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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精神与政治潮流也渗透到犹太社区中。一些犹太人转向所居住地区的大众文化并热切拥抱它，但另一些人将浪漫主义准则引入犹太世界。因此，这种用自己的语言了解民族文化经典典籍的渴望，体现为创造一种世俗的希伯来文化。1853年，立陶宛犹太人亚伯拉罕·马普（Abraham Mapu）出版了他的历史小说《热爱圣山》（Ahavat Zion）。这本书的场景是在第一圣殿时代的耶路撒冷，将耶路撒冷描绘为世俗之城而非天国之城。尽管马普远非传达民族主义观念，但他将圣语用于这本世俗的著作是欧洲浪漫主义对犹太人影响的一种体现，他们现在对世俗文化的影响持开放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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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现在文学、诗歌、哲学、语法和自传等领域的犹太启蒙运动，为走向活跃的犹太民族主义思想奠定了文化基础。《圣经》的美丽为许多世代传统评注的帷幕所覆盖，现在由于语法的研究焕发了新的生机，使每个受过教育的读者都可以理解它的文本。这种易接近性将《圣经》带入受教育的犹太大众意识之中，它获得了在新教徒中间所具有的类似的崇高地位。它不再只是神圣经典，也是一部描绘犹太民族过去英勇和神奇的著作。此外，它还是一部赞扬人类和平博爱并普及高尚法则的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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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在西欧和中欧主导性的现代化趋势使犹太人放弃其集体认同的同时，东欧转向了不同的方向。在那里，数百万的犹太人居住在村庄、小镇和中等城市中，他们构成了1/3甚至更多的人口。随着许多犹太人涌入地理上与文化上邻近的地区，东欧的世俗化并没有带来让犹太人实现成为整体社会一部分的愿望，而只是带来了希伯来文化的繁荣（至少在开始阶段）。沙皇政权与俄国大众并不赞成犹太人融入他们中间。因此，即使在亚历山大二世统治时期，犹太人可以进入高中学习并进入高等教育机构，但仅有相当少的犹太人成功地离开了栅栏区，融入正在发展的俄国资本主义经济中，成为其正在出现的资产阶级的一部分。一方面是压制，另一方面是世俗意识，它们唤起的剥夺和不公意识构成了新觉醒的民族主义思想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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犹太生活的现代化削弱了传统的世界观和空间概念，也扩展了机会的范围。以犹太语言发行的现代报纸的出现把发生在某个犹太社区的情况转变为鼓动和刺激其他社区的信息。例如1881年席卷俄国南部的集体迫害浪潮成为在整个犹太世界被讨论的重要事件。因此，躲避集体迫害的犹太难民问题成为整个欧洲犹太人日程中的核心议题。没有全世界犹太人报纸对它进行的报道（尽管存在着沙皇的审查制度），就无法理解1903年基什涅夫集体迫害的惊人影响。对犹太人问题即犹太民族的未来的辩论，是希伯来文报纸和俄国犹太人报纸的主要话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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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车和汽船的出现使长距离旅行更加安全、舒适以及相对廉价。一个人的出生地突然不再界定其认同：某个人可以从一个小镇或村庄迁移到中等规模的城镇或是大城市，例如华沙（欧洲最大的犹太社区所在地），或者试图穿越边界进入由皇帝弗兰茨·约瑟夫（从犹太人的角度看他是一个温和的统治者）统治的加利西亚。更为大胆的和更有策略的是跨越边境进入德国，这里为他们开放了大量的机会：继续待在德意志帝国，移民英国，或者渡海前往美国、阿根廷和南非等国家。还有一些人通过火车或船只从第聂伯河到敖德萨，然后航行前往巴勒斯坦；或者他们到达哈布斯堡王朝对巴勒斯坦的出口海港的里雅斯特。在19世纪末，从许多省份移民到国家的中心，从一个国家移民到另一个国家，甚至移民到不同的大洲，都是可行的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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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许多机会都对犹太人开放，包括生活方式、语言、行为、文化与认同的选择，这些削弱了他们与其出生地、当地文化、既定习俗和宗教的联系。许多犹太人现在接受了居住国的民族认同，将他们与它的联系视为神圣的同盟，甘愿投入到民族解放的斗争中。结果是，许多犹太社区走向分解，被他们的生活方式、既定行为规范与文化所分裂。于是在西欧、中欧犹太人与其东欧同胞之间，即在说俄语、德语、英语者之间产生了区别。意第绪语仍是维系所有阿什肯纳兹犹太人社团的语言，但许多第二代的成员在融入后将之视为一门低端的、不光彩的语言，认为有教养的人不应该使用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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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时期也出现了全球性的犹太组织，它们把保护犹太人、推进现代化作为有价值的事业。