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06560241
以色列：一个奇迹国家的诞生 第二章 犹太人、土耳其人、阿拉伯人：圣地上的首次相遇
1706560242
1706560243
在赫茨尔为获取定居巴勒斯坦的许可而开展广泛努力的同时，现代犹太定居点已经开始在巴勒斯坦出现，但赫茨尔对此并不予认可。
1706560244
1706560245
19世纪的巴勒斯坦
1706560246
1706560247
在19世纪之初，巴勒斯坦是奥斯曼帝国边远、落后的省份，帝国这时也处于衰落之中。贝都因人和费拉因人（阿拉伯农民）之间的自相残杀和冲突每天都在上演，导致道路被强盗和土匪控制而变得危险。这个地区几乎空空荡荡，仅有25万居民，包括集中在四大圣城（耶路撒冷、萨法德、太巴列和希伯伦）的6500名犹太人。
1706560248
1706560249
拿破仑在埃及和巴勒斯坦的军事行动在1799年围困阿卡期间由于一场流行病席卷其军队而以失败告终，然而，这次军事行动唤起了欧洲列强对巴勒斯坦和肢解奥斯曼帝国的兴趣，奥斯曼的虚弱在当时已经充分暴露。1831年，埃及统治者穆罕默德·阿里帕夏征服了巴勒斯坦。他统治巴勒斯坦直到1840年，致力于开展稳定的统治和加强居民安全，这个过程即使在巴勒斯坦由于欧洲列强的压力回归奥斯曼帝国统治后仍在继续。为了显示他的政府要比奥斯曼政权开明，穆罕默德·阿里允许欧洲列强派遣外交代表进驻圣地。
1706560250
1706560251
结果是，当巴勒斯坦恢复了奥斯曼的统治时，当局已无法对非穆斯林紧闭大门，一系列协议确保了外国公民通过其领事馆得到保护。非穆斯林被给予了与穆斯林同等的权利，甚至被允许购买土地，其条件是以与奥斯曼法律相一致的方式进行管理。法国、英国、奥地利、俄国、德国都在巴勒斯坦开设了领事馆。一个德国新教主教辖区在耶路撒冷建立，很快也为其他组织所仿效。从16世纪末以来这个城市的建设就陷于停滞，但现在天主教、新教和希腊正教教会都加速建造教堂、孤儿院、医院和学校。随着当地安全形势的改善以及在轮船出现后交通运输成本的下降，成千上万的基督徒前往圣地朝圣。教会为他们建造了收容所，其中给人印象最深的是奥古斯塔·维多利亚医院和教堂，一座宏伟的建筑主宰着耶路撒冷的天际。19世纪中叶，德国新教教会的圣殿骑士团开始迁往巴勒斯坦；在1868年至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他们建立了7个定居点并拥有2 200名居民。圣殿骑士团是巴勒斯坦现代化的先锋。他们的定居点是规划、秩序和组织的光辉榜样。它们证明了尽管奥斯曼政府设置了重重困难，但欧洲人在巴勒斯坦定居是可能的。
1706560252
1706560253
到19世纪40年代末，轮船频繁地从马赛、敖德萨、的里雅斯特驶入巴勒斯坦。为了庆祝苏伊士运河在1869年开通，巴勒斯坦的第一条公路在雅法和耶路撒冷之间修建，这两座城市之间的马车和货车运输随之开始。直到这时，运输仍主要依赖牲畜。邮件和电报服务的开通，将巴勒斯坦和外部世界联结起来。
1706560254
1706560255
奥斯曼帝国的文明秩序机构（相对于过去存在的），地方势力之间的战争平息，贝都因人对村庄侵扰的停止，健康和教育服务状况的改良，这一切都导致可耕地和人口的增长。到19世纪70年代末，当地人口已达到38万，而犹太人口也增加至2.7万。最显著的增长是在耶路撒冷，当地的犹太人从1800年的2 250人（该城市总人口为9 000）增加至1.7万人（该城市总人口为3.15万）。甚至在犹太复国主义移民开始之前，犹太人就已构成了这座城市的多数。
1706560256
1706560257
主要的增长是在阿什肯纳兹犹太人。他们在19世纪初的耶路撒冷人数较少，而到1880年他们要比塞法迪犹太人多不少。绝大部分阿什肯纳兹犹太人集中在科勒伊姆的慈善机构，这个机构建立在其来源国的经济资助以维持“学者社会”的目标之上，这些耶希瓦学生拥有妻儿，但不以工作来谋生。这种慈善基金的分配被称为哈鲁卡（haluka）。因为只有很少一部分阿什肯纳兹犹太人拥有收入，他们生活在极度的贫困中。与之相对，塞法迪犹太人通常不遵从“学者社会”的模式，通过手工业和贸易来维持生计。由于他们流利地使用该国的语言和熟悉当地的生活方式，他们得以参与到当地乃至国际贸易和金融活动中。
