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迦太基必须毁灭：古文明的兴衰 罗马人的美德，迦太基人的恶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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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公元前31年时，随着自己所有的政治强敌要么死去，要么被以其他手段使其失去了威胁，屋大维（Octavian），这位尤利乌斯·恺撒的养子，以奥古斯都之名成了罗马的第一任皇帝，成功接掌了罗马政权。奥古斯都既是一位精明的政治家，也是一个冷酷无情的权力追求者，他很好地汲取了自己养父之死的教训。一切关于他的目的是戴上皇冠（一直有谣言说这是导致尤利乌斯·恺撒被刺杀的原因）的猜疑，均因新政权不断强调奥古斯都重现了罗马昔日的荣耀、权威与安定而平息。尽管他的地位与那些独裁者越来越相似，但奥古斯都宁愿给外界留下这样的印象：他只是复旧如初、生机勃勃的共和国的“平等者中的第一人”（first among equals）而已。奥古斯都政权有着强有力的中心思想，即只有恢复罗马的传统美德如“信任”（fides，忠诚、守信）和“虔诚”（pietas，尽到一个人对神灵、国家和家庭应尽的义务），才能保证罗马达到伟大的境界。[17]这些主题在奥古斯都统治时期如雨后春笋般涌现的艺术及文学作品——通常是由那些大体上支持新政权的决定与成就的人创作的——中频频出现。[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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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诚信和虔诚是罗马作为一个伟大国度的根基的概念，可以追溯到布匿战争时期，当那个时期的罗马越来越频繁地参与海外的军事及外交事务时，这一观念变得更为流行。罗马的首任独裁官，率军在海外作战（公元前249年在西西里）的奥卢斯·阿蒂利乌斯·卡拉蒂努斯（Aulus Atilius Calatinus）为罗马的第一座信任神庙举行了落成仪式。[19]实际上，对诚信是罗马人特有的品德这一概念的不断强调，可以说反映了这么一个事实：元老院的精英们日益意识到，同一种美德经常成为现实政治——它决定了新形势下的罗马该做什么——的头一个牺牲品。罗马对迦太基的处置方式被很多人（特别是地中海东部的希腊人）视为罗马人越来越心口不一的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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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著作《历史》（Histories）末尾的一段附录中，波利比乌斯按照传闻，描述了一群希腊人对罗马摧毁迦太基之举的反应：两人支持，两人反对。尽管波利比乌斯借此巧妙地隐藏了自己对这件事的明确看法，但实际上他极为详细地记录了反对者的观点，这有力地表明他对罗马人的做法心怀忧虑。[20]更为明显的是，他对这么一个观点予以了特别关注，即罗马人没有达到他们之前给自己在战争及对外关系领域中定下的高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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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人通常认为罗马人是一群文明人，朴实而高贵的作战风格是他们特有并引以为傲的优点，他们既不发动夜袭，也不搞伏击，反对使用任何形式的诈术和诡计。他们觉得，直接而公开的进攻对他们而言才是正当的作战方式。然而，在灭亡迦太基的战争这件事中，他们使用了诈术和诡计：他们每进行一次公开行动，都要进行几次秘密行动，直到他们彻底断绝这座城市从它的盟友那里获得帮助的希望。他们说，这种做法更像是暴君的阴谋，与罗马这样的文明国家的行为准则是背道而驰的。如果要公正地评价的话，这只能被定义为某种邪恶而背信弃义的行径。[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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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的非难显然触到了罗马人的痛处，不久后，一些伪造的，洋洋洒洒地描述罗马人即使在面对严重挑衅的时候也能严守诚信原则的寓言，被添加到了这座城市的历史故事之中。毫不令人意外的是，最有名的寓言与迦太基有关。到公元前2世纪20年代时，一个荒诞不经的故事开始流传，在这个故事中，于第一次布匿战争期间可耻地当了俘虏的罗马将军雷古卢斯，带着一份和平提案从迦太基人那里回到了罗马。他敦促元老院拒绝这份和平提案。而后，为了信守自己许下的诺言，他回到了迦太基，并为自己的行为付出了代价：遭到折磨并被处死。[22]另一个历史学家描述了一个截然不同的，关于雷古卢斯与迦太基人往来的故事。希腊裔西西里史学家狄奥多罗斯记载道，雷古卢斯的妻子因她的丈夫被长期囚禁而感到愤怒，于是将一个迦太基人锁在一个很小的房间里，断其饮食，把这个人活活饿死了。雷古卢斯的家奴们被女主人的疯狂举动吓坏了，报了官。负责调查的官员对这一事件感到极为震惊，据说曾威胁要起诉这家人。[23]尽管如此，到了公元前2世纪末时，这个雷古卢斯为了遵守信誉而英勇牺牲的故事，还是成为罗马经典历史故事集中备受欢迎的一个篇章。[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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绝非巧合的是，在奥古斯都统治时期，雷古卢斯的传奇故事得到了进一步润色。在诗人贺拉斯（Horace）最具影响力的一篇颂诗中，他将这位皇帝以强硬手段制服了不列颠人和帕提亚人的做法，比作雷古卢斯无私地恳求罗马元老院拒绝迦太基人提出的任何和平提议——尽管对他自己而言，这样做的后果不堪设想——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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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说他将妻子的纯洁的吻，以及幼小的孩子们弃之不顾，他认为这些并不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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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坚毅地像男子汉一样注视着大地，直到他或许可以通过这种前无古人的，自我殉节的方式来坚定元老院那摇摆不定的意志，他迫不及待地从那群悲伤不已的朋友中抽身离去，踏上伟大的被放逐之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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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他知道，残忍的行刑者在等着他。