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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犹太人的旧有憎恨的目标是外来的、不同的犹太人，而反犹主义的目标是与其他人相似的犹太人，他们操着当地语言，他们的语言和行为都是中产阶级的，他们参与甚至创造了民族文化。反犹分子指责犹太人导致了资本主义社会的所有邪恶，煽动革命，破坏现存秩序。他们将犹太人描绘为寄生虫，无法创建他们自己的社会或文化，他们骑在其他民族的背上，模仿或歪曲后者的文化。由于犹太人无法真正融入一种文化中，他们的文化创造是虚假的，既非真实的也非原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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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上，守教的犹太人将旧有的对犹太人的憎恨视为既定世界秩序的一部分，认为直到弥赛亚降临不会改变，这个裁决犹太人必须接受和忍受。新的反犹主义伤害了这样一种观念，即犹太人认为他们是其居住地民族一部分并具有平等权利和义务，因此不再是一个犹太“社团”。现在他们发现，他们所有人都被归并在臭名昭著的称呼——“犹太人”之下。正如耶彻泽科尔·考夫曼所写到的，这种被异化的拯救，即犹太人融入主体社会的期盼和希望，现在表明是一座海市蜃楼。宪法意义上的平等并没有带来社会融合，德国人或法国人当然也不会承认犹太人是他们民族的有机组成部分。在其回忆录中，格尔肖姆·肖勒姆（Gershom Scholem）描绘了犹太人对反犹主义兴起的不同反应。一些人选择忽视它，因此肖勒姆的父亲认为实际上他是德国人，即使他因为对犹太会员不断增强的敌意而被迫离开他所属的俱乐部。肖勒姆的一个兄弟直到去世前都一直是一名德国爱国主义者，声称希特勒不能决定他是否为一名德国人。另一个兄弟是共产主义者，死于布痕瓦尔德集中营，而他本人则由格尔哈德（Gerhard）随后改名为格尔肖姆，转向了犹太复国主义。[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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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其他民族主义运动一样，犹太民族主义由一种通过接触现代性而产生的新自尊和一种来自世俗教育的新的社会敏感组成。来自主体社会的民族主义排斥情绪深深地伤害了这些现代的、世俗的犹太人。厄内斯特·盖尔纳（Ernest Gellner）将民族主义运动的形成与受教育民众数量的增长，伴随着工业化进程而来的人员、商品、观念和宣传的更大流动性，以及未能实现融入主体社会的期望所产生的挫败感联系在一起。在这种排斥性族群中出现的知识分子是民族主义运动发展过程中的第一步，他们可以通过得到改进的通信方式来传播其信息。可以在犹太人中间看到这种相似的过程：在过去许多个世纪对“犹太人”的本能认同，无须任何民族意识，也没有在政治上表达犹太人情感的欲望，现在成为一种民族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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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19世纪犹太社会的主流趋势相对，民族主义运动最主要的诉求是，承认有着共同过去、现在甚至未来的犹太民族的存在。它将这个民族视为拥有内在价值的群体，并且是世界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与马克思同时代的德裔犹太社会主义者摩西·赫斯（Moses Hess），在其《罗马与耶路撒冷》（Rome and Jerusalem）中，将国际大家庭比作一支管弦乐队，如果有一种乐器——犹太民族——被忽略，它将无法和谐地演奏。[13]与赫茨尔一样，其他人将犹太民族性的存在视为注定的，一种不可逃避的命运。这两种观点都要求承认犹太人的独特性，不仅是作为个体也包括作为集体的独特性。对于中欧和西欧地区的犹太人来说，“我们是一个民族——一个民族”！赫茨尔的著名呼吁传递出的是一个解放的信号。相反，对于东欧犹太人来说，这是他们政治状况的鲜明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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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民族运动（和作为民族运动后来者之一的犹太复国主义）的特征之一就是寻求合法性，合法性通常有赖于证明该民族古老性的谱系，包括该民族对领土和主权的历史性权利，该民族文化的优美，及其对世界文化的贡献。犹太民族的谱系依赖《圣经》，但存在悖论的是，由于直到19世纪《圣经》都被视为地位次于犹太口传律法。所以，虽然孩子们在经学堂学习《摩西五经》，但只是把它当作学习更重要的著作，例如《塔木德》和宗教裁决的入门导引。