1706560258
1706560259
雅法是吸引犹太人定居点的新中心之一。在18世纪初，雅法还是一个无足轻重的港口城市。随着旅游人数和基督徒朝圣者的到来，耶路撒冷迅速发展，雅法成为进入该地区中心最重要的入口。1892年，雅法和耶路撒冷之间的铁路开通，雅法的重要性进一步提升。在雅法城周围有着巴勒斯坦第一批柑橘园，它们由阿拉伯人种植。“雅法牌”柑橘的出口使该城市成为本地区主要的出口口岸。到1880年，雅法的人口达到1万人，包括大约1 000名犹太人。在该地区北部，海法城开始发展，在很短时间内，它超过阿卡成为该地区的主要港口。
1706560260
1706560261
迁出和迁入的移民概况
1706560262
1706560263
约瑟夫·埃利亚胡·切罗基（Joseph Eliyahu Chelouche）1870年出生于雅法，其父亲是来自阿尔及利亚奥兰的移民，母亲是来自巴格达的移民。他在回忆录里描绘了在第一次阿里亚的首批成员之间的相遇，以及同一时期雅法的塞法迪犹太精英的情况。切罗基一家十分虔诚，其男性成员在固定时间进行例行祈祷，并从事几个小时的《托拉》学习。在他们大房屋中预留了一间宽敞的房间以作为犹太教会堂。耶索德·哈马拉委员会的成员——他们为由“圣山热爱者”建立的第一批莫沙夫购买土地——在切罗基家中受到了热情欢迎，尽管切罗基一家也存在一些疑惑：访问者穿着欧洲服装（有些还戴着眼镜），尽管他们说希伯来语（塞法迪犹太人说的是希伯来语），但仍为一个疑问而苦恼，即他们是不是真正的犹太人？像该家族的其他成员一样，年轻的约瑟夫好奇道：如果他们是犹太人，那么为什么他们不遵守穿戴仪式服装的规定？尽管有着这些疑惑，但雅法著名的塞法迪犹太人家族——切罗基家族、阿姆扎勒格家族、莫亚勒家族——还是与第一批移民之间建立了密切的关系，第一批移民希望在巴勒斯坦购买土地过程中寻求他们的帮助。对于新来者而言，他们不说当地语言，也对其习俗较为陌生，而这些家族提供的帮助为新移民了解奥斯曼统治下的巴勒斯坦，了解政府官员的多样性及其对克服犹太定居点的障碍提供了门径，并为克服这些障碍提供了策略。
1706560264
1706560265
1882年以建立犹太政治立足点为独特民族主义目标的第一批犹太定居点创建，这标志着巴勒斯坦和犹太民族史上新时代的开端。弗拉基米尔·杜布诺夫（Vladimir Dubnow）是第一波移民浪潮中来到巴勒斯坦的比卢协会成员。在一封写给其兄长、提倡为流散地犹太人争取民族权利的历史学家西蒙·杜布诺夫（Simon Dubnow）的信中，弗拉基米尔·杜布诺夫为他的团体设定了这一目标：“终极目标或敬虔的愿望（pia desideria）就是在适当的时候控制巴勒斯坦，并使犹太人重获他们已被剥夺了2000多年的政治独立。”由于清楚地意识到他的兄长会考虑到这点，他补充道：“不要嘲笑，这不是一个妄想。”他将这个目标解释为，需要在巴勒斯坦创造一个坚实的犹太经济基础：“简言之，力争并确保所有的土地和所有的生产都控制在犹太人手中。”他认为在巴勒斯坦确立犹太人的存在需要从“学者社会”转向使用火器：“在自由和野蛮的土耳其，任何事情都是可能的。”他注意到，并补充了这一愿景：“届时……在此我可以大胆畅想……伟大的一天将到来，这一天的到来是由先知以赛亚在其充满激情的安慰之歌中所预言的。而犹太人将实现崛起，手中握有武器（如果需要的话）；他们将大声地宣告自己是古老家园的主宰和主人。”[1]但值得怀疑的是，是否绝大多数第一波移民都拥有这些远大的梦想。
1706560266
1706560267
在遇到这个国家现有的犹太居民后，新移民快速地将他们自己定义为“新伊休夫（犹太人社区）”，将他们的前辈定义为“旧伊休夫”。这些标签被认为代表着不同的目标、生活方式以及新旧两大类型。巴勒斯坦和流散地的媒体都将旧伊休夫描绘为狂热的极端正统派。他们集中居住在四大圣城（首先是耶路撒冷），依靠哈鲁卡基金的资助为生，排斥任何生产性的尝试，并对外部世界紧闭大门，因此也明确反对犹太复国主义思想。新伊休夫被描绘为开明的和受过良好教育的团体，建立了农业定居点，致力于生产性的生活，并拥有犹太复国主义的政治意识。但与任何标签一样，这些界定模糊了这两大类型的许多变异。
