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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哈加纳和地下组织的合并存在困难,但国家对于所有犹太人的权威被接受,军队接受单一指挥的准则已经形成(参见第八章)。政府运转良好,在困难时期得到民众的支持,例如在特拉维夫和耶路撒冷遭受轰炸而导致大量伤亡的艰难情况下。尽管通信系统存在巨大困难,但媒体、经济和金融系统都持续运转。关键食品的供应可以抵达城市。除战斗以外,社会整合、建立国家机构等工作也在有序推进,国家在战争第一年吸收了超过10万新移民。一些人被征召到军队中,而另一些人被安置在废弃的阿拉伯城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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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爆发头几个月,处在英国立场不确定的阴影之下。1947年11月29日之后,英国人允许犹太人和阿拉伯人在自己的区域维持自治,但只要英国人统治着这个国家,他们就不允许阿拉伯人接管犹太地区,反过来也一样。在战斗头几个月期间,犹太人处于防御地位,这要么是因为在英国仍然统治的情况下他们采取强有力的行动有许多顾虑,要么是因为他们没有对新的形势形成一种适当的应对之策,这不同于之前和阿拉伯人的冲突经历。一开始犹太人显示出军事上的虚弱,有着很高的伤亡人数。例如,1948年1月,35名士兵被派去加强埃齐翁定居点集团的力量,但他们在前进途中与阿拉伯村民的战斗中全部被杀;死者之一摩西·佩尔斯坦(Moshe Perlstein),是来自美国的学生。国际社会对犹太人能否生存表示怀疑。1948年3月19日,美国国务院提议对11月29日的联合国决议进行修正:撤回分治决议,代之以联合国对巴勒斯坦的临时托管,这是一种对民族家园不加限制的委任统治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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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阶段战斗的主要焦点是保护平民聚集区和确保道路的安全。为了保护道路交通,犹太人组织了武装进行护送。阿拉伯人很快学会了通过号召靠近公路的几百名村庄居民来帮助攻击者对护送行动进行攻击。1948年3月底,形势达到危急状态,当时一些大型护送队遭受攻击而停止了护送行动。内比·丹尼尔(Nebi Daniel)护送队携带着运往埃齐翁定居点集团的武器补给在希伯伦-耶路撒冷公路的返程途中被耽搁,导致攻击者组织攻击行动。这支护送队陷入埋伏,遭受了惨重损失,犹太士兵只是由于英国的调解而得到营救。作为安全撤离的交换条件,战斗者必须交出他们的武器和军事装备,这些装备随后被转交给阿拉伯人。从胡尔达到耶路撒冷的大型护送队没能通过而被迫返回。在北部,阿拉伯人在一支护送队通往孤立的耶哈姆基布兹的路上设下埋伏。将近50人在随后的战斗中丧生,护送队的物资也被抢劫一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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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虑到护卫队无法突围到耶路撒冷,这个城市的10万名犹太人处于被切断和被包围的状态中。“无论你以什么方式来看,形势已经十分严峻,”兹珀拉·博罗维斯基在给她父母的信中写道,“已经一周没有护送队离开这个城市,更糟糕的是,没有护送队到达耶路撒冷。食物和水很少,我们最糟糕的噩梦,即与犹太国家的孤立将随后发生。”[2]这是战争期间最为艰难的时刻之一,导致了普遍的沮丧情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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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显然,战争必须以不同的方式进行,1948年4月首次出现了犹太人大规模进攻的尝试。打通通往耶路撒冷公路的纳奇松行动,包括占领和摧毁公路两旁的村庄,标志着哈加纳行动的新阶段。这是第一次,整个旅1500人均投入战场。直到那时,仅有不超过一个营的小型战斗部队被部署。由于来自本-古里安的压力,此次总参谋长组织了大规模的兵力以打通通往耶路撒冷的道路。1948年是非常重要的,这是由于如此多的事情首次发生。打通了通往耶路撒冷道路的纳奇松行动是很好的例子,它开启了哈加纳发挥重要作用的新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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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次行动的前一天晚上,来自捷克斯洛伐克的飞机运来了大批武器,这些武器立即被发放给参战人员。这是第一次每个士兵都拥有自己的武器。纳奇松行动的成功归因于从两个方向采取行动打通通往耶路撒冷的道路,从而沉重打击了两支重要的巴勒斯坦战斗部队:靠近拉马拉的哈桑·萨拉梅总司令部和位于卡斯特尔(控制着特拉维夫-耶路撒冷公路的战略高地)的由阿布杜勒·哈德尔·侯赛尼指挥的军队。卡斯特尔高地终于易手,侯赛尼被杀,这打击了巴勒斯坦民兵的士气。他们再也没有从这两场打击中恢复过来。