新教徒重新发现了《圣经》，并赞扬它对于教育青年一代的重要性。犹太人回归故土作为拯救世界第一步的想法似乎也起源于19世纪40年代在英国兴盛的英国福音派新教徒的一个特定群体，他们把这个观念传播到犹太人圈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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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可能返回以色列的观念从远古时代起就是犹太民族精神观念的一部分。毕竟犹太人每天都祈祷返回锡安。每逢逾越节他们都会诵读，“明年在耶路撒冷见”，在每个阿布月第九日他们都哀悼圣殿的毁灭。在17世纪，犹太世界被一位假弥赛亚萨巴泰·茨维（Shabbetai Zvi）的出现所鼓动，他承诺结束犹太人的流放和使犹太民族返回以色列地。对锡安的渴望当然是犹太人精神和情感的内在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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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在这种渴望和犹太复国主义之间存在着本质的不同。许多个世纪以来，犹太人都聚焦于奇迹般的救赎，以作为改变现存世界秩序的灾难性事件的一部分来发生。直到那时，弥赛亚救赎都笼罩在未来的迷雾之中，犹太人安于流散地的生活而不强行推动它的到来。在19世纪世俗犹太人和宗教犹太人中间传播的这些观念是完全不同的。与消极等待弥赛亚的到来不同，世俗犹太人认为，犹太民族可以将其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通过他们自己的行动改变处境。这种概念遭到了保守派宗教人士的强烈反对，他们将之视为对神意的违背。另一方面，左派分子反对这种建立在宗教之上的概念——受到一定程度启蒙的犹太人应当与之保持距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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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反犹集体迫害情况下出现于俄国的“圣山热爱者”群体，不再相信进步可以拯救犹太人，他们规模较小，在组织和创建定居点方面也缺乏经验，但开启了一个重大革新：他们不再将以色列地作为一个神话之地来谈论，而是开始将它作为一个可以定居的实际国家来提及。赫茨尔15年后所做的就是为这场民族主义运动增添政治成分，而这在他之前就已经开始了。这种想要彻底改变犹太人的心理和对待世界的态度，以及世界对待他们态度的渴望，是该群体留给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的革命性印记。号召犹太人行动起来，现在就采取实际行动，这是革命性的。格尔肖姆·肖勒姆称之为犹太人回归历史。正如其他民族运动所做的，这个新的运动借助了古代的神话和象征，绝大部分来自传统和宗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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赫茨尔和犹太复国主义的起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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犹太复国主义运动之父西奥多·赫茨尔在犹太历史上有着特殊地位。只要人们试图解释某些历史现象时，他们都保留着一种无法解释的、神秘的、神话般的要素。赫茨尔在犹太世界的出现及其充满活力的活动在不到10年内构成了这种现象：一场雷暴照亮了现实并将之唤醒，奠定了未来变化的基石。赫茨尔是一名匈牙利犹太人，他的家庭在获得解放后融入了德意志文化；他对犹太教的知识十分匮乏，对犹太民族的知识也比较肤浅。作为19、20世纪之交维也纳的重要报纸《新自由报》的记者，他通俗小说方式的写作得到了主要是见多识广而愤世嫉俗的犹太人读者的欣赏。赫茨尔也试图尝试编剧，并获得了一定程度的成功。他在生命的最后10年所展露的坚韧精神、无穷精力、政治敏锐度和无尽的奉献精神，无法在他过往的个人经历中寻得任何蛛丝马迹。几乎在一夜之间，这个普通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就变为受其天职驱使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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赫茨尔出版于1896年的小册子《犹太国》（Der Judenstaat），类似于《什么是第三等级？》（What Is the Third Estate?）以及《常识》；由埃贝·西哀士（Abbé Sieyes）撰写的《什么是第三等级？》