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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被视为流散地生活方式体现的特拉维夫相对，柑橘产业象征着耕作土地、亲近自然，也是最重要的巴勒斯坦经验。正如我们看到的，特拉维夫在第四次阿里亚危机期间遭受着普遍的失业，但莫沙夫的种植园不受影响，持续繁荣。问题在于从事柑橘种植的莫沙夫，尤其是最大的莫沙夫佩塔提克瓦，雇用了阿拉伯人。只要劳工运动确信劳工定居点将通过社会主义团体覆盖整个国家，它就放弃了在旧莫沙夫中为犹太劳工奋斗的精神。但随着第四次阿里亚之后带来的观念变化，城市失业严重导致成千上万的工人转向莫沙夫，犹太劳工的斗争在20世纪20年代末再度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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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劳工运动而言，这场斗争使农民与工人的关系趋于紧张，但没有阻止雇用阿拉伯人在莫沙夫中采摘果子，这被视为私人资本不能对建设国家和实现犹太复国主义做贡献的证明。它的唯一目的是获利，所有者并不准备进行必要的经济牺牲以便这种资本可以用于建设国家。阿拉伯劳动力在犹太农场工作的事实代表着阶级利己主义对在犹太人中广为接受的国家利益的胜利，即使在那些不赞同左翼社会主义观点的人看来也是如此。因此，例如全国农业生产者联盟由来自沙龙地区的新莫沙夫的农民构成，20世纪30年代他们的柑橘树才开始结果，因为他们赞同工人的民族主义主张而在原则上不雇用阿拉伯人。另一方面，在拥有混合劳动力（几乎1/3为犹太工人）的更早的莫沙夫，农民声称，一个犹太工人的日工资是阿拉伯工人的两倍，作为建立在不受保护的全球市场之上的出口部门，犹太农民无法承担这种差距。这场辩论帮助工人积累了声誉，他们认为正在通过牺牲自己来建设国家，这与农民的糟糕形象形成对比，即使农民也在土地上劳作，并开拓这个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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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在柑橘种植之上的莫沙夫经济与奥斯曼时期开始的罗斯柴尔德男爵所倡导的概念有着不同的形式：建立在出口之上的现代单一栽培农业。1936年，柑橘占巴勒斯坦出口的80%以上。而实际上这种经济的缺点与葡萄一样：依赖外国市场，在丰收季需要雇用大量工人，而在淡季对劳动力的需求急剧减少。在短期内对大量非熟练工人的需求不能构成莫沙夫中犹太农业工人阶级的基础。生活在莫沙夫中的犹太工人的数量一直在增长，但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从事建筑、服务，以及与农业相关的产业。莫沙夫的城市化削弱了农场的重要性，并使那里的犹太人口增加成为可能，即使阿拉伯工人继续在柑橘园中劳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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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工定居点采用了一种混合农业模式：农作物（主要是谷物）、果园、蔬菜、鸡、牛奶。这种生产使定居点自给自足和不依赖市场，而剩余的产品运送到城市，尤其是剩余的奶制品。这种农业模式的目的是防止在旺季时雇用大量的劳动力，而在丰收季节随时都可以从基布兹或莫沙夫内部动员劳动力。而且，向城市供应生鲜产品使得犹太城市对阿拉伯经济的依赖程度降低。这种路径导致现代复合式农业的发展，对于国家建立后的食品供应十分重要。然而，在委任统治时期，它是否获利很难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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绝大部分工人前往城市谋生，在1926—1928年危机期间，一些工人在莫沙夫找到了工作，但一旦城市开始恢复和再度建设，工人们很快离开农业而从事建筑业。在一个移民国家中，建筑业是经济的主要推动力之一。人口增长和生活水平提高都要求大规模的建设。第四次阿里亚（1924—1929年）的高潮来自建设项目，而随着1931年和1932年移民再度涌入开始摆脱经济危机，带来了建筑业的再度发展。从1932年开始，在工人领导层中，有人抱怨民众离开农业从事建筑业，后者提供了超过两倍的日工资。莫沙夫中犹太工人的短缺持续到这个繁荣期结束的1936年，但柑橘经济在那时陷入严重危机直到战争结束才恢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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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2—1936年的繁荣标志着巴勒斯坦和流散地之间角色的转换。20世纪20年代，巴勒斯坦的犹太复国主义事业依赖世界犹太人的人力、财力和政治影响。1931年，世界犹太人施加压力的因素之一是英国政府废除《帕斯菲尔德白皮书》，给予民族家园喘息的机会。尽管犹太民族基金会的贡献没有达到预期，但它仍是劳工定居点的支柱。20世纪20年代末巴勒斯坦的严重经济危机，发生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欧洲政治形势由动荡趋于稳定，同时经济开始复苏的时期。随着1929年纽约股市崩溃，稳定和增长一夜之间被全球性经济危机所取代。欧洲进入经济萧条、失业、社会动荡和政治震荡的时期。在德国，左右翼之间开始了斗争，这以1933年1月纳粹上台结束。另一方面，在巴勒斯坦，1929—1931年的不确定性被相对平静、政治稳定和经济增长所取代。新的高级专员阿瑟·沃科普的到来，预示着巴勒斯坦而不是流散地突然成为大批犹太人离开欧洲风暴旋涡寻找避难所的目的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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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4年时间里，伊休夫的人口增长了两倍多（1927年6月的一项统计为15万犹太人，而1931年11月的统计数据为17.461万，1936年12月的估算为38.4万，1939年12月的估算为47.4万）。绝大部分移民来自犹太民族最大的人口来源地波兰，但超过5万人来自德国，他们与来自东欧的移民有着不同的社会特征。他们中的许多人作为享有平等权利的少数群体已有数代居住在发达的西欧社会，很多人接受过大学教育，15%从事医生、工程师、律师或其他职业。他们提升了希伯来大学和金融业的水准。