形密集步兵编队——但汉尼拔做了一些重要的调整。长矛和长枪这种需经过多年专门训练方能有效发挥威力的兵器，被能够很快为汉尼拔那支成分复杂的军队掌握的突刺型重剑取代。此外，尽管重装步兵方阵无疑是战场上的一柄利器，但其同样存在笨重、迟缓之类的缺点，因而汉尼拔为其设计了多种不同的战术模式，其中包括将最精锐部队部署于两翼的空心方阵——这一方阵用于包围敌军时效果尤佳。[12]发觉己方军队的短处后，汉尼拔机智地运用自己的将才，将其化作自己的长处。事实上，第二次布匿战争是参战将领的战术意识、能力所起到的作用，首次压倒了诸如兵力和兵器等其他更传统的军事要素的战争之一。[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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迦太基必须毁灭：古文明的兴衰 宣传机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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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将迦太基军队与罗马军队做比较的时候，波利比乌斯迫不及待地指出了他所认为的两支军队之间的重要差异：“迦太基人完全不重视他们的步兵，尽管对他们的骑兵关注会稍微多一点。因为他们所使用的是一支外国雇佣军。相反，那些罗马士兵都是本国人和公民。”[14]我们已经知道了波利比乌斯是如何区分罗马军队和迦太基军队的——前者大多由本国公民兵组成，后者自然是较为虚弱的雇佣军，及其著作中关于迦太基军队的描述有多么不符合事实。他对罗马军队的好评，经仔细推敲也是站不住脚的。尽管波利比乌斯对罗马军队成分的描述对于他所处的时代而言很可能是真实的，但就公元前218年的形势而言，他的描述并不可靠。[15]这支军队的核心部分无疑是罗马公民兵，但每个军团均有半数左右的有生力量是由各个盟国提供的，盟国军队承担了比公民军更多的军事义务。[16]这些盟军大致可以分为两大类：拉丁部队和意大利部队。前者是一支常备军，且与罗马人有着密切联系，因为他们中的很多人都是为了趁机给自己谋求一个更好的未来，而放弃了罗马公民身份的罗马移民的后裔。事实上，这些拉丁王国与罗马在很多方面都是彼此共通的，包括语言、宗教和政治制度，而且它们的人民享有罗马法所规定的一定的权利。[17]然而，意大利人的情况就不一样了，他们中的很多人在最近被迫成为罗马的“盟军”，因此无法肯定他们会忠于罗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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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南高卢凯尔特部落的支持因此变得格外关键，尤其是在迦太基军队经过其领地的时候。[18]这些人并不为罗马所直接统治，波利比乌斯记载道：当罗马人向迦太基宣战后，他们的使团试图赢得凯尔特部落的支持，后者以不断打岔和嘲讽的笑声作为回应，几乎无人响应罗马人的号召。高卢人不愿支援罗马的原因之一是“他们听说他们的族人被逐出意大利，被迫向罗马纳贡，并遭到了一切其他形式的侮辱”。[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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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个潜在盟友是罗马东边的邻居马其顿。年轻的马其顿国王腓力五世于公元前221年登上王位。他很快就证明自己拥有成功统治这座永无宁日、暴力肆虐的岛屿的一切必备能力。作为一名冷酷的政治家和精明的军事战术家，腓力很快就卷入了针对希腊中部一个强大的政治联盟埃托利亚人（Aetolian）的战争中。一连串的军事胜利很快接踵而至，为他在希腊带来了高度的赞誉，其中包括一个谄媚性的头衔，“希腊骄子”（darling of Hellas）。然而，腓力的计划包括获得一个通往亚得里亚海的永久出海口。这个非同一般的野心令其陷入了与罗马的直接冲突之中，也引起了汉尼拔的注意。在汉尼拔正围攻萨贡托的时候，罗马第一次介入这一隶属马其顿传统势力范围的地区。罗马人之前曾试图通过扶持一位当地军阀——法莱卢的德米特里厄斯（Demetrius of Phalerum）——的做法来维持它对伊利里亚（今斯洛文尼亚和克罗地亚）关键地区的影响力。然而，到公元前219年时，罗马人最终与这位昔日的盟友闹翻，后者自封为达尔马提亚海岸的海盗之王，并开始威胁意大利船只的安全。罗马朝伊利里亚派去一支舰队，德米特里厄斯逃走了，跑去其另一位保护者——马其顿的腓力处避难。[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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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当汉尼拔的伟大远征开始的时候，罗马的几个重要盟友似乎变得不再可靠了。然而，汉尼拔同样需要保证迦太基世界对他的支持，后者尚未下定决心支持汉尼拔的冒险计划。