例如，世界以色列人联盟[8]致力于在中东和北非犹太人中间推广法国文化，同时努力保护犹太人，并帮助他们朝现代化和生产化迈进。1870年，世界以色列人联盟创建了米克维·以色列农业学校，以教育巴勒斯坦的犹太儿童在当地进行耕种。德国犹太人互助组织[9]有着相似的目标：在巴勒斯坦建立一个德语教育体系。犹太垦殖协会[10]寻求在阿根廷和其他地区安置犹太人，而美国犹太人联合分配委员会[11]也致力于帮助贫困地区的犹太人，并鼓励生产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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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这些现代性和解放的离心趋势一起的是，存在着一种对立的趋势：犹太媒体创造了一个国际共同体，曝光同样的信息，热心同样的事件，认同犹太大众，即使当他们生活在对其他人来说在语言与文化上都陌生的社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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挫折与背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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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世纪的最后25年，使人们相信教育的力量将为人类社会带来进步与繁荣并消除偏见、歧视与不公的乐观趋势受到扼制。1881年，俄国沙皇亚历山大二世被寻求推翻其专制政体的革命者刺杀。其密谋者包括犹太人，有男性也有女性。这个事件开启了一个新的时代：不仅犹太与非犹太的革命者一致行动，而且最近才打破传统文化束缚的青年犹太妇女与男性及非犹太人一起合作。这是亚历山大二世教育改革的后果，犹太与非犹太学生在世界改革与建造新社会的崇高愿望中有着共同的语言，而在这个新社会，某个人的宗教不再是融入的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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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皇的遇刺在整个俄罗斯帝国引发了巨大的震荡，并在乌克兰地区导致了大量的集体迫害。教会与政府并没有尝试去制止暴民的行为，并怀疑犹太人与革命者合作。这种破坏主要针对财产，其震动是巨大的：东欧地区在前一个世纪并没有发生针对犹太人的群众暴乱。人们曾设想绝对主义国家的增强能确保公众的秩序和安全。现在突然表明，尽管犹太人在欧洲和美洲的大多数地区都是享有平等权利的公民，但俄国大众却发起了暴乱，而政府要么消极地置之不理，要么自己也卷入到暴乱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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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体迫害不仅削弱了犹太人的安全感，而且动摇了他们对进步的信仰，因为俄国革命者并没有保护犹太人。这些革命者认为，俄国大众对革命宣传所体现的冷漠和他们自己的克制是通向革命之路的主要绊脚石。他们将针对犹太人的暴乱视为大众暴怒的体现，预示着意识的变化，将导致那些大众觉醒并推翻沙俄政权。犹太人口中的开明的、受教育的成员，对这种反应受伤害最大；他们曾经认为俄国革命者支持他们，而现在察觉到他们自己根本就没有坚强的基础，而是站在流沙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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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背叛在这一时期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发生了许多次，例如1903年的基什涅夫集体迫害和1905年10月第一次俄国革命失败后爆发的集体迫害。每次集体迫害浪潮在其残酷性、受害者的数量与破坏的程度上都比之前更甚。在每次集体迫害中，地方政府的软弱与冷漠，没能唤起开明的俄国大众反对集体迫害的情形一再发生。而且，在1881年集体迫害发生后，当局于1882年通过《五月法令》，可谓“冷酷的集体迫害”，犹太人被限定居住在栅栏区，并被削减了进入高等教育、成为更具生产性和从事农业的机会。沙俄政权为给这些法令正名，宣称集体迫害是对犹太人剥削大众的回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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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俄国犹太人获取平等权利的可能性进一步降低，产生了双重影响。首先，生存安全感的丧失不仅影响着遭受过集体迫害的社团，而且对犹太人与当局之间的关系也产生了影响。由于对任何改善其命运的可能性感到绝望，犹太大众试图离开俄国。