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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类移民——工人——是犹太复国主义执委会与委任统治政府之间的斗争目标。工人主要是贫困的青年，他们必须在巴勒斯坦通过其劳动来谋生，而犹太复国主义组织保证他们在犹太经济中获得工作机会。然而，犹太复国主义执委会与委任统治政府对经济吸收能力有着不同的评估。执委会每6个月提交一份“清单”（即移民配额）的评估，通常政府批准的移民许可证要远少于申请者的人数。直到1936年，上述方式决定着巴勒斯坦的移民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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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第四次阿里亚前两年，大约40%的移民及其家庭被归于“有用人士”。这些移民主要是中下阶层，他们拥有大量的财产来支持自身的移民行动，但他们自认为属于资产阶级并期望保持城市生活方式，就像他们曾经在波兰那样。这次阿里亚的绝大部分成员前往特拉维夫，当地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建筑热潮，也有一部分人前往海法和耶路撒冷。如果说在第三次阿里亚时期，这个国家看起来将由公共资本和社会主义先锋来建设的话，现在一种新的实现犹太复国主义的方式出现了，即以资产阶级和使用私人资本的方式来实现。尽管犹太复国主义意识形态将农业定居活动视为整个事业的核心，但这次阿里亚的绝大部分人现在从农村迁向城市。犹太巴勒斯坦的城市特征不断凸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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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想主义的阿里亚从一开始就通过转向农业建立一个平等社会，因此改变着犹太人的形象，从商人和经纪人转变为体力劳动者，这个希望的破产是由于有限的国家资本和私人资本的突然出现。犹太中产阶级成为建设这个国家的新的候选人。第四次阿里亚成为工人媒体猛烈批评的目标，魏兹曼指责其成员将迪兹卡和纳勒维奇街道（住满商人和小贩的华沙街道）搬到了特拉维夫。[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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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中伤的来源是对筹集足够的国家资本的失败和一场无法达到左派理想主义预期的阿里亚到来的双重失望。第四次阿里亚在社会主义者与私人资本所有者之间激起了一场漫长辩论，在要求选择性移民，把青年作为移民对象以与先锋模式保持一致和要求移民大门对所有人开放之间存在的分歧，反映了流散地犹太社会结构的特点。由于犹太复国主义组织没能控制所有移民，最后这场辩论演变为犹太复国主义组织是应该支持城市定居点还是农村定居点的问题。犹太复国主义预算的30%以上用于农业定居点，而不到10%用于城市定居点。这种偏好源于在巴勒斯坦建设一个新的犹太民族，一个扎根于土地的民族的期望。但它也源于控制相对广阔的土地的渴望，以便形成犹太人定居点的连续区——这是领土主权的基础。将移民吸收到城市的成本要比农村地区低得多。城市定居点也为吸收许多不适合从事体力劳动和不愿改变其生活方式的人提供了可能。但从犹太复国主义的立场看，农村不仅是新现实的浪漫化的形象，它还是确保对该地区所有权的重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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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梅克和农业定居点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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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20年代主要的拓荒活动就是耶斯列谷地，它在巴勒斯坦拓荒神话中被称为“埃梅克”（谷地）。这个狭长地带从沿海平原到约旦河谷，创造了20世纪初下加利利定居点的连续体，它由犹太复国主义的土地代理人约书亚·汉金（Yehoshua Hankin）所购买，但没有经过犹太复国主义组织的同意。该行为在犹太复国主义执委会中引发了激烈的讨论，因为它大量耗费了犹太复国主义本来就贫乏的预算。埃梅克成为这10年中社会和定居点的实验场所。青年的理想是渴望改革世界以符合犹太复国主义的需要，因此创造了这两者的综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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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20年代约瑟夫·特鲁姆佩尔道工人营由俄国先锋运动的成员建立。在靠近米格达尔营地的筑路过程中，工人营转变为一个团体。为了满足忙碌的日间工作的需求，集体厨房、洗衣房和食堂都开始出现。这些工作由工人团体根据合同进行，覆盖到弱者，采取平等分配所得的方式。工人营是一个非选择性的机构，对任何寻求加入的先锋开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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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那个历史性时刻，乌托邦似乎已经在苏联实现，这些青年认为他们也获得机会建立一个没有私人财产、所有财产公有的“巴勒斯坦犹太工人公社”。这是一种社会主义式的贫困：短缺十分严重，生活条件艰苦，但先锋们的精神亢奋源于他们正在建设一个新社会的意识，这种意识超过了他们所面对的困难和乡愁。