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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 Feeney，D. 1991 The Gods in Epic：Poets and Critics of the Classical Tradition. Oxford，109-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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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 恩尼乌斯的说法得到了塞维鲁斯Aen. 1.281（Feeney，D. 1991 The Gods in Epic：Poets and Critics of the Classical Tradition. Oxford，126-127）的证实，但在奈维乌斯的著作中，这只是一个猜想（Feeney，D. 1991 The Gods in Epic：Poets and Critics of the Classical Tradition. Oxford，116-117）。毫无疑问，罗马于公元前3世纪末及前2世纪初，越来越多地卷入希腊和东部希腊化地区的政治及军事事务之中的做法，对这些作品产生了影响：罗马元老院的精英们不仅试图讲解他们所享有的非凡成就，还打算阐明他们与广阔的希腊世界之间的关系（Gruen，E. 1990 Studies in Greek Culture and Roman Policy. Leiden，121-123；Goldberg，S. 1995 Epic in Republican Rome. Oxford，56-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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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4] Feeney，D. 1991 The Gods in Epic：Poets and Critics of the Classical Tradition. Oxford，109-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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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5] Goldberg，S. 1995 Epic in Republican Rome. Oxford，162，n.5.菲尼（1991，110 n.58）持有另一种看法，他认为奈维乌斯是在第二次布匿战争结束之后撰写这部史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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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6] Jocelyn，H. 1972 ‘The Poems of Quintus Ennius’，Aufstieg und Niedergang der römischen Welt《罗马世界的兴衰》，997-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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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7] Jocelyn，H. 1972 ‘The Poems of Quintus Ennius’，Aufstieg und Niedergang der römischen Welt《罗马世界的兴衰》，1006。恩尼乌斯出于对奈维乌斯的尊重，极少书写关于第一次布匿战争的内容，尽管如此，他似乎对奈维乌斯的文学才华嗤之以鼻（Jocelyn，H. 1972 ‘The Poems of Quintus Ennius’，Aufstieg und Niedergang der römischen Welt《罗马世界的兴衰》，1013-1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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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8] Aulus Gellius，Attic Nights，ed. & tr. J. Rolfe. 3 vols. Cambridge，Mass.，1961-8，6.12.7（Warmington，E. 1935 Remains of Old Latin. London，270：98-99）；Paulus 439.7（Warmington，E. 1935 Remains of Old Latin. London，282：104-105）；Festus Rufus Avienus，Ora Maritima or Description of the Seacoast，ed. & tr. J. Murphy. Chicago，1999，324.15（Warmington，E. 1935 Remains of Old Latin. London，237：84-85）。后世的作家将恩尼乌斯视为一个狂热的亲罗马派，这一点在后者以轻描淡写的态度对待罗马人所造成的巨大灾难时体现得格外明显（Cicero，M. Tulli Ciceronis de imperio Cn. Pompei ad Quirites oratio ［etc.