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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始于西欧的过程逐渐向东蔓延，在那里，19世纪初开始了一场人口革命：犹太人口以其他民族人口好几倍的速度增长。1800年，俄罗斯帝国有100万~120万犹太人，到19世纪末达到了500万左右。人口的剧增使曾经边缘性的问题突然变得尖锐：犹太人不说当地的语言，也不把其子女送到他们所在国家的学校。他们主要居住在波兰、乌克兰西部与立陶宛，从事手工业、小商贩和商品批发等工作，贫困程度不断增加。许多人在大城市谋生，但由于不断发展的现代化与工业化的开始，无法参与其中的他们发现自己注定继续处于贫困和绝望的境地。他们因此被视为人口中没有任何贡献的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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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81年（针对波希米亚的犹太人）和1782年（针对奥地利的犹太人），奥地利皇帝约瑟夫二世颁布了一系列宽容法令，为哈布斯堡王朝境内的犹太人开启了前所未闻的教育和经济发展机会。因此，犹太启蒙运动的第一批种子开始萌芽。在其他方面，它为犹太大众带来了进步与所谓的“生产化”（productivization），使他们融入现代化，并将他们变为有用的公民，成为当地经济文化的一部分。而学习当地语言和开展世俗教育是这场运动的基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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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世纪60年代，沙皇亚历山大二世的政策也为俄罗斯帝国带来了这些变化，而世俗化创造了一个犹太阶层，他们在不同程度上脱离了犹太传统：一些人在家坚持传统而在外以非犹太人的方式行事。（“在外是人在家是犹太人”——启蒙时代的一位诗人耶胡达·莱布·戈登写道。[5]）其他一些人，脱离了对犹太节日最低程度的遵守，不把自己视为犹太人，许多人皈依了基督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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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19世纪初期，犹太人都视自己为一个民族：一个没有领土和主权的流散民族。在犹太意识中，“所有犹太人都互相负有责任”的箴言远不止意味着宗教认同。犹太社区是由宗教与种族的双重身份认同所维系的，尤其几个世纪以来，基督教和伊斯兰教国家禁止改信犹太教。在危机时期，犹太社区的凝聚力——例如为囚徒提供赎金、血祭诽谤（正如1840年的大马士革）和驱逐犹太人的尝试（例如1744年12月女皇玛利亚·特蕾莎在布拉格所做的）等来自许多不同国家的反犹行为[6]——增强了这些社团的拣选意识和共同命运意识。只要传统认同没有被削弱，宗教与民族性之间的分离就不会出现。但一旦世俗化之风开始吹起，这种宗教联结被削弱，有关犹太认同特征的问题便随之产生：犹太人是什么？他们仅仅拥有一个共同的宗教或者一个单独的犹太民族性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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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大革命给予了犹太人平等权利，条件是他们放弃其集体认同。正如克莱蒙-托尼埃尔（Clermont-Tonnerre）在法国国民公会宣称的：作为个体的犹太人，拥有一切，而作为民族的犹太人，什么都没有。这就是犹太人为平等权利所付出的代价。拿破仑战争的爆发摧毁了欧洲保守主义的屏障，并使得民族主义意识和民族主义理想在整个欧洲传播。多民族帝国（例如哈布斯堡和俄罗斯帝国）发现它们自身处于民族运动的攻击之下。在波兰、捷克斯洛伐克、俄罗斯、德意志与意大利，这些以文化复兴运动形式出现的运动渴望找回民族的文化之根，培育民族语言、文学、音乐与艺术。每个民族文化包括着与基督教某种形式的联系：俄罗斯、乌克兰、塞尔维亚民族主义与东正教的分支相连，而波兰人则与天主教交织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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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主义的出现对犹太人提出了双重挑战：首先，他们应当成为他们居住了许多个世纪的国家的民族主义者，还是应当对庞大的帝国保持忠诚？其次，当欧洲许多民族接纳其民族身份时，犹太人被要求放弃其集体认同以作为获取平等权利的先决条件。犹太集体的边界直到那时才被明确界定，现在又变得模糊：个体犹太人现在必须面对他们的个人认同与命运，这很大程度上可以根据他们认为合适的方式加以界定。西方国家的犹太人充满热情地接受平等权利，他们将之视为融入非犹太社会的关键。许多人并不试图放弃他们的犹太认同，而只是以不同的方式对它进行界定。