团结一致的感觉，晚间跳舞时的忘我，都是对痛苦和艰难的补偿。乌里·兹维·格林伯格在下面的诗句中记录下了那段时期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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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住，上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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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青年男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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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父母在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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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像战争中的军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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锄头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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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像用剑刺入非利士人的身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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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行的蒸汽压路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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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像弥赛亚的战车……[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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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定居点1922年在埃梅克建立时，工人营派上用场并创建了两个基布兹：艾因哈罗德（Ein Harod）和特尔约瑟夫（Tel Yosef）。基布兹是第二次阿里亚中施罗莫·列维科维奇的创造性思想。列维科维奇发展了“大克武察”（集体公社）的概念，使人想到法国空想社会主义者夏尔·傅立叶的思想。克武察创建于第二次阿里亚期间，德加尼亚和基尼烈建立在亲密的、几乎是家庭式的模式之上。当德加尼亚基布兹扩展到几百名成员时，它分裂为“德加尼亚A”和“德加尼亚B”。尽管克武察被视为一个扩大的家庭，实际上这种亲密关系带来了一些负担和大量的摩擦，体现在人员离开和对关系的破坏上。列维科维奇认为大克武察可以避免侵扰私人领域，并促使不同类型的人们相处。他预计克武察包括1000名男女，这个数字在当时被视为妄想。列维科维奇寻求在克武察之下将农业和工业结合起来，以便任何人都可以找到合适的工作机会。他也认为，这种较大规模的社区可以促使生产方式的理性开发进而使克武察获利。它广阔的组织结构甚至可以用于促进文化生活。工人营承担了建立一个大克武察的实验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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贝特阿尔帕哈（Beit Alpha）建于艾因哈罗德和特尔约瑟夫基布兹以东，在工人营之外，还有另一个第三次阿里亚的组织“青年卫士”的参与。然而，工人营主要由充满热情但未受良好教育的俄国人构成，而“青年卫士”的青年人来自加利西亚和波兰，他们来自中产阶级上层，受过高中教育，相信无政府主义思想和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理论。在到达巴勒斯坦的前几年，他们将大部分时间用于自我反省和寻求意义。贝特阿尔帕哈和随后梅尔哈维亚、米沙马尔埃梅克等地的定居点，是他们青春期成熟和适应巴勒斯坦生活的一部分。他们认为，事先灌输思想是成为基布兹成员的先决条件，并应维持选择性的准入政策。其他一些克武察也在埃梅克开拓，例如青年卫士基布兹，这些都是小克武察（例如德加尼亚）和大克武察（例如艾因哈罗德和特尔约瑟夫）之间的折中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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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群离开德加尼亚的第二次阿里亚的老成员的提议下，西埃梅克的土地分配给了不同形式的定居点。他们反对克武察的生活方式，认为它削弱了自然形式的家庭和农民与其土地之间的亲密关系，这种关系建立在家庭土地单元之上。他们是第一批莫沙夫纳哈拉的创建者，其目标是建立一批扎根于土地的小农团体，以家庭的方式进行劳作。纳哈拉建立在成员之间的互助以及产品联合营销的原则之上。它的房屋均为圆形，紧密连在一起，农田位于每家房屋后面。