］ ［On the Command of Gnaeus Pompey］，ed. C. Macdonald. London，1966，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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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9] Servius，Commentary on Book Four of Virgil’s Aeneid，ed. & tr. C. McDonough，R. Prior & M. Stansbury，Wauconda，Ill.，2004，1.20.奈维乌斯的预言见1991，111-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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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 Macrobius，The Saturnalia，ed. & tr. P. Davies. New York，1969，3.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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迦太基必须毁灭：古文明的兴衰 第15章 迦太基的忠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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迦太基的幽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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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猛烈的大火肆虐于毕尔萨山之上时，西庇阿命令他的部队摧毁迦太基的城墙和防御墙垒。按照战场上的惯例，这位罗马将军还准许士兵们洗劫这座城市，战利品被分给那些在战役期间表现格外英勇的军团士兵。西庇阿亲手将黄金、白银和祭品全部分发出去，而其他战利品要么被运往罗马，要么被拍卖以筹集资金。剩下的兵器、攻城器械和战舰作为献给天神玛尔斯和密涅瓦的祭品而被烧毁，而那些不幸的居民则被送往奴隶市场——少数贵族例外（包括哈斯德鲁巴），他们作为西庇阿凯旋仪式的一部分，在罗马城游街之后，被允许在意大利的多个城市过着舒适的软禁生活。[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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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上面这些为数不多的军事长官，另外还有一些围城期间不在城内的人也逃脱了如他们的公民同胞那样的集体厄运。其中一人名叫哈斯德鲁巴，他是著名的哲学家，此前就已迁居雅典以进行学术深造。来到希腊后，他机智地将自己的名字改为克莱托马库斯（Clitomachus），公元前129年，他最终一跃成为举世闻名的雅典学派的领导人。在漫长而卓越的学术生涯中，克莱托马库斯所撰写的论文达到惊人的400篇，这为他赢得了一些罗马名人的赞誉。除了创作哲学著作，据说他在迦太基城被摧毁之后，将他的一份作品以演说的形式展现给他的迦太基同胞。在演说中，他认为在这个悲惨的时刻，哲学将是极为有力的疗伤工具（当他的公民同胞们遭到强盗般的罗马士兵的屠杀或不幸沦为奴隶时，他们无疑会很欣赏这一观点）。[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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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座城市遭到罗马军团的第一次蹂躏之后，罗马元老院从罗马派来一个10人委员会，为的是监督实施一系列意在令迦太基永远荒废的措施。为此西庇阿受命将这座城市的剩余部分夷为平地，一个郑重的诅咒被施加到未来每一个打算移居毕尔萨或墨伽拉地区的人的身上。此外，那些仍忠于迦太基的城市将为它们的忠诚付出代价，被彻底摧毁，而与罗马结盟的当地城市则被赏以迦太基领土。那些依旧保持中立的城市将被置于每年由罗马派来的，元老出身的高级官员的控制之下。[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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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最终胜利的消息传到罗马的时候，快乐与解脱的情绪在这座城市的街道上疯狂地喷涌而出。根据阿庇安的说法，这个消息无可厚非地引发了欢乐的浪潮，因为“再没有一场战争能像布匿战争那样，用令人窒息的恐怖之手敲叩他们的城门。在这场战争中，由于敌人的毅力、能力、勇气和奸诈，他们曾一度陷入险境”。[4]尽管绝大多数幸存的关于布匿战争的记载都运用了一种极度夸张的表现手法，但在此种情况下，这些张扬的文字或许与罗马公众的普遍反应是高度一致的。见证了罗马的神之委任权遭到蚕食、敌军出现在这座城市的大门口的一系列战争就此终结，其带来的无疑是如释重负的感觉。[5]至少在战争期间，如雨后春笋般涌现的罗马宗教及文艺活动就证明了，战场上的胜负与罗马人对这个世界及其自我的认知有着何等紧密的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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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罗马那命中注定的霸权被认为是通过第二次布匿战争而得以确立的，但这场战争在很大程度上也标志着罗马开始进入了一个漫长的衰退期。在波利比乌斯——他的观点为许多身为元老的罗马精英（以及希腊世界的广大知识分子群体）认同——看来，最终的没落是所有强权不可避免的命运。[6]因此，尽管完善的罗马体制能够暂时阻止它走向下坡路，但迦太基的今天同样是罗马的明天。然而，按照波利比乌斯的政治观点，未来罗马没落的原因不在于取代其地位的政权的崛起，而在于毁灭性内战的爆发，以及不合理制度的出现。因而，迦太基的没落、失败与最终毁灭的命运，被认为是巴卡家族的煽动与民主政治在该城的影响力日增的结果。