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06560730
皮尔委员会将巴勒斯坦界定为具有两种经济和两种文化的二元国家，居住在一起的两大民族彼此分离。按照这种观点，将这个地区分治为两个国家是两大民族发展的不可避免的结果，英国政府在其中只起到很小的作用。绝大部分研究者今天接受了这种观念。然而，另一种思想派别将这种二元性——回顾起来是分治本身——视为委任统治政府深思熟虑的政策，而这是建立在有利于犹太人的基础之上的。这个派别认为巴勒斯坦经济和社会的萌芽对于犹太人和阿拉伯人是同样的，在政府的支持下可以沿着合作的方向发展从而创造一个单一社会，而非分离的社会。该派别明确地指责当局的经济和就业政策（例如，在犹太经济能力和整个地区的经济能力之间进行区分），分开的教育和健康服务体系，分开的族群市政单元，等等。这种政策允许了犹太人培育其自治的种子，实际上为分离的社会和认同奠定了基础，并提供了鼓励。
1706560731
1706560732
事实上是否存在形成一个共同的巴勒斯坦阿拉伯-犹太社会的可能性？每轮暴力浪潮造成了这些民族社团的进一步疏远和分离，各自集中在自己的领土内。某种程度上，奥斯曼时期存在的混住城镇和建筑、商业领域的合作，甚至共有的休闲活动，到这一时期不断变少。20世纪20年代曾有过建立联合工人组织的尝试，但在30年代消失了。尽管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犹太人和阿拉伯人的经济加速发展，但阿拉伯社团仍主要是农业的和传统的社团，而绝大部分犹太社团是城市的和现代的社团。因此，它们之间的差距不断加大。
1706560733
1706560734
委任统治官员发现人们希望当局允许外国人进入巴勒斯坦定居和发展，同时致力于改变现有的环境以有利于这些外国人。这种状况对他们来说似乎较为陌生，也不适合他们的殖民传统。不同之处在于，在其他很多殖民地，定居者都是英国的臣民，例如澳大利亚、加拿大和南非等国的殖民地都是英国人殖民遗产的一部分。但在巴勒斯坦，委任统治当局被设想帮助那些自命不凡的外国人，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不会讲英语，不知道自己的位置，并且频繁地抱怨和提出要求。由于犹太人的权利建立在委任统治法律文件之上，他们期望得到来自当局的优先对待，而这实际上并未获得。政府最多“口头上表示赞成”，正如《贝尔福宣言》赞成建立一个犹太民族家园，但它认为那个民族家园将由犹太人自身建设。
1706560735
1706560736
犹太人的期望和现实之间的差距是不断摩擦的根源。在委任统治的第一个10年，进入巴勒斯坦的移民与犹太经济体系的承受能力相一致，这个标准犹太人也当作事实加以接受。但从第二个10年开始，移民活动成为争论的焦点和犹太复国主义者产生挫败感的中心。委任统治法律文件第六款授权建立密集的犹太人定居点，但它从未得到贯彻。除去边远地区的一些无足轻重的土地（例如分配给死海工作队的土地），犹太人没有被给予第六款指明的国有土地作为定居点。直到委任统治结束，所有犹太人拥有的土地都是以全价购买所得的。
1706560737
1706560738
犹太人要求实行保护性关税以有利于这个国家年轻的工业，但这对阿拉伯人意味着进口成本的增加，他们反对这种措施。另一方面，在巴勒斯坦维持高粮价有利于阿拉伯农民，但不利于犹太城市居民。犹太人抱怨他们没有根据其人口所占的百分比被政府雇用，这当然也与他们对政府预算的贡献不一致。政府承认这一点，但拒绝给予犹太人高于阿拉伯人的薪水，后者愿意以更低的工资工作。这些只是犹太人利益与阿拉伯人利益之间不断冲突事例中的少数，而政府发现自己被夹在中间左右为难。
1706560739
1706560740
有意无意地，委任统治政府的经济自由主义和对国内生活的不干预政策允许犹太社区建立一种非常复杂的自治政府体制，从而保护和培育了它的独特文化认同。当皮尔委员会得出巴勒斯坦存在两大不同民族认同的结论时，它主要是对两大不同教育体系的存在和各自教育学生忠于本民族及其世界观的反映。委任统治下的经济发展强调了犹太经济体系与阿拉伯经济体系之间的不同：一个是充满活力的、创新的、倾向于积极主动的和工业型的体系，而另一个则是农业的、保守的、愿意接受创新但缺乏积极主动性的体系。这两种经济体系的发展都令人印象深刻，但在生活方式和生活水准上有着巨大的差别。
1706560741
1706560742
而委任统治政府试图在犹太人和阿拉伯人中间创建一种“巴勒斯坦”忠诚和公民意识，它承认了两大经济体系和两个社会的事实存在。两大经济体系（尽管也存在接触、合作，甚至共同利益，例如在柑橘种植者中间）的区分反映了双方都期望保护其独特性、传统和文化。随着犹太人与阿拉伯人之间的紧张加剧，他们共同生活的结构——这种结构即使是最低程度的存在——瓦解了。在这个时候，英国这头奶牛没有去喂奶，而犹太人和阿拉伯人这两头牛犊强烈地拒绝进食。