通向耶路撒冷的道路将再次被封锁,但同时大型补给护送队得以通过,帮助这个城市维持生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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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场同时展开的战斗发生在前往海法的通道。卡乌基的解放军试图夺取米沙马尔埃梅克基布兹,其目标是与卡梅尔山上的阿拉伯村庄连成一片以包围海法。随后进行了残酷的战斗,哈加纳军队通过激烈反击打败了卡乌基,迫使他从划给犹太国家的地区撤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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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具备了实施D计划的可能,以将入侵的阿拉伯国家的军队赶出去。旅长们被要求占领他们各自的地区,这些地区都处在分治计划划给犹太国家的地区,也为了保卫分治边界以外的犹太人定居点集团,例如耶路撒冷,根据1947年地图,它处于国际共管之下。亲巴勒斯坦的研究者将D计划视为预先策划好的方案,拟将巴勒斯坦阿拉伯人口全部驱逐出去。但正如该计划文本所显示的,它命令指挥官在遭到抵抗时摧毁村庄和驱赶居民,也教导指挥官如果他们没有进行抵抗就随便居民去哪里,同时确保犹太人对村庄的控制。在全面驱逐的命令和选择性驱逐的命令之间有着很大的不同,这表明阿拉伯村庄将可以和平地存在于犹太国家之中。太巴列是首个落到犹太人手中的混合人口城市。它的阿拉伯居民曾居住在下城区,在英国人的帮助下撤离,英国人也为其他类似城市的弱者提供了疏散救助。犹太人随后进入当地居民离开后被废弃的街区。海法也在同一周落入犹太人的手中,阿拉伯居民选择离开该城市而不愿处在犹太人的统治下。他们的犹太邻居试图说服他们留下,但没有成功。果尔达·梅厄(Gold Meir)向犹太代办处执委会报告她1948年5月6日对该城市的访问:“看到这座死亡之城是一件可怕的事情。在靠近港口的地方,我发现了儿童、妇女和老人,他们在等待离开。我进入房屋中,在许多房屋中咖啡和披塔面包还留在餐桌上,事实上,这让我不可避免地想起过去许多犹太城镇(即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欧洲)中的画面。”[3]英国人现在只统治着海法港这块飞地,并不反对犹太人夺取这座城市的控制权,或许甚至帮助了他们。根据分治计划,太巴列和海法位于犹太国家的边界之内。在同月,东加利利和萨费德也落入犹太人的手中。在萨费德出现了与太巴列相反的情况。英国人为该城市中人口占少数的犹太人提供撤离帮助,这也是在犹太国家的边界之内,但犹太人拒绝了这个帮助。经过激烈的战斗后,帕尔马赫征服了该城市,其阿拉伯居民逃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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犹太领导层对这些混合人口城市的幽灵般的街区感到震惊,随后不久,5月15日犹太人征服了阿拉伯人在雅法的飞地。将所有(阿拉伯)人口“连根拔起”并迫使其离开何以可能?当代人提出了各种各样的解释。它们包括对战争的恐惧和对犹太人的恐惧,尤其是在4月初的犹太武装人员攻击代尔亚辛的阿拉伯村庄并发生屠杀后。宣传既由埃特泽尔(攻击的主要角色)传播,也由巴勒斯坦人传播,进而放大了这个事件,使之远超实际发生的恐怖和残暴程度。普遍接受的版本是该事件造成240人死亡。然而,巴勒斯坦研究人员的最新报告指出,死亡人数不到100,并驳斥了到处流传的强奸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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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有关阿拉伯人全部离开的解释,包括假设他们的撤离仅是暂时的,等到阿拉伯国家的军队取得胜利时,他们将返回家园。另一种解释在犹太人中间流传,经过一段时间后,它成为以色列叙述的一部分:巴勒斯坦人被其领导人要求离开巴勒斯坦以帮助阿拉伯国家展开针对犹太人的军事行动。这种解释建立在孤立的阿拉伯材料之上,是无根据的。即使在战争阶段,巴勒斯坦领导层和阿拉伯国家的领袖都在试图说服阿拉伯人留下而非逃离这个国家。但巴勒斯坦社会和统治秩序的崩溃导致大规模出逃,根据广为接受的估计,在1948年5月15日前大约有30万人出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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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拉伯军队入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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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巴勒斯坦阿拉伯人大败的出现,在整个阿拉伯世界传播着所谓犹太人残暴的恐怖故事,这种公众观点对阿拉伯国家的压力导致帮助巴勒斯坦同胞的呼声不断增强。尽管组建一个统一的军事司令部存在许多困难,以及它们对各自在巴勒斯坦的目标相互猜疑,但4月30日阿拉伯国家还是决定入侵巴勒斯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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训练最好和装备最精良的阿拉伯军队是阿拉伯军团,它在外约旦国王阿卜杜拉的指挥下,其指挥机构是英式的。自从20世纪30年代以来,由于对穆夫提哈吉·阿明·侯赛尼(Mufti Haj