包豪斯建筑在特拉维夫留下了它的印记。消费部门的卫生和审美标准得到了极大的提高。消费模式也实现了升级：现代百货商店、熟食店和咖啡馆大量出现，它们制作的糕点远远超出当地的许多糕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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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过1/3的德国移民可以归类为“有用人士”。一些人带着刚好1000巴勒斯坦镑（接受这类层次移民的标准）到来，而另一些带着更大数额钱财的移民投资于农业定居点或工业。根据广为接受的估计，在那些年里，有价值5000万巴勒斯坦镑的资本被带入这个国家，其中的80%是私人资本。其中半数投资于工业和商业。资本的流入使那些年的经济繁荣成为可能，它也提供了增加“预定计划”以上的移民人数的理由，因为新的经济生产对工人创造了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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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移德国移民资产的方式之一是1933年德国政府和非官方的犹太复国主义机构（但被犹太复国主义执委会认可）签订的资产转移协定。犹太人存放在德国的金钱被用于购买德国商品后运入巴勒斯坦，金钱在巴勒斯坦以当地汇率归还给所有人。德国人通过这种促进出口的方式获益——因为协议提供了摆脱犹太人的一种方式——而寻求摆脱德国牢笼的德国犹太人也挽回了他们的一些资产。犹太复国主义执委会将资产转移协定视为带来建设国家所需资本的重要渠道之一。然而，它在犹太世界遭到了尖锐的批评。纳粹对德国犹太人的歧视和贬低政策激起了一场犹太人抵制德国商品的国际运动。资产转移协定伤害了抵制运动，而且表面上使德国驱逐犹太人合法化。当抵制被证明不能达到目的时，纳粹强化了其反犹政策，对该协定的反对声音随之消失。实际上，德国犹太人将资产转移协定视为在那个决定命运时刻的逃命途径之一。资产转移协定将大约800万巴勒斯坦镑带入这个国家，大约占1933年德国犹太人总资产的1%。对于那些得到其帮助而实现移民的犹太人来说，这是一个巨大的数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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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6年，巴勒斯坦发生了一场严重的经济危机，一直持续到1941年。它由阿拉伯人的反抗、进入该国资本的萎缩、委任统治政府削减移民等引起，从1937年开始它产生了政治效应。1940年，犹太社区的失业率达12%，但这个低谷很快被战争期间年均10%的增长率所盖过。受英国军队对农业和工业产品巨大需求的驱动，这种增长使犹太人和阿拉伯人的经济受益。中东成为同盟国军队的重要供应中心。战争时期进口的停止鼓励了当地产业的发展。农业作为主要就业部门的辉煌时期现在已出现。工业领域的就业扩大到将近1/3的犹太劳动力。工业发展由通过资产转移协定带到这个国家的机器所支持，有着学术才能和技术能力的德国移民成为工业的主要发展者。伊休夫应征在盟军中服务的人数达2.7万人左右，为英国战争机器供应备用零件、光学设备和医疗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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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向战后和平转变的特征是柑橘市场的复苏和出口的增加，以及现在允许兴建私人建筑——在战争期间是被禁止的，为新的住房带来了巨大的需求。这些部门需求的增长抵消了英国军队需求的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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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委任统治时期30年间的移民和拓荒过程为在巴勒斯坦创建一个持久的犹太社会奠定了基础。犹太人口从5.6万增加到65万，富有成效的农业和工业经济建立起来，犹太人定居点遍布整个地区，这些都为建设犹太国家打下了基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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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Uri Zvi Greenberg, “Hahekhrach” (The Necessity),Be’emtza ha‘olamuve’emtza hazmanim(In the Middle of the World, In the Middle of Time), Hakibbutz Hameuhad, 1979, pp. 30-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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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魏兹曼在1925年8月23日的第十四届犹太复国主义代表大会上对政治辩论的回应，载于The Letters and Papers of Chaim Weizmann, B. Litvinoff (ed.), Series B, 1, Jerusalem: Israel Universities Press, 1983, p. 4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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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Uri Zvi Greenberg, “Hazon ehad haligionot,” (A Vision of One of the Legions),Be’emtza ha‘olam uve’emtza hazmanim(In the Middle of the World, In the Middle of Time), Hakibbutz Hameuhad, 1979, p. 