就连汉尼拔，这位波利比乌斯极为钦佩的军事指挥官，也被视为受到了象征着这座城市最后几年里的不理性与冲动的致命毒害。[7]就这样，随着迦太基被毁灭，罗马人证实了一个预示着他们自己终将灭亡的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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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前2世纪末至公元前1世纪数十年间，当罗马共和国陷入政治危机与血腥的内战之中时，预言罗马将没落的政治观点无疑越发显得有先见之明。被毁灭的迦太基不仅成了罗马的混乱未来的不祥模板，还在罗马元老阶层内部所爆发的激烈冲突的生成阶段扮演了一个耀眼的角色。事实上，罗马元老院的精英因迦太基而起的内部纷争，即使是在这座城市尚未陷落时就已经公开化了。罗马指挥官霍斯提里乌斯·曼西努斯因他的功绩得不到承认而感到愤怒，与之相反的是赞誉和荣耀雨点般地落到西庇阿·埃米利阿努斯的头上。曼西努斯托人精心绘制了一幅关于迦太基与自己指挥的对迦太基战役的画作，而后他把这幅画立在了屠牛广场上。曼西努斯甚至站在这幅画旁边，向观者解说着自己的英雄壮举对攻陷这座城市有多么大的帮助。[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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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个人荣耀并非第三次布匿战争时期唯一被争夺的奖品，已成为罗马领土的辽阔而肥沃的北非地区也成了冲突爆发的主要诱因。土地的重新分配——特别是针对那些在辉煌胜利中立下汗马功劳，日后结局却往往是沦为日益壮大的，被剥夺了公民权的贫民队伍中一员的老兵——成了元老院内部日益激烈的争执的关键所在。公元前123年，改良派元老盖乌斯·森普罗尼乌斯·格拉古（Gaius Sempronius Gracchus）及其支持者成功地推进了一项举措，其不但允许人们移民至某些前迦太基领土，还批准在旧迦太基城的遗址上建立一个名叫朱诺尼亚（Junonia）的新殖民地。这一举动遭到了以西庇阿·埃米利阿努斯为首的保守派的强烈反对，但据说格拉古援引了西庇阿·纳斯西亚昔日的论点——迦太基的灭亡将导致蛊惑人心的政客和意欲成为独裁者的人在罗马出现（这显然是在影射西庇阿·埃米利阿努斯），从而在辩论中胜出。埃米利阿努斯理所当然地对这种指控很敏感，转而将元老院内发生党派之争的责任，归咎到罗马对东方的征服所引发的奢欲和贪欲上。[9]尽管如此，双方似乎一致认为：当前罗马正处于道德滑坡的阶段，而对外征服行动是其起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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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改革派在这场特殊的战役中获得了胜利，但不久之后他们就发现自己的努力被挫败了，因为他们的对手散布谣言，说新殖民地的界标被狼群刨出（预言家们认为这是一个不祥之兆），从而令公众舆论转向。建立朱诺尼亚殖民地的计划没过多久就戏剧性地中止了。[10]即便如此，改革势力与保守势力之间的冲突仍在继续，并于一年后达到顶峰：公元前121年，在执政官卢基乌斯·欧皮米乌斯（Lucius Opimius）发动的一场血腥暴乱中，格拉古与3000名支持者被杀害。随后，欧皮米乌斯按照事先的计划，恬不知耻地做了个颇有争议的决定：托人在卡匹托尔山修建了一座献给协和（Concordia/Concord）这种神圣美德的神庙（叫协和神庙）。[11]对于很多人而言，这座神庙的作用在于以讽刺而令人悲伤的方式提醒着他们：不要忘却当年那场遍及全罗马的流血冲突。这座建筑的外面刻着这么一句话：“一场疯狂的冲突造就了一座和平神庙。”[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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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拉古的死丝毫没有缓解那些想要迁往迦太基人的土地上的人，与那些并不赞成建立一座新迦太基城（就算是罗马人的也不行）的人之间的矛盾。公元前81年，罗马将军庞培（Pompey）为了证明自己是一名保守派，庄严地延续了对迦太基遗址的诅咒。[13]但公元前64年元老院之中的一个派系再一次试图做出改变，他们提议廉价出售迦太基领土以便为土地分配计划筹集资金。然而，这些计划又一次遭到保守派的成功抵制，他们认为，忽视加诸在迦太基遗址上面的诅咒无异于危险的渎神之举，此外，被重新修复的迦太基城可能会成为罗马未来的威胁。[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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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共和国步履蹒跚地从一个政治危机走向另一个政治危机的时候，关于罗马没落的争论进一步加剧了。事实上，盖乌斯·格拉古与西庇阿·埃米利阿努斯已殊途同归地证明了一个无情的结论：是罗马统治阶层的贪婪和野心导致了罗马迅速走向下坡路，而罗马对迦太基的毁灭，使得这一历史进程加速了。[15]实际上，罗马人的自尊心下降得如此厉害，以至于历史学家萨鲁斯特（Sallust）认为，传说中的迦太基人菲雷尼（Philaeni）兄弟——他们以被活埋的方式牺牲了自己，从而保护了迦太基的东部边境——是无私精神的典范，而令人遗憾的是，当时彼此敌对、冲突不断的罗马将军们正缺乏这种精神。[16]因此，在沦落为一处处无人居住的废墟仅一个世纪后，迦太基所体现的就不再是罗马人民那不屈不挠的力量，而是作为一座记录着那些令罗马走向衰落，给它带来被撕成碎片的危险的冲突的阴郁石碑，屹立于斯。考虑到其历史地位是有争议的，那位最后自封为罗马共和国救世主的人才会着眼于解决令人痛苦、迁延日久的迦太基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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