从这时起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数百万的犹太人不再被动接受其命运，而从东欧移出寻求建立一种新的生活。绝大多数移民前往美国，那是一个拥有不受限制的机会的地方。一些人从东欧移民西欧，前往德国或英国，而其他人则前往南美与南非。另有数万人前往巴勒斯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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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个影响就是犹太大众的激进化，这来自三大因素：被当局剥夺和歧视的意识；由于不断面对更广阔世界而产生的新的自我意识；犹太社区的世俗化趋势越来越明显，符合当代的时代精神。19世纪最后三四十年的俄国革命者是受过教育的理想主义青年，他们选择为了解放大众、建立公正社会而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这些青年男女，他们“到民众中去”的口号寻求唤起成千上万受压迫的农民意识到他们的悲惨处境及其遭受的不公正待遇，但在那些他们拯救的人那里遭遇的不只是冷漠，还有敌对——后者将他们交给当局。他们最终的命运是长年遭监禁、被流放到西伯利亚、疯癫，乃至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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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一代又一代的革命者（无论是犹太人还是非犹太人），这种殉道行为都带有神秘色彩。俄国青年提供的先例被犹太青年牢牢记住，他们为自己所遭受的歧视和不利条件感到痛心，寻求一个高尚的理想——按照天国的形象改造这个世界。一些加入俄国革命运动的人对犹太人的命运并不感兴趣，这些人包括列夫·托洛茨基和尤里·马尔托夫（Yuli Martov），他们在俄国历史上留下了自己的印记。其他人试图组织一个犹太工人运动。1897年，他们创建了崩得（Bund），一个致力于保护犹太工人免受其雇主剥削的犹太人马克思主义政党，绝大部分成员都是犹太人。由于建立在明确的群众基础上，崩得成功地吸引了底层阶级。另一部分犹太青年也受到俄国革命党殉道者神话的影响，对于犹太人在任何他们所居住的国家获得公正对待感到绝望，选择在一个将来是他们自己的国家改革犹太社会。这些人都是学生，他们创建了选择定居在美国的“永恒之民运动”，以及比卢（“雅各家啊，让我们行走”的缩写）协会，目的是在巴勒斯坦建立殖民地。他们的活动为其他许多犹太复国主义-社会主义团体所仿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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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的犹太民族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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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犹太人在东欧的安全感不断被削弱，现代反犹主义也在西欧出现了。对犹太人的憎恨并非新事物，但这一次它以种族主义和宿命论为特征，其目标指向不是犹太宗教而是犹太种族。宗教可以改变，但种族不能。在日益世俗化的时代，宗教憎恨似乎已成为过去，但种族仇恨是现代的和最新的：它以科学的达尔文主义的语言被叙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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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犹太人的旧有憎恨的目标是外来的、不同的犹太人，而反犹主义的目标是与其他人相似的犹太人，他们操着当地语言，他们的语言和行为都是中产阶级的，他们参与甚至创造了民族文化。反犹分子指责犹太人导致了资本主义社会的所有邪恶，煽动革命，破坏现存秩序。他们将犹太人描绘为寄生虫，无法创建他们自己的社会或文化，他们骑在其他民族的背上，模仿或歪曲后者的文化。由于犹太人无法真正融入一种文化中，他们的文化创造是虚假的，既非真实的也非原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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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上，守教的犹太人将旧有的对犹太人的憎恨视为既定世界秩序的一部分，认为直到弥赛亚降临不会改变，这个裁决犹太人必须接受和忍受。新的反犹主义伤害了这样一种观念，即犹太人认为他们是其居住地民族一部分并具有平等权利和义务，因此不再是一个犹太“社团”。现在他们发现，他们所有人都被归并在臭名昭著的称呼——“犹太人”之下。正如耶彻泽科尔·考夫曼所写到的，这种被异化的拯救，即犹太人融入主体社会的期盼和希望，现在表明是一座海市蜃楼。宪法意义上的平等并没有带来社会融合，德国人或法国人当然也不会承认犹太人是他们民族的有机组成部分。在其回忆录中，格尔肖姆·肖勒姆（Gershom Scholem）描绘了犹太人对反犹主义兴起的不同反应。