因此在不断增长的世俗化时代中出现了一个悖论，犹太人的自我界定开始主要依赖宗教：具有犹太教信仰的德国人，具有犹太教信仰的法国人，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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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自我界定导致第一次在犹太人的宗教与民族之间进行了区分。犹太人认为解放为他们打开了进步的未来，包括教育、新机会、地理、社会与经济的流动性，将他们从流放中解救出来，正如一位分析犹太政治状况的作者耶彻泽科尔·考夫曼（Yechezkel Kaufmann）所描绘的。[7]这种同化的驱动意味着一场带有弥赛亚特征的运动将融入犹太人所居住的国家视为正确的道路，即救赎的方向，它构成了19世纪上半叶的主要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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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世纪，解放在西欧和中欧都已完成，但止于沙皇俄国的边界。作为18世纪末瓜分波兰的结果，俄罗斯帝国现在统治着庞大的犹太人口，在整个19世纪，统治者试图通过法令和压力来教化犹太人，并对其进行改革，让他们对国家更有用。为了提高犹太人的生产能力，他们不仅接受了通识教育，还学会了本国语言。在亚历山大二世时期，他们还被给予进入高中学习的机会。而且，亚历山大对居住在栅栏区（俄国从波兰吞并的地区，犹太人被允许居住在此地）以外的犹太人更加温和。但随着亚历山大在1881年被刺杀，钟摆重新回到法令和限制的政策，只是到1917年俄国犹太人才通过二月革命实现了解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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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毫不惊奇的是，一些东欧犹太人对他们在启蒙的旗帜下成长起来的同胞抱着怀疑和敌对的态度，后者被视为政府试图招安他们的使者。但一旦犹太世俗教育已经开展，就无法阻止。世俗教育渗透到东欧的犹太大众中间需要时间，因为绝大多数人都遵守犹太传统，但犹太生活慢慢地对外部影响开放，从而在沙俄形成了一个接纳现代生活方式的犹太经济精英群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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遍布欧洲的民族主义最初体现的是文化复兴，返回以方言记载的民族文化典籍，恢复以方言撰写的经典著作，创造一种新浪漫派的文化主体，以表达对本民族的期望。欧洲民族主义在民族的文化遗产与其政治自我表达权之间存在着牢不可破的联系，对于某种文化遗产来说，它是一个民族值得被民族大家庭接纳的证明。浪漫主义创造了一种引人注目的文化复兴，尤其在民族文学方面。在拿破仑战争之后，俄罗斯精英拥抱自己民族的语言作为文化语言，在此情况下俄罗斯文学应运而生。歌德与席勒的作品在德国，密茨凯维奇（Mickiewicz）在波兰，以及许多通过语言和文学联系起来的代表性社团，表达并推动了民族的渴望。民族主义的本质是一场世俗运动，它赞扬人类自由和渴望自决的行为。与此同时，所有这些民族性著作也盗用了宗教象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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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精神与政治潮流也渗透到犹太社区中。一些犹太人转向所居住地区的大众文化并热切拥抱它，但另一些人将浪漫主义准则引入犹太世界。因此，这种用自己的语言了解民族文化经典典籍的渴望，体现为创造一种世俗的希伯来文化。1853年，立陶宛犹太人亚伯拉罕·马普（Abraham Mapu）出版了他的历史小说《热爱圣山》（Ahavat Zion）。这本书的场景是在第一圣殿时代的耶路撒冷，将耶路撒冷描绘为世俗之城而非天国之城。尽管马普远非传达民族主义观念，但他将圣语用于这本世俗的著作是欧洲浪漫主义对犹太人影响的一种体现，他们现在对世俗文化的影响持开放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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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现在文学、诗歌、哲学、语法和自传等领域的犹太启蒙运动，为走向活跃的犹太民族主义思想奠定了文化基础。《圣经》的美丽为许多世代传统评注的帷幕所覆盖，现在由于语法的研究焕发了新的生机，使每个受过教育的读者都可以理解它的文本。这种易接近性将《圣经》带入受教育的犹太大众意识之中，它获得了在新教徒中间所具有的类似的崇高地位。它不再只是神圣经典，也是一部描绘犹太民族过去英勇和神奇的著作。此外，它还是一部赞扬人类和平博爱并普及高尚法则的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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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在西欧和中欧主导性的现代化趋势使犹太人放弃其集体认同的同时，东欧转向了不同的方向。