要让西西里和萨丁尼亚的迦太基族群起而反抗他们的新主人罗马——尤其是考虑到一旦失败，必然付出高昂的代价——就得给予他们信心。在迦太基也是如此，元老院的继续支持是以军事上的胜利为重要先决条件的，因而汉尼拔所需要的不仅是来自北非的军队和金钱，还有北非当局的授权。他要吸引其他方面的支持，就必须被视为迦太基王国的代表，而不仅仅是又一个无根基的冒险家。事实上，由于迦太基元老院驻汉尼拔军代表的存在，元老院在军事行动中的影响力越来越大。他们的官员——在希腊文文献中被称为“synedroi”（议会成员）——随驻西班牙和意大利的迦太基军队一起行动，而汉尼拔与腓力于公元前215年最终达成的协议，也是由他们与汉尼拔一起同马其顿人签署的。[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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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面对着来自海内外的源源不断的求助时，汉尼拔无法再单单依靠新战术来将迦太基的军事行动继续下去。“宣传”（propaganda）一词——这一行为显然侧重于对经严密控制的信息的生产与散播上——在通常情况下似乎不适用于古代世界：为了使这一技术手段能够得到有效应用，需建立一个可用的传输及通信体系，而那个年代并无相关体系，也远不具备建立这一体系的条件。[22]不过，即便有着这些限制因素的存在，日后那些回顾这段历史的记载却在描写这位将军的篇章中体现出明显的一致性，这些记载均是以在第二次布匿战争时期流传的故事为基础的。[23]在这一时期，这些出自个人之手，以汉尼拔为主题的自主创作故事的作者大体上对他的事业是持支持态度的，或者至少将他视为抵御日益强大的罗马政权的一道堪用或必要的壁垒。尽管并没有中央“信息部”来直接监督这类艺术创作，但我们所看到的汉尼拔的支持者在对汉尼拔及罗马战争的描写中体现出来的一致性表明，迦太基人在有计划地参与汉尼拔的形象塑造及舆论宣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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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古代战争而言，亚历山大大帝堪称这一领域的首创者，当他穿越东方土地时，随行的不仅有训练有素的军队，还有一群御用的顾问、作家和文人。尽管他们对亚历山大大帝的战役的相关记载是在大帝死后写就的，但很多故事均与亚历山大有关，特别是关于他的英雄祖先赫拉克勒斯和阿喀琉斯赐予他神眷的传说，作为一种鼓舞亚历山大的朋友和潜在盟友，以及打击他的敌人之士气的手段，在对他的敌意仍在继续的时候就开始流传。[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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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汉尼拔而言，他的远征要想取得成功，大希腊地区的希腊诸城市的支持尤为重要。通向意大利的进军之路是漫长而艰辛的，且无疑会遭到罗马人的激烈抵抗，这意味着来自半岛的援军、物资供应，以及在当地建立基地变得极为必要。因此，他的身边聚集了一小群心腹，其中包括自己昔日的老师，斯巴达的索西卢斯（Sosylus of Sparta），以及希腊裔西西里人，加勒阿克特的塞利努斯（Silenus of Caleacte）。这两人均属于“只要上天允许，便可与汉尼拔一起生活到天长地久”的人。[25]尽管波利比乌斯是个一贯对汉尼拔抱有蔑视之情的历史学家，但他对塞利努斯仍怀有敬意，后者的著作可能是他记叙汉尼拔在西班牙的作战行动的资料来源。[26]一些罗马作家无疑是赞赏塞利努斯的，他们尽情地利用他的著作。事实上，著名的罗马作家和政治家马尔库斯·图利乌斯·西塞罗（Marcus Tullius Cicero）在感动之余，对塞利努斯有着如下评论：“在汉尼拔的生平和成就方面，他是完全值得信赖的权威。”[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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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虑到迦太基和希腊世界之间，特别是与西西里地区长期存在着的紧密联系，希腊人与汉尼拔的亲密关系也就不足为奇了。自公元前4世纪末起就有大批希腊雇佣兵在迦太基军队中服役，这里面有着密切的文化联系。迦太基精英阶层的成员长期以来一直用希腊文学作品作为他们的教材，[28]哈米尔卡曾努力确保汉尼拔能得到希腊家庭教师的精心教导，使其达到了能用希腊语写出多本著作的水平。[29]汉尼拔的希腊学知识被日后的历史学家认为是他最出色的才能之一。按照卡西乌斯·狄奥的说法，“他（汉尼拔）得以成就一番事业……除了他那与生俱来的本事外，亦得益于他牢牢掌握了许多在他的祖国很流行的学问，以及大量希腊的知识”。[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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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西卢斯几乎没有著作留存下来，除了一篇未经确认的关于马西里安人和他们的罗马盟友大败迦太基舰队的记载。