1706560743
1706560744
委任统治的30年过渡时期促使犹太人在巴勒斯坦建立了他们自己的社会和经济。没有英国刺刀的保护，犹太社区将无法在规模和力量上得到发展，直至它跨过了不能回头的一步。阿拉伯民族主义的发展是犹太民族家园发展的后果，值得怀疑的是英国对阿拉伯民族运动的强硬政策——正如犹太活动家所要求的——可以改变这场运动的方向。而且，这种行为违背了英国传统的殖民政策。对英国而言，巴勒斯坦是一个兴趣点，但是一块烦心的殖民地，当维持它的代价超出其收益时，它选择了离开，并对这个决定不带有痛苦。对于犹太人而言，这是无处可去的民族运动的关键时刻。在整个委任统治时期，犹太人与阿拉伯人之间没有重要的交涉。阿拉伯人没有理由放弃他们对巴勒斯坦的专属所有权，而犹太人也从未放弃这种所有权。
1706560745
1706560746
[1]Yigal Elam, “Historia politit, 1918-1922” (Political History, 1918-1922),Toldot hayishuv hayehudi be’Eretz Yisrael me’az ha‘aliya hashniya(History of the Jewish Community in Palestine since the First Aliya), Moshe Lissak (ed.),TheBritish Mandate Period, Part One, Jerusalem: Israel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2001, p. 171; E. L. Woodward et al. (eds.),Documents of British Foreign Policy, 4,London, 1952, p. 345.
1706560747
1706560748
[2]November 12, 1939, Mapai Central Committee.
1706560749
1706560750
[3]Nathan Alterman, “Mikol ha‘amim” (Of All the Nations), The Seventh Column, vol. 1, Tel Aviv: Hakibbutz Hameuhad, 1977, p. 9.
1706560751
1706560752
[4]Nathan Alterman, “Ima, kvar mutar livkot？” (Mother, are we allowed to cry now？), Tel Aviv: Am Oved, 1952, pp. 22-24.
1706560753
1706560754
[5]Zipporah Porath,Letters from Jerusalem, 1947-1948, Scranton, PA: Temple Israel, 1998, p. 43.
1706560755
1706560756
1706560757
1706560758
1706560760
以色列：一个奇迹国家的诞生 第四章 委任统治时期的移民与定居活动
1706560761
1706560762
“我们必须大胆向前，将一切甩在身后，扛起背包，脱掉流散的服装。”这是乌里·兹维·格林伯格（Vri Zvi Greenberg）的诗《必须》（The Necessity）的开篇语。它解释了移民进入巴勒斯坦并非当地的吸引力而是流散地排斥力的结果。“我们必须离开。我们脚下的地面在尖叫，床也在抖动。”接着他描绘了对他所离开国家的单相思：
1706560763
1706560764
我们也必须憎恨我们所热爱的。
1706560765
1706560766
我们热爱森林、河流、水井和磨坊，
1706560767
1706560768
我们热爱落叶、鱼、水桶、面包以及铃声，
1706560769
1706560770
甚至有着浅金色头发的青年暴徒。
1706560771
1706560772
他以毁灭威胁的预言结尾：
1706560773
1706560774
我们必须痛苦地离开村庄并噙着热泪再看一眼房屋，
1706560775
1706560776
知道有一天他们将会被刻于耻辱柱上。[1]
1706560777
1706560778
这首诗写于1924年，反映了移民的隐痛和他们离开的世界对其所具有的巨大吸引力。为了理解两次世界大战期间的移民和拓荒活动，我们必须牢记两大磁体的反拉力：对精神文化故土的重要联系和承认离开家园、家庭和文化的存在必要性。如果不理解每个移民在这两大磁体之间被拉扯的精神斗争，就无法理解巴勒斯坦的创造活动。
1706560779
[
上一页 ]
[ :1.70656073e+09 ]
[
下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