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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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Chaim Arlosoroff, “Leha‘arakhat ha‘aliya harevi‘it” (The Fourth Aliya: An Assessment), 1925,Kitvei Chaim Arlosoroff(The Writings of Chaim Arlosoroff), vol.3, Tel Aviv: Stiebel, 1934, pp. 107-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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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色列：一个奇迹国家的诞生 第五章 作为一个国家雏形的伊休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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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任统治时期的巴勒斯坦犹太社会没有合法权威进行组织和发挥作用。因此，保护犹太自治需要一系列协定、妥协、友善和准备让步。但这也是一个国家构建的时期，当时动员个体和大众的能力对于推进国家的议程十分重要。形成领导层的权威和确保公众无须强制就加以遵守，是形成国家雏形的秘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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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任统治文件第四款指出：“适当的犹太代办处应该被承认为一个公共实体，以为巴勒斯坦的行政机构提供建议和开展合作，主要是经济、社会与其他可能关系到犹太民族家园的建立和巴勒斯坦犹太人口利益的事务……”犹太复国主义执委会事实上充当了这个角色。犹太代办处建立于1929年，其半数成员来自犹太复国主义执委会。其他半数成员为不属于犹太复国主义者但支持建设民族家园的犹太名流。魏兹曼希望由此筹集建设国家的犹太资本，但代办处并没有实现这些愿望。在代办处建立后，纽约证券交易所崩溃，富有人士转而专注于其他事务。此后，尽管维持着犹太代办处执委会和犹太复国主义执委会双重机构的假象，但这两大机构实际是一体的，犹太复国主义执委会的主席也是犹太代办处执委会的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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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世纪20年代初期，犹太复国主义组织作为一个精英组织而运行，不受民众的控制。魏兹曼因此能够在没有政党支持他的情况下担任主席一职。由于同样的原因，一个拥有声望但没有大众支持的团体在美国最高法院大法官、美国犹太复国主义领袖路易斯·布兰迪斯的领导下，由于要求改变该组织的指导原则和实行严格的资本主义方式（该尝试没有成功），在1920年的犹太复国主义代表大会上引发了骚动。这种精英政治结构在10年内消失了。出席1931年巴塞尔会议的代表属于明确的政治集团——左派、右派和中间派。这种转变的原因在于犹太复国主义运动中作为大众代表的政党的出现，最为重要的是由马帕伊（巴勒斯坦工人党的缩写）领导的左翼集团和修正主义者领导的右翼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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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个时期一开始，犹太复国主义组织处于其权力的巅峰，有着自从《贝尔福宣言》以来的胜利光环。当代表犹太复国主义执委会的犹太复国主义委员会在1918年抵达巴勒斯坦时，伊休夫的代表要求在该委员会有自己的成员，但被委员会主席魏兹曼拒绝了。他声称，执委会代表犹太民族，而非弱小的伊休夫。20世纪30年代随着马帕伊取得了犹太复国主义组织的领导权后，这种关系发生了改变，犹太复国主义活动的重心从伦敦转移到了耶路撒冷。这种转变是以希伯来语取代德语作为犹太复国主义执委会的官方语言为象征性标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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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休夫自治机构的建立是围绕犹太民族议会（Knesset Israel或Jewish Assembly），包括所有巴勒斯坦犹太人的机构，除了那些不想加入者。其成员选举一个代表大会机构，相应地，代表大会又选举一个全国委员会。犹太民族议会在宗教与世俗、左翼和右翼、温和派和激进派之间存在分歧，它从未成为一个有威望和有影响的核心机构。有关女性选举权和被选举权问题的争论就是这些分歧及其对犹太议会权威产生破坏性影响的例证。女性在犹太复国主义大会选举中投票和当选为代表甚至先于她们被西方立法机构赋予这种权利。普遍接受的是，女性在新伊休夫与男性拥有平等的地位，但这项原则不被极端正统派及以色列正教党所接受；他们不愿意参加选举过程中包括女性的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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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议题十分重要，因为如果极端正统派脱离了犹太民族议会，这个机构将不能自称为巴勒斯坦所有犹太人的代表。而且，在20世纪20年代初期第三次和第四次阿里亚到来前，旧伊休夫有着重要的人口影响。如果极端正统派脱离，宗教犹太复国主义的精神中心党在它的机构中允许女性参加选举和被选举，就容易造成它是宗教阵营在犹太民族议会中唯一代表的印象。在这种情况下，它可能被迫在有关宗教问题上采取极端的立场——或许甚至是脱离民族议会——为了避免让人们看到它比极端正统派有更少的宗教因素。如果宗教党派脱离，世俗的右派和中间派将发现它们自己在与左派的对抗中处于劣势，它们也可能考虑脱离。在这种情形下，某个政党的离开将导致连锁反应。自愿组织的动力源于一致要求在其成员中采取妥协以维持其总体的框架。因此，在委任统治初期，民族议会代表的选举总是被推迟，以期达成妥协，促成极端正统派参与议会但又不损害女性平等的原则，这被视为新伊休夫的一项基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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