这种安排创造了家庭和成员相互负责的社团精神，保持了他们之间的亲密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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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梅克的所有农业定居点形式都来自第二次阿里亚的教训：如何防止农民不受对阿拉伯劳动力开放的雇佣劳动的诱惑。社团权威、土地所有权和完全禁止雇佣劳动是用于确保定居点犹太复国主义特征的约束条件。在20世纪20年代，莫沙夫被视为劳工定居点的意识形态藩篱，本-古里安声称，再向前一步就是资本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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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人营和青年卫士都是犹太复国主义青年组织，它们致力于开拓冒险和社会主义的挑战。埃梅克的新式定居点，让它们觉得自己正在参与建设新世界的事业。在20世纪20年代初期，它们认为它们的理想主义将赋予整个犹太复国主义事业一种社会主义的禀性，但第三次阿里亚危机和第四次阿里亚的到来使它们意识到犹太复国主义事业难以避免资本主义的社会和经济发展阶段。对于许多人来说，这是一个转换点。什么应该处于优先地位？实现犹太复国主义是否最为重要，即使那意味着接受某些资本主义形式，还是宁愿移民到一个可以建设真正平等社会的地方？一些工人营成员在门德尔·埃尔金德（Mendel Elkind）的领导下，选择返回苏联，希望在那里建立理想的社会，但绝大多数人宁愿选择犹太复国主义的目标。他们将建立社会主义社会的目标搁置起来，直到犹太人成为巴勒斯坦的大多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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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这些青年的理想主义有利于完成犹太复国主义最为艰难的使命。集体主义组织、内部的纪律和流动性使得在遥远的、危险的角落开拓定居点成为可能，尽管当地的气候十分恶劣。基布兹引领着整个巴勒斯坦的犹太复国主义事业。犹太复国主义的方向是采取实际行动，反对空谈，实现理想主义青年的期望，激励着他们将毕生精力奉献给社会和民族。集体定居点给予犹太复国主义运动一个极好的动员武器，它可以以社会主义术语界定自身并将自己置于犹太复国主义事业的支配下，从而完成所有的“征服”目标。基布兹越是集中和严明，致力于民族目标的愿望就越强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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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主义和民族主义渴望的结合为基布兹、克武察和莫沙夫成员注入了独特的能量，使他们成为犹太复国主义事业的先锋，这些先锋者通常处在哈加纳、犹太工人总工会或者犹太复国主义执委会的领导下。先锋精神与基布兹成员的形象相连，作为土地上的耕作者，他们通过在民族土地上日复一日地劳作为民族服务，自身和家人冒着生命危险，决意在危险地区定居，过着贫困和物资匮乏的生活。这些基布兹分布在贝特谢安谷地（Beit She’an Valley）和内格夫沙漠，沿着北部边界形成长条状，这种分布特点使得犹太人定居点在地理上纵贯整个巴勒斯坦，最终决定着这个国家的边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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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经济上的限制，农业定居点发展缓慢。直到委任统治时期结束，还有许多可出售的阿拉伯人土地，但这超出了犹太人的购买能力。在埃梅克的定居点之后，先是赫菲谷地，然后是海法湾地区，都出现了定居点。定居点的高潮是在1937年皮尔委员会报告出台之后，该报告使公众注意到犹太国家未来边界与定居点地理分布之间的联系。贝特谢安谷地是由赫伯特·塞缪尔给予这个地区贝都因人的国有土地，现在被犹太民族基金会从他们那里购买过来，之后，这个地方的定居点开始迅速发展起来。西加利利和北部边界也有许多定居点，结合着私人定居点（纳哈里亚）和集体定居点（哈尼塔、沙维锡安、耶哈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与英国的斗争过程中，内格夫开辟了11个新的定居点，由梅克洛特水务公司提供供水管道。这些危险地区，远离集中的犹太人定居点，都是由基布兹开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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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世纪20年代，劳工定居点对犹太复国主义事业的贡献力度尚不清楚。在维也纳的第十四届犹太复国主义代表大会上，精神中心党的赫舍尔·法布斯坦（Heschel Farbstein）认为自己是中产阶级的代表，将基布兹成员称为“kest kinder”，即靠犹太复国主义组织些许小钱为生的占便宜者，这些资金是从成千上万准备进入巴勒斯坦的犹太人那里克扣的。在20世纪20年代末期，一个专家委员会考察了定居点的状况后宣布了一份致命的判决，宣称基布兹是一种不符合人类愿望的社会框架，尤其对于犹太人而言。它对莫沙夫的判决要宽容一些，由于莫沙夫的结构与传统思想更接近些。有关劳动定居点是否能够在经济上可行的辩论持续了许多年，事实上从未停止。对基布兹的人均投资远高于城市，但不清楚是否高于对莫沙夫的投资，后者在20世纪20年代蓬勃发展并取得了经济成功。它们被视为私有农场获得成功的证明，尽管在这种成功取得之前，罗斯柴尔德男爵和犹太垦殖协会的巨大投资未被人们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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