在那里，数百万的犹太人居住在村庄、小镇和中等城市中，他们构成了1/3甚至更多的人口。随着许多犹太人涌入地理上与文化上邻近的地区，东欧的世俗化并没有带来让犹太人实现成为整体社会一部分的愿望，而只是带来了希伯来文化的繁荣（至少在开始阶段）。沙皇政权与俄国大众并不赞成犹太人融入他们中间。因此，即使在亚历山大二世统治时期，犹太人可以进入高中学习并进入高等教育机构，但仅有相当少的犹太人成功地离开了栅栏区，融入正在发展的俄国资本主义经济中，成为其正在出现的资产阶级的一部分。一方面是压制，另一方面是世俗意识，它们唤起的剥夺和不公意识构成了新觉醒的民族主义思想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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犹太生活的现代化削弱了传统的世界观和空间概念，也扩展了机会的范围。以犹太语言发行的现代报纸的出现把发生在某个犹太社区的情况转变为鼓动和刺激其他社区的信息。例如1881年席卷俄国南部的集体迫害浪潮成为在整个犹太世界被讨论的重要事件。因此，躲避集体迫害的犹太难民问题成为整个欧洲犹太人日程中的核心议题。没有全世界犹太人报纸对它进行的报道（尽管存在着沙皇的审查制度），就无法理解1903年基什涅夫集体迫害的惊人影响。对犹太人问题即犹太民族的未来的辩论，是希伯来文报纸和俄国犹太人报纸的主要话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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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车和汽船的出现使长距离旅行更加安全、舒适以及相对廉价。一个人的出生地突然不再界定其认同：某个人可以从一个小镇或村庄迁移到中等规模的城镇或是大城市，例如华沙（欧洲最大的犹太社区所在地），或者试图穿越边界进入由皇帝弗兰茨·约瑟夫（从犹太人的角度看他是一个温和的统治者）统治的加利西亚。更为大胆的和更有策略的是跨越边境进入德国，这里为他们开放了大量的机会：继续待在德意志帝国，移民英国，或者渡海前往美国、阿根廷和南非等国家。还有一些人通过火车或船只从第聂伯河到敖德萨，然后航行前往巴勒斯坦；或者他们到达哈布斯堡王朝对巴勒斯坦的出口海港的里雅斯特。在19世纪末，从许多省份移民到国家的中心，从一个国家移民到另一个国家，甚至移民到不同的大洲，都是可行的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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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许多机会都对犹太人开放，包括生活方式、语言、行为、文化与认同的选择，这些削弱了他们与其出生地、当地文化、既定习俗和宗教的联系。许多犹太人现在接受了居住国的民族认同，将他们与它的联系视为神圣的同盟，甘愿投入到民族解放的斗争中。结果是，许多犹太社区走向分解，被他们的生活方式、既定行为规范与文化所分裂。于是在西欧、中欧犹太人与其东欧同胞之间，即在说俄语、德语、英语者之间产生了区别。意第绪语仍是维系所有阿什肯纳兹犹太人社团的语言，但许多第二代的成员在融入后将之视为一门低端的、不光彩的语言，认为有教养的人不应该使用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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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时期也出现了全球性的犹太组织，它们把保护犹太人、推进现代化作为有价值的事业。例如，世界以色列人联盟[8]致力于在中东和北非犹太人中间推广法国文化，同时努力保护犹太人，并帮助他们朝现代化和生产化迈进。1870年，世界以色列人联盟创建了米克维·以色列农业学校，以教育巴勒斯坦的犹太儿童在当地进行耕种。德国犹太人互助组织[9]有着相似的目标：在巴勒斯坦建立一个德语教育体系。犹太垦殖协会[10]寻求在阿根廷和其他地区安置犹太人，而美国犹太人联合分配委员会[11]也致力于帮助贫困地区的犹太人，并鼓励生产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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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这些现代性和解放的离心趋势一起的是，存在着一种对立的趋势：犹太媒体创造了一个国际共同体，曝光同样的信息，热心同样的事件，认同犹太大众，即使当他们生活在对其他人来说在语言与文化上都陌生的社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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挫折与背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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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世纪的最后25年，使人们相信教育的力量将为人类社会带来进步与繁荣并消除偏见、歧视与不公的乐观趋势受到扼制。