然而，他还是将挡在他面前的亲人，以及那些妨碍他上路的人推到一边。[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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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古卢斯的传说，只是奥古斯都统治时期布匿战争被越来越多的在道德主义层面被提及，并特别强调迦太基人对罗马的传统美德构成威胁的事例之一。这些作者对奥古斯都时期的很多决定都表示支持，但他们完全不是愚忠分子，他们对混乱不清、缺乏自信的上个世纪持抵制态度，而对那些确信无疑的罗马人所取得的胜利以及他们的正直操守持支持态度。从本质上说，这类作者的作品体现了这么一个观点，即迦太基并不一定要以实体的形式存在才能最大限度地衬托出罗马的伟大与美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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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学家李维——我们在本书中已多次看到他的名字——就是这样的一个作者。[26]实际上，李维历史著作的主题并没有什么特别的新意，它试图将生机勃勃的早期罗马与暮气沉沉的近代罗马做个对比。[27]事实上，常见的对罗马民族性遭到奢欲的腐蚀性影响这一事实的强调，在其著作中始终存在。[28]然而，李维与波利比乌斯及上一代罗马历史学家的不同之处在于，他认为，罗马在迦太基灭亡后不久出现的衰落现象，基本上是可以克服的。根据李维的估计，到他所处的年代，罗马已经历了三个历史周期，其间有过数次高峰与低谷。奥古斯都统治时期象征着第四个周期的开始，因此罗马是有机会再度崛起的。按照李维的规划，奥古斯都有义务利用往往不得人心的手段，来阻遏罗马当前的下滑势头，并通过重现“诚信”与“虔诚”这两大美德来驱使罗马走上伟大的复兴之路。[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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迦太基在李维的历史著作中所扮演的角色，远不仅仅是罗马问鼎世界霸权之路上最可怕的竞争对手而已。[30]除了照搬波利比乌斯的，将迦太基的失败归咎于无知的公民群体在迦太基政体中影响力越来越大的观点外，在李维笔下，这座北非城市在道德模式上完全与罗马对立。尽管波利比乌斯认为迦太基只是失去了它的辉煌，但李维坚称，道德观有问题的迦太基本来就从未达到过伟大的境界。因此，在关于布匿战争的记载中，李维从头到尾一直都在将罗马人的美德与迦太基人的恶习相提并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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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对迦太基人的民族性的贬损同样出现在波利比乌斯的著作之中，李维的攻击性言论虽少但更加尖酸刻薄。在一段针对伟大的迦太基将领汉尼拔性格的著名论述中，李维对汉尼拔的身体素质与军事能力赞誉有加，但接下来的一段激烈的人格诋毁立刻削弱了之前一切赞誉的效果：“但是，对于汉尼拔而言，这些伟大的优点是与那些可憎的恶习并存的——他残忍到毫无人性，他背信弃义的程度超过了任何一个迦太基人，在他身上完全看不到真诚、尊敬、对神灵的敬畏、对誓言的遵守，以及对宗教的虔诚。”[31]就这样，汉尼拔的品格被形容得极为恶劣，甚至到了突破迦太基民族下限的地步。事实上，在这部著作中，李维始终在特别强调汉尼拔的不守信义，包括这位迦太基将军给之前曾被自己手下的努米底亚骑兵指挥官许以自由的罗马士兵戴上枷锁这件事。这位历史学家讽刺性地形容此举“真正反映了迦太基人”的威望。[32]因此，尽管李维并不是那个在罗马长期存在的“迦太基的忠诚”——一种讽刺性的用语，意为全然的背信弃义与毫无诚信——观念的发明者，但他为了令它在罗马人的心态领域中根深蒂固而出力甚多，以至于他甚至借助汉尼拔本人之口来表达这一观念。在其杜撰的一段记载中，汉尼拔认为罗马元老院几乎没有理由相信迦太基人提出的和平提案。[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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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我们注意的是，这些对迦太基人的不虔诚、无信义及贪婪性格的描写，均为李维那罗马式思维的产物，是专门为罗马人服务的：既为他们的侵略行径做了辩护，又阐明了罗马式美德。尽管如此，与李维的观点正好相反，迦太基人在第二次布匿战争中并不比罗马人更不守信用，而李维对汉尼拔及其军队的很多指控，实际上起到了让人将注意力从罗马人的背信弃义上转移开的效果。于是李维固执地将迦太基人围困、攻陷萨贡托（第二次布匿战争的导火索）的事，说成是汉尼拔及其同胞不讲信用的首个实例。与之相比，罗马元老院未能保护曾立誓结盟的城市这一点，则被完全掩盖过去了。[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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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维对迦太基人众多不虔诚行为的指控同样如此。李维所宣称的迦太基人亵渎神灵的事迹，与真正的迦太基宗教活动、信仰几乎毫无干系，而更多与汉尼拔的军事成就及出色的宣传活动对罗马人自称蒙受神眷的说法造成的沉重打击有关。李维对于这种难以自圆其说的历史观点的处理方式，是将汉尼拔于战争之初的连战连捷，说成是当时迦太基一方虔以敬神的结果，而更为重要的是，同一时期的罗马人却未能给予己方的神灵应有的尊敬。此外，李维在其著作的布匿战争部分的开篇段落中指出，汉尼拔的使命在本质上就是对神灵的亵渎，这样一来，他就能让读者们明白，为什么迦太基人所取得的每一次成功都是特别短暂的。事实上，李维最后也为迦太基人的失败结局做了辩护：这只不过是神明的惩罚而已。[35]因此，在李维那武断而有力的概述中，迦太基的命运根本没有预示罗马的必然结局，而是实实在在地证明了罗马那民族性美德的优越性，神灵将恩宠降临在他们的身上，由此他们可能在未来取得更为伟大的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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