1706560268
1706560269
尽管有着宗教狂热主义精神，但旧伊休夫也经历了缓慢的变化，这种变化包括寻求就业和住房等方面的现代化。耶路撒冷老城城墙外的第一批定居者来自旧伊休夫，他们由于过度拥挤而选择搬离老城。在科勒尔基金的帮助下，犹太街区在耶路撒冷的北部和西部建立，这都预示着变化的到来。正是来自老城的犹太人首先尝试在巴勒斯坦建立农业定居点，该定居点1878年在梅拉贝斯（后来更名为佩塔提克瓦）建立。尽管这些定居者受到在圣地遵守诫命的愿望的驱动，但他们的确愿意从事农业生活，这在某种意义上就是一场革命。
1706560270
1706560271
另一方面，如果有词汇被用来指称忠于犹太复国主义思想的信号的话，那么并不是每个第一代阿里亚成员都配称为“新伊休夫”。许多新移民与其旧伊休夫先辈很类似：他们急于前往耶路撒冷以期获得哈鲁卡基金的资助。其他许多人是这一时期离开东欧的移民浪潮（尤其是前往美国）的一部分。这些移民很显然构成了第一次阿里亚（1881—1904）和第二次阿里亚（1904—1914）的绝大部分，移民前往巴勒斯坦的动机与前往其他地方的动机一样：更好的生活；获得安全，免遭来自沙俄当局的集体迫害和歧视的恐怖；为他们的子女争得新的希望。他们是城市居住者，因此渴望继续居住在城市，而不想尝试农业定居点。他们来到巴勒斯坦几乎是由于偶然，或许是由于他们听到了劳伦斯·奥利芬特（Laurence Oliphant）在巴勒斯坦安置犹太人的活动，或者世界以色列人联盟[2]对定居点活动的支持，或者是由于经海路前往中东要比前往美国便宜，因为前往巴勒斯坦的路途更短，也可更便捷地回家。
1706560272
1706560273
第一次阿里亚时期也包括来自“圣山热爱者”相对较小的团体，该组织在他们的母国俄国和罗马尼亚都有分支，以便在巴勒斯坦购买土地，用于犹太农业定居点。受民族主义动机的驱使，这些团体包括两大知识分子群体。首先是由青年人构成的比卢协会，他们中的一些人在俄国接受了高等教育。集体迫害之后，他们对融入俄国社会感到失望，于是决定“回到犹太民族”，在巴勒斯坦建立一个独立的犹太实体，梦想着拥有犹太主权（类似于弗拉基米尔·杜布诺夫的构想，尽管他本人很快返回俄国）。这些青年人都是单身、受过教育的自由思想者，受到一种理想和远大计划的激发而开始组织一场群众运动。但他们引人注目的目标与其执行这些目标的能力相脱节，这是由缺乏经验、缺少资金和巴勒斯坦的现实所致。一旦他们的崇高愿望屈服于残酷的现实，他们就放弃了浮夸，转而集中于建立一个垦殖点，以作为追随他们前来者的模范定居点。作为一个小规模的团体，比卢运动受到他们从俄国革命运动中吸收的民粹主义思想的影响，他们致力于将之运用到犹太复国主义事业。他们没有留下真正的定居点遗产。绝大部分人甚至在他们到来之前就分散了，但在众多努力下，有一小部分人定居在盖代拉，他们在那里被迫遵守宗教生活方式。他们的青春梦想残留下来的仅是比卢传奇，这是随后几十年里理想主义青年群体的一个光辉榜样，这些人将比卢运动视为定居谱系中的第一根链条。第二个团体由中产阶级青年、受过教育的有产者构成，他们持有自由的观点（这个团体成员的行为让青年约瑟夫·切罗基感到震惊），受到民族主义思想的驱动。
1706560274
1706560275
“圣山热爱者”的其余成员都是与其家庭一道前来的中年犹太人，结合着个人和民族主义的动机。他们想在巴勒斯坦过上自由的生活，“坐在自己的葡萄树和无花果树下”。总的来说，他们是虔诚的信徒，没有受过教育，没有领导能力。他们是小店主或神职人员，对农业劳动没有任何概念。一些人甚至在1881年集体迫害之前就已开始考虑移民巴勒斯坦，但直到这场暴乱后觉醒的犹太复国主义才促使他们将这一想法转化为现实。
1706560276
1706560277