一书，激起了法国大革命的火花，而托马斯·潘恩的《常识》则为美国大革命争取到了普遍的支持。在赫茨尔小册子之前，耶胡达·莱布·平斯克1882年发表了《自我解放》，尽管平斯克对反犹主义的分析相对深入，但赫茨尔的伟大之处在于将这种现象置于现代的背景下并从中得出了具体的结论。赫茨尔阐释了现代反犹主义的多面特征，这些特征之间由相互对立的元素组成。犹太人既作为资本家也作为革命者遭到仇视；既是富人，又是穷人；既是受教育者，又是无知者；既是接受当地文化者，又是依然特立独行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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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重要的是，赫茨尔承认反犹主义来自欧洲权力分配中的新现象——民众的政治。赫茨尔断言，随着民族主义和民主化的兴起，民众的力量也在增加，犹太人面临的危险随之增加。他曾在维也纳和巴黎居住，见证了民众力量的不断增加。在奥地利，反犹主义政客卡尔·卢埃格尔（Karl Lueger）当选为维也纳市长，但没有得到弗兰茨·约瑟夫皇帝的批准，尽管如此，他还是被德意志大众再次选为市长。德国人感觉到波兰人和捷克人日益增长的民族主义的威胁，并仇恨犹太人在帝国城市的文化和经济生活中的显著成功，仇恨的政治因此非常适合他们。在巴黎，赫茨尔观察到民众在德雷福斯审判后的愤怒。然而，正如通常所认为的，并不是这场审判刺激了赫茨尔对于犹太人问题（反犹主义）的敏感神经。他的民族主义意识已经由不断增长的民众力量所唤醒，他在思考这些民众对待犹太人的态度意味着什么——即使在犹太人已经获得解放近一个世纪的国家。民众对犹太人的愤怒增强了他的信念，即犹太人不能被同化——不是由于他们不想，而是由于他们不被允许。从长远看，进步将改变这种状况，但在赫茨尔的议程上更紧迫的是这个问题：实际上还有多少时间来真正解决犹太人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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赫茨尔敏锐地觉察到潜在的生存威胁：犹太人的解放无论是已经失败还是获得超出预期的成功，它都建立在宪政平等的抽象原则之上。它并没有赢得民众的认可，那些民众拒绝接受犹太人作为公民整体的一部分。赫茨尔的结论很简单：没有必要去与反犹主义做斗争，以证明它的谬误，由于它扎根于基础深厚的思维定式，它是理性难以克服的，唯一的选择是避开它。犹太人是一个民族，他们需要一个自己的国家。赫茨尔对这种病症的本质及其治疗的毫不含糊的诊断是一种解脱：它结束了“假装所有事情都很好、解放可以解决这个问题”的半真实状态。受过良好教育的、已经被同化的犹太人发现自己被自认为所归属的文化和国家所拒斥，自尊心受到伤害，于是赫茨尔坦率而自豪地宣布：我们是一个民族——一个民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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赫茨尔的这一结论增加了另一层最初的概念：犹太人问题是一个全球性问题，它只有通过大国的帮助才能得到解决。用“问题”一词来讨论犹太人是一种贬低和居高临下的态度。人们提及“奴隶问题”和“妇女问题”都暗含着这些群体在地位上低下和需要获得解放。相比之下，将犹太人问题定义为一个国际性议题，赫茨尔将它从许多国家社会和族群政治的次要地位拿出来置于国际议程中。他辩证地看待欧洲国家公开的和隐秘的反犹主义，将之视为推动欧洲国家帮助建立犹太国家的力量。为了使它们摆脱难以控制的犹太知识分子、成功的犹太中产阶级、西方过多的犹太知识分子和东方的犹太穷人，欧洲国家将为开展一场现代版的“出埃及”提供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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赫茨尔对反犹主义的理解是极其敏锐的。他在日记中，将犹太民族比作一块滑向深渊而无法中途停止的滚石。“他们将要驱赶我们，他们将要谋杀我们？”他在一次演讲中发问道，并计划将这些想法传达给罗斯柴尔德家族。[14]尽管有这些噩梦，他仍然相信欧洲的人道主义和进步，认为欧洲人想要使自己摆脱犹太人，方式就是通过帮助后者建立他们自己的国家。他无法想象的是，这个“出埃及”有朝一日被奥斯威辛的火葬场所取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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赫茨尔深深扎根于现代世界，热爱并欣赏欧洲文化、歌剧、戏剧和音乐。他看到了缩短距离的新技术的潜力，使在50年前视为不可能的事情变得可以实现。现在短时间内将几百万人从一个大洲转移到另一个大洲是可能的，无须很大的痛苦和烦恼就可以进行大规模的殖民化运动。赫茨尔对现代世界如何开展这个可能让许多犹太人着迷的工程进行了描述。事实证明，犹太国家不是根据赫茨尔的方案建立的；它包括一系列巨大的困难。