[31]然而，就连这部简短的残篇中也体现出反罗马的倾向，索西卢斯将这场胜利主要归功于马西里安人。此外，为了证明这场胜仗是马西里安人的战术所致，索西卢斯也希望将人们的注意力从一切对迦太基人战术的批评上移开。[32]波利比乌斯因此对索西卢斯嗤之以鼻，他认为后者的著作只不过是“理发店里司空见惯的流言蜚语”罢了。索西卢斯与同为历史学家的查里利阿斯（Chaereas）记载道，在萨贡托陷落后，罗马元老院内争论没完没了，可能因此耽误了作战行动。他们甚至允许他们乳臭未干的儿子参与到会议中，只要他们发誓不泄露会议内容就行。[33]对这一事件的记录再次显露了索西卢斯支持汉尼拔的倾向，因为它的用意明显在于表明，一些罗马元老在萨贡托问题上是否持公正立场是极为可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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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塞利努斯，我们了解的要更多，此人在年代可追溯到从蒂迈欧至公元前4世纪的叙拉古史学家那漫长的西西里希腊文学传统中，扮演着一个极其重要的角色。除了关于汉尼拔的著作外，塞利努斯还著有四卷关于其家乡岛屿的研究著作，这部著作的正文似乎从头到尾都点缀有该岛地理学及百科全书式的珍贵信息。[34]在记录汉尼拔进军意大利的壮举和随后的战争内容中，塞利努斯似乎同时使用了这么一种风格：将一些叙述性的小片断穿插到相关历史事件的篇幅之中。同蒂迈欧的历史著作一样，赫拉克勒斯的英雄形象在塞利努斯的著作中亦有着突出的地位，这一事实很可能反映了该天神/英雄对汉尼拔形象的重要意义。在这一点上，汉尼拔效仿的是莫洛西亚国王皮洛士，此人在意大利和西西里作战时的决策在某种程度上被证明是汉尼拔的样板。皮洛士与汉尼拔一样，写有数本著作，他的随从们也在进军途中对他的作战行动加以记录。[35]同之前的亚历山大大帝和后世的汉尼拔一样，皮洛士同时对传奇故事、演讲、历史剧的演出以及肖像艺术进行了合理利用，从而成功地将自己宣扬成带领地中海西部的希腊人抵御罗马入侵的救星。[36]在意识形态的规划环节中，阿喀琉斯的形象被证明占有重要地位，因为这样就能将此次冲突重塑为一场新的特洛伊战争。然而，在西西里时，皮洛士认为自己是与赫拉克勒斯——几个英雄人物中的一个——一样的人，以此来动员西西里的希腊人与迦太基人作战。[37]因此，汉尼拔这种将赫拉克勒斯形象据为己有的做法可以说是由来已久，但站在迦太基人的角度看，这一形象又截然不同了：它可能变得更为强大，因为汉尼拔既可倚仗赫拉克勒斯在希腊传统文化中的救世主形象，也可将这位天神在地中海中部另类传统文化中的融合形象以及与麦勒卡特之间的联系借为己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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迦太基必须毁灭：古文明的兴衰 旧世界的新赫拉克勒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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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在塞利努斯笔下，赫拉克勒斯-麦勒卡特扮演着在进军意大利的途中陪伴、指引汉尼拔及其军队的角色，而那位天神/英雄也曾带着戈吕翁的牛群去过意大利。[38]塞利努斯与蒂迈欧的著作之间存在着的相似之处并未被波利比乌斯放过，他批评前者居然真的认为是某个天神/英雄帮了汉尼拔，批评后者将梦境中的场景以及其他迷信而荒诞不经的东西写入著作之中。[39]然而，塞利努斯的著作在许多方面明确反对蒂迈欧的立场。赫拉克勒斯在塞利努斯的叙述中，与他在汉尼拔的货币上的形象一样，并不是以希腊殖民冒险家的面目出现，而是以同样古老的西西里传统的产物——赫拉克勒斯-麦勒卡特的混合形象的形式出现。著作将重点放在汉尼拔与这位天神的密切关系上，这种做法的用意很明显，即将这位迦太基领袖刻画为古老的地中海西部地区的救世主，该地区的希腊人、迦太基人和土著居民之间的文化交流已有漫长的历史。这段历史如今遭到一个危险的入侵者——罗马的严重威胁。塞利努斯就这样彻底改变了蒂迈欧的旧论点，该论点将赫拉克勒斯横跨地中海西部的流浪之旅，当作宣扬希腊-罗马文化与鼓吹建立一个与迦太基人为敌的民族联盟的工具。汉尼拔被形容为在罗马人“尚未”登上这一地区的舞台时的地中海中部世界的捍卫者，如今在这个世界，各地的人们对他的逝去越发觉得惋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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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地中海西部的知识分子群体中，蒂迈欧的观点从未成为真正的权威。一个颇具影响力的质疑观点来自另一位希腊裔西西里人，阿克拉伽斯的腓里努斯，此人在自己所著的第一次布匿战争史中处于支持迦太基的立场。