在这时移民是一个选项，而非必需，许多新来者选择在一段时间后离开巴勒斯坦，尤其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那些年，来自俄国、加利西亚和罗马尼亚的移民继续前往美国或其他可能的地方。对于许多人来说，巴勒斯坦只是一个没有关闭边界国家的流浪汉中转站，因为进入这一地区无须护照。广为接受的估计是，第一次阿里亚由6万人构成，其中至少一半离开了巴勒斯坦，有些人甚至认为离开者的比例达到了70%。1904年，在第二次阿里亚前夕，巴勒斯坦犹太社区人口达到了5.5万人左右（包括自然增长），其中1万~1.5万居住在莫沙夫和雅法的新伊休夫，少数人居住在耶路撒冷和其他城市。随后的10年间，大约4万移民来到了巴勒斯坦，其中超过60%永久性离开了，有些人估计这个数字甚至更高。
1706560278
1706560279
绝大部分第二次阿里亚的移民在本质上与第一次阿里亚并无不同。与第一次阿里亚一样，第二次阿里亚包括一个不超过3000人的精英团体：年轻的单身男女受民族主义理想的驱动来到巴勒斯坦。甚至在这个团体中，存在残酷的选择过程。在大卫·本-古里安看来，90%的人将以离开作为结束；出生于波兰的他1906年来到巴勒斯坦，当时仅有20岁，后来成为以色列的第一任总理。[3]但正是这个小团体的成员塑造了民族精神、历史书写以及领导层。当我们谈及第二次阿里亚时，通常都是指这个选择性的团体。
1706560280
1706560281
移民和定居的现实显示出在移民的初始动机与其实际行动之间并无直接关联：许多人并不是带着成为忠诚爱国者的期望与意识形态而来，而很少一部分准备牺牲的理想主义者在遭遇艰苦的现实后也选择了离开。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移民巴勒斯坦不是犹太复国主义的一项基本原则，离开巴勒斯坦也不具备污名化的特征。离开的行为，要么短期离开要么永久离开，都是巴勒斯坦生活的一部分。不少犹太复国主义领袖和希伯来文化名人前来参观巴勒斯坦，但没有多少人留下来。“我们的同伴以及整个犹太复国主义运动中的最杰出者居住在流散地，期盼巴勒斯坦对他们就已经足够了，”伊扎克·本·兹维抱怨道，并补充说，“他们来自国外，他们只是看一眼我们生活中的古老和现代因素，然后回去。”[4]
1706560282
1706560283
农业定居点，1882—1904
1706560284
1706560285
尽管新的城市伊休夫，尤其是雅法，吸收了绝大部分移民，但巴勒斯坦的犹太复国主义定居点的形象仍是农业的。一些因素导致了农业的吸引力：耕种土地的浪漫化；移民有限的技术；渴望为犹太人的土地所有权奠定基础。
1706560286
1706560287
尽管可以看到资本主义19世纪出现在西欧，甚至东欧，这为企业家精神、商业和金融业创造了经济基础，但马克思主义的出现重新确认了工人的地位。马克思主义者认为，无产阶级通过其劳动创造了持久的财富；所有其他阶级都在像水蛭一样靠榨取工人所创造的剩余价值为生。这个概念是18世纪重农学派思想的延续，他们把劳动者置于首要职业的地位，将经济中的中介因素边缘化。由于犹太人的非生产性和对其他人劳动的剥削，这些思想学派都将犹太人置于劣等地位。现代反犹主义支持着犹太寄生虫形象，这种形象自启蒙运动以来就渗透于大众以及犹太人的话语中。所有的现代犹太慈善协会都将耕种土地作为将犹太人从其被认为的经济边缘地位中拯救出来，并赋予他们在社会中的生产性地位的方式，因此，他们在全世界范围内推动农业定居点计划的倡议。
1706560288
1706560289
另一种因素是有关城市的浪漫观念——工业化及其导致的异化之摇篮——也是一切邪恶的根源。正如卢梭的《爱弥儿》描述的，理想就是回到天真的失乐园——农业社团，一种接近自然和与各要素直接接触的生活。在俄国，民粹主义者赞美纯朴的农民，认为他们代表了自然的、真正的、根本的本质，与贵族和正在城市中出现的新兴资产阶级相反。他们认为俄国农民及其村社蕴藏着在俄国实现社会主义政权的可能性，而无须首先经历残酷、剥削性的资本主义之路。
[
上一页 ]
[ :1.70656024e+09 ]
[
下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