令犹太复国主义者欣慰的是，他没有预见到那些困难，否则或许他可能从一开始就对这个事业感到绝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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赫茨尔勾勒了将几百万犹太人从欧洲转移到巴勒斯坦的过程——他声称犹太人不能也不想被同化。他解释说，这个过程必须得到一份有约束力的国际文件的支持，以特许状社会的模式来保证犹太人在他们新国家的权利。特许状社会之前曾在英帝国建立，要么是为了促进白人殖民化，要么是为了获得贸易和其他特许权。犹太人应组织一个代表团，与大国开展谈判以获取特许状。如果赫茨尔在获得了赞誉并在被翻译成希伯来语、意第绪语、俄语和其他语言的《犹太国》出版后立即停止了活动，他将无法获得其在犹太先贤祠中不可撼动的地位。赫茨尔的伟大不仅在于他确认了目标，而且他采取了措施，1897年在巴塞尔召开了第一届犹太复国主义代表大会来实现其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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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之前，他曾尝试积极参与国际犹太慈善协会。这些组织致力于推动犹太人的生产化，教导贫困的犹太儿童一门技艺，以及将犹太人安置在阿根廷。它们由富有而令人尊敬的犹太人建立并受其严格控制，这些犹太人的目的令人赞赏但不带有民族主义主张。赫茨尔在提出其主张的起初阶段，他希望获得主要的犹太慈善家的支持，例如资助了阿根廷犹太垦殖运动的莫里茨·赫尔施（Moritz Hirsch）男爵，以及埃德蒙·德·罗斯柴尔德男爵。但他与这些人的会面并不成功。当他们同意接受他时，他们不是把他视为民族主义的先知，而只是作为知名的记者，并认为他的计划是缺乏现实根基的狂热想象的产物。赫茨尔的魅力，曾便于他与政客们的交涉，却没能征服这些慈善家。在与犹太富豪们的不成功交涉后，他决定写作《犹太国》——对于一个以记者为主业的人来说，这是可以预见的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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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本庄重的小册子带来的反响使赫茨尔得出结论，他必须创建小册子中提及的“犹太人协会”，它将代表犹太人根据章程进行协商。他有关代表大会的想法的创新之处在于，在犹太历史上，根据犹太复国主义思想组成的国际代表将首次在广泛的群众基础上开会。尽管参加代表大会的成员是能够负担差旅费用的受过教育的犹太中产阶级，但会议的理念是代表全体犹太人，并在犹太复国主义观念的基础上与外部人士交流。来自世界各地的代表参加了1897年的代表大会，在三天的会议过程中，形成了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的模型。永久性的机构建立起来了。作为某种形式的议会，代表大会每年或每两年召集一次。主席和执行委员会组成了一个执行机构，以在不同代表大会期间开展活动。地方的协会也形成了，其成员交纳会费——使用犹太复国主义者的货币谢克尔——和根据交纳会费的会员人数派遣代表参加代表大会。在那几天内，赫茨尔奠定了后来被称为“犹太国家雏形”的组织和政治基础。因此，它有着非常特别的意义，赫茨尔宣称“我在巴塞尔缔造了这个犹太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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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神奇的行动创造了犹太人的代表机构，它将作为法律代表与许多国家首脑开展谈判以帮助获取特许状，这是一个革命性的举动，向世界宣告一个新的民族运动的形成。作为负责处理新闻事务的人，赫茨尔很快邀请国际媒体的代表报道这个事件。他确保了会场的庄严，代表们身穿燕尾服，戴着白手套。现代性与古代符号的混合在犹太复国主义者使用的图像中十分显著。例如，代表证一面是西墙（圣殿城墙的废墟）的插图，另一面是耕种其土地的犹太农民形象。犹太复国主义旗帜，建立在犹太祈祷披肩塔利特之上，中心是大卫之星，这是赫茨尔的主意。纳夫塔里·赫尔茨·伊姆贝尔（Naphtali Herz Imber）创作的希伯来文诗歌《希望》（Hatikva）被采用作为这个运动的圣歌，不过代表大会的工作语言是德语，因为绝大部分代表的德语比较流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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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犹太复国主义领袖理查德·李希特海姆（Richard Lichtheim）将犹太复国主义定义为“欧洲给犹太民族的礼物”[15]，他的话强调了这场运动的民族主义新特征，这成为犹太民族与现代性之间的中介因素。这种叙述也反映了犹太复国主义接受了源自欧洲的政治组织和外交行动模式。