1881年，俄国沙皇亚历山大二世被寻求推翻其专制政体的革命者刺杀。其密谋者包括犹太人，有男性也有女性。这个事件开启了一个新的时代：不仅犹太与非犹太的革命者一致行动，而且最近才打破传统文化束缚的青年犹太妇女与男性及非犹太人一起合作。这是亚历山大二世教育改革的后果，犹太与非犹太学生在世界改革与建造新社会的崇高愿望中有着共同的语言，而在这个新社会，某个人的宗教不再是融入的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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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皇的遇刺在整个俄罗斯帝国引发了巨大的震荡，并在乌克兰地区导致了大量的集体迫害。教会与政府并没有尝试去制止暴民的行为，并怀疑犹太人与革命者合作。这种破坏主要针对财产，其震动是巨大的：东欧地区在前一个世纪并没有发生针对犹太人的群众暴乱。人们曾设想绝对主义国家的增强能确保公众的秩序和安全。现在突然表明，尽管犹太人在欧洲和美洲的大多数地区都是享有平等权利的公民，但俄国大众却发起了暴乱，而政府要么消极地置之不理，要么自己也卷入到暴乱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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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体迫害不仅削弱了犹太人的安全感，而且动摇了他们对进步的信仰，因为俄国革命者并没有保护犹太人。这些革命者认为，俄国大众对革命宣传所体现的冷漠和他们自己的克制是通向革命之路的主要绊脚石。他们将针对犹太人的暴乱视为大众暴怒的体现，预示着意识的变化，将导致那些大众觉醒并推翻沙俄政权。犹太人口中的开明的、受教育的成员，对这种反应受伤害最大；他们曾经认为俄国革命者支持他们，而现在察觉到他们自己根本就没有坚强的基础，而是站在流沙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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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背叛在这一时期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发生了许多次，例如1903年的基什涅夫集体迫害和1905年10月第一次俄国革命失败后爆发的集体迫害。每次集体迫害浪潮在其残酷性、受害者的数量与破坏的程度上都比之前更甚。在每次集体迫害中，地方政府的软弱与冷漠，没能唤起开明的俄国大众反对集体迫害的情形一再发生。而且，在1881年集体迫害发生后，当局于1882年通过《五月法令》，可谓“冷酷的集体迫害”，犹太人被限定居住在栅栏区，并被削减了进入高等教育、成为更具生产性和从事农业的机会。沙俄政权为给这些法令正名，宣称集体迫害是对犹太人剥削大众的回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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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俄国犹太人获取平等权利的可能性进一步降低，产生了双重影响。首先，生存安全感的丧失不仅影响着遭受过集体迫害的社团，而且对犹太人与当局之间的关系也产生了影响。由于对任何改善其命运的可能性感到绝望，犹太大众试图离开俄国。从这时起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数百万的犹太人不再被动接受其命运，而从东欧移出寻求建立一种新的生活。绝大多数移民前往美国，那是一个拥有不受限制的机会的地方。一些人从东欧移民西欧，前往德国或英国，而其他人则前往南美与南非。另有数万人前往巴勒斯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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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个影响就是犹太大众的激进化，这来自三大因素：被当局剥夺和歧视的意识；由于不断面对更广阔世界而产生的新的自我意识；犹太社区的世俗化趋势越来越明显，符合当代的时代精神。19世纪最后三四十年的俄国革命者是受过教育的理想主义青年，他们选择为了解放大众、建立公正社会而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这些青年男女，他们“到民众中去”的口号寻求唤起成千上万受压迫的农民意识到他们的悲惨处境及其遭受的不公正待遇，但在那些他们拯救的人那里遭遇的不只是冷漠，还有敌对——后者将他们交给当局。他们最终的命运是长年遭监禁、被流放到西伯利亚、疯癫，乃至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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