毋庸置疑，腓里努斯得到了同行们的极大尊重，他的著作为包括波利比乌斯在内的一些后世学者所引用。[40]腓里努斯的主要观点之一——它出现在日后几位希腊作者的著作之中——为：是罗马人的利欲与贪欲，而非什么保护受压迫者的高尚情操，促使他们援助马迈尔提尼斯人，并导致了日后对迦太基战争的爆发。事实上，这可能是希腊裔西西里人普遍持有的看法，他们在某种程度上以犬儒主义的视角来看待迦太基人与罗马人的想法。狄奥多罗斯记载道，叙拉古王希洛对罗马人出手支援马迈尔提尼斯人一事的评论是：“很明显，他们（罗马人）每个人都将对那些深陷绝境的人的怜悯，作为他们利用这一机会的借口。”[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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腓里努斯历史著作中一个可以确认的主题，将侧重点放在第一次布匿战争中为迦太基一方而战的希腊人身上，这可能被视为对蒂迈欧所宣扬的民族对立观的一种含蓄的拒绝。[42]许多地中海西部的希腊人如今或许会带着某种怀旧之情，去回顾他们与迦太基人争夺地中海中部霸权的岁月。此时，大希腊地区的各个城市已为罗马牢牢统治了超过一个半世纪。此外，在迦太基与罗马的第一次战争结束后的数十年内，西西里的希腊地区显然并未出现任何复兴迹象。希洛的叙拉古固然发展得繁荣而强大，然而，尽管它在名义上是一个独立的君主政体，实际上却仅仅是罗马的一个附庸国罢了。在罗马人相对宽松的管理之下，西西里诸城邦得以在该岛西部自行其是。在这一情形持续了多年以后，公元前227年，罗马人实行了强化统治的手段：他们委任两名元老院的资深成员为新任专员，他们在西西里岛和萨丁尼亚岛享有特别的权威。[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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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利比乌斯尖锐地指责罗马吞并迦太基领土萨丁尼亚的行径（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他将这次行动形容为“毫无正义可言”，罗马人对此根本找不到任何“合理的借口与理由”），这表明罗马人的做法是得不到某些希腊人的认可的，他们无疑将这一事件视为罗马意欲将整个地中海中部地区置于它的直接统治之下的迹象。[44]甚至连叙拉古（他们本应是罗马人的可靠盟友）也不例外，希洛的后继者希罗尼穆斯（Hieronymous）在日后与迦太基结盟，此举说明西西里的希腊人已不再对罗马抱有任何希望。[45]因此，塞利努斯将赫拉克勒斯-麦勒卡特说成汉尼拔的神之战友，其用意在于向地中海西部的希腊人传递这么一个信息：这位迦太基指挥官是将他们日益减少的自由归还的最后机会。[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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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尼拔在西西里的影响力在以他为主题的宣传运动中亦有体现，这些活动带有一股浓浓的欧赫墨罗斯主义的味道。公元前4世纪末，传统哲学的欧赫墨罗斯学说——它主张神祇其实是被神化的人类，神话故事则脱胎于口耳相传的真实人物与事件——在西西里逐渐成形。而赫拉克勒斯这个人物在该过程中起到了重要作用，不仅是因为他具有打破人类与神灵之间的界限的能力，更因为他与麦勒卡特及其他西西里天神之间有着长期的联系，从而得以以一位多元化的人物的身份，将自己在该岛上的形形色色的拥护者联结在一起。[47]事实上，着重强调世俗世界与天国世界之间的可渗透性的欧赫墨罗斯主义，对迦太基人与希腊人而言无疑是有吸引力的，尤其是与麦勒卡特有关的宗教仪式的部分。欧赫墨罗斯主义盛行于希腊世界，亚历山大及其继业者均曾积极致力于模糊化世俗世界与天国世界之间的界限，以证明他们的统治代表着神的意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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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一来，汉尼拔那自西班牙向意大利进军的行动，与可能属于欧赫墨罗斯主义的，赫拉克勒斯与戈吕翁牛群历程的传说就有了关联。这种以神化，即历史论观点来处理这位英雄的第十项功绩及重返希腊之旅的方式，出现在后世的两篇希腊文文献之中，它们中的一篇——可能两篇都一样——与早期的西西里希腊传统有关。[48]篇幅较长的一份文献出现于公元前1世纪末在罗马工作的希腊修辞学教师，哈利卡纳苏斯的狄俄尼索斯的著作中。在这份文献中，赫拉克勒斯的身份从希腊超级英雄变成了“他所在时代最伟大的指挥官”。[49]狄俄尼索斯于此处表明，赫拉克勒斯的主要目标是征服该半岛。然而，随着文章的展开，赫拉克勒斯的真实目标浮现了出来：他要将半岛的居民从专制统治的压迫下解救出来。[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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