赫茨尔把他在巴黎期间从波旁宫学到的政治悟性以及当时盛行的大世界概念和实践——国民大会、宪章、高层谈判、广泛行动等等——带到犹太复国主义运动中。这些活动领域在此之前对犹太民族来说一无所知。这就是这么多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的青年领袖来自西欧犹太人的原因，他们都是解放运动的毕业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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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之相反，犹太复国主义试图拯救的大众却生活在对西方文化知之甚少的东欧。当地许多犹太人仍然沉浸在宗教生活方式中，遵守着哈拉哈和传统。19世纪下半叶和20世纪初期，沙皇俄国的加速现代化影响了这个人口的广泛阶层：铁路使犹太小贩变得多余，载运等传统职业成为不必要的，许多手工业在工业化的背景下丧失了它们的经济地位。这些生计来源的失去，结合着1800—1900年沙俄犹太人中间的巨大的人口增长，导致了大规模的贫困。经济困难、缺乏人身安全保障以及缺乏希望的首选解决方案是移民海外。在19世纪和20世纪之交，移民美国被视为几百万悲惨犹太人的解决办法，有许多人前往“新世界”，但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俄国的犹太人口相比1882年有实际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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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赫茨尔的呼吁在西欧仅有很少的同情者，它主要是在东欧获得了广泛的群众支持。解放后的西方领导层回归到犹太人的身份，同时又有一大批讲意第绪语的忠诚支持者沉浸在犹太文化中。这似乎证实了犹太贤哲“囚犯并没有把他自己从囚禁中释放出来”的格言和摩西先例的真实性。因为摩西的例子表明，只有自由的人才能为被奴役的同胞带来自由。赫茨尔对许多素不相识的犹太民众发表演说，而犹太民众则几乎把他视为《圣经》中的人物——犹太人的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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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敖德萨为基地的“圣山热爱者”运动，在俄国集体迫害的背景下开始在巴勒斯坦建立垦殖点。从1889年阿哈德·哈姆（阿瑟·金斯博格）发表了《此路不通》（This Is Not the Way）的文章开始，他被视为这场运动最为重要的知识分子和道德角色。他的力量体现在他令人信服的分析和清晰易懂的希伯来风格。他毫不犹豫地发表了《来自以色列地的真相》（Truth from Eretz Yisrael，1891年），这篇文章揭露了巴勒斯坦青年垦殖事业中的所有失败。当时有关定居点政治和实践话题深思熟虑的观点十分稀少，支持犹太复国主义的报纸刊登了对巴勒斯坦生活的浪漫化描述，将之描绘成一个具有吸引力的国家，在这种情况下，哈姆的坦率被视为重要的政治行为。然而，尽管他是一个优秀的批评家，但他参与行动和领导的能力有限。直到赫茨尔出现在舞台，“圣山热爱者”运动都没有吸引到大众的支持，它只是原地踏步。赫茨尔的突然崛起，他为代表大会所做的准备工作和代表大会本身（被犹太和非犹太媒体报道），激发了犹太大众的想象，第一次催生了犹太复国主义观念的同情者群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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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哈德·哈姆对此并不热心。大规模移民进入巴勒斯坦并在那里建立犹太国家与他对犹太人问题及其解决方案的定义相矛盾。而犹太人问题——反犹主义——对于赫茨尔而言是这场运动必须面对的问题，对于阿哈德·哈姆来说，这个问题仅是“犹太教的问题”：解放和世俗化导致犹太人与其文化之间的联系削弱了。他不认为巴勒斯坦能为几百万犹太人提供解决方案，他认为犹太人应当移民到美国。他主张，犹太复国主义可以而且应该做的是在巴勒斯坦建立一个“精神中心”，其特征将是世俗的希伯来文化、希伯来语的复兴以及正直和道德。在那里，上帝选民的愿景将得以实现。作为犹太民族骄傲的源泉和光辉榜样，这个中心将体现出阿哈德·哈姆定义的“犹太教的精神”和发挥犹太人（尤其在西欧）为了同化而放弃其民族认同倾向的反作用力。这个“精神中心”将逐步发展，精心选择那些值得进入者加入，避免走捷径和政治冒险主义以及不切实际的期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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