一些人选择忽视它，因此肖勒姆的父亲认为实际上他是德国人，即使他因为对犹太会员不断增强的敌意而被迫离开他所属的俱乐部。肖勒姆的一个兄弟直到去世前都一直是一名德国爱国主义者，声称希特勒不能决定他是否为一名德国人。另一个兄弟是共产主义者，死于布痕瓦尔德集中营，而他本人则由格尔哈德（Gerhard）随后改名为格尔肖姆，转向了犹太复国主义。[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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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其他民族主义运动一样，犹太民族主义由一种通过接触现代性而产生的新自尊和一种来自世俗教育的新的社会敏感组成。来自主体社会的民族主义排斥情绪深深地伤害了这些现代的、世俗的犹太人。厄内斯特·盖尔纳（Ernest Gellner）将民族主义运动的形成与受教育民众数量的增长，伴随着工业化进程而来的人员、商品、观念和宣传的更大流动性，以及未能实现融入主体社会的期望所产生的挫败感联系在一起。在这种排斥性族群中出现的知识分子是民族主义运动发展过程中的第一步，他们可以通过得到改进的通信方式来传播其信息。可以在犹太人中间看到这种相似的过程：在过去许多个世纪对“犹太人”的本能认同，无须任何民族意识，也没有在政治上表达犹太人情感的欲望，现在成为一种民族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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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19世纪犹太社会的主流趋势相对，民族主义运动最主要的诉求是，承认有着共同过去、现在甚至未来的犹太民族的存在。它将这个民族视为拥有内在价值的群体，并且是世界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与马克思同时代的德裔犹太社会主义者摩西·赫斯（Moses Hess），在其《罗马与耶路撒冷》（Rome and Jerusalem）中，将国际大家庭比作一支管弦乐队，如果有一种乐器——犹太民族——被忽略，它将无法和谐地演奏。[13]与赫茨尔一样，其他人将犹太民族性的存在视为注定的，一种不可逃避的命运。这两种观点都要求承认犹太人的独特性，不仅是作为个体也包括作为集体的独特性。对于中欧和西欧地区的犹太人来说，“我们是一个民族——一个民族”！赫茨尔的著名呼吁传递出的是一个解放的信号。相反，对于东欧犹太人来说，这是他们政治状况的鲜明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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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民族运动（和作为民族运动后来者之一的犹太复国主义）的特征之一就是寻求合法性，合法性通常有赖于证明该民族古老性的谱系，包括该民族对领土和主权的历史性权利，该民族文化的优美，及其对世界文化的贡献。犹太民族的谱系依赖《圣经》，但存在悖论的是，由于直到19世纪《圣经》都被视为地位次于犹太口传律法。所以，虽然孩子们在经学堂学习《摩西五经》，但只是把它当作学习更重要的著作，例如《塔木德》和宗教裁决的入门导引。新教徒重新发现了《圣经》，并赞扬它对于教育青年一代的重要性。犹太人回归故土作为拯救世界第一步的想法似乎也起源于19世纪40年代在英国兴盛的英国福音派新教徒的一个特定群体，他们把这个观念传播到犹太人圈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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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可能返回以色列的观念从远古时代起就是犹太民族精神观念的一部分。毕竟犹太人每天都祈祷返回锡安。每逢逾越节他们都会诵读，“明年在耶路撒冷见”，在每个阿布月第九日他们都哀悼圣殿的毁灭。在17世纪，犹太世界被一位假弥赛亚萨巴泰·茨维（Shabbetai Zvi）的出现所鼓动，他承诺结束犹太人的流放和使犹太民族返回以色列地。对锡安的渴望当然是犹太人精神和情感的内在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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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在这种渴望和犹太复国主义之间存在着本质的不同。许多个世纪以来，犹太人都聚焦于奇迹般的救赎，以作为改变现存世界秩序的灾难性事件的一部分来发生。直到那时，弥赛亚救赎都笼罩在未来的迷雾之中，犹太人安于流散地的生活而不强行推动它的到来。在19世纪世俗犹太人和宗教犹太人中间传播的这些观念是完全不同的。与消极等待弥赛亚的到来不同，世俗犹太人认为，犹太民族可以将其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通过他们自己的行动改变处境。这种概念遭到了保守派宗教人士的强烈反对，他们将之视为对神意的违背。另一方面，左派分子反对这种建立在宗教之上的概念——受到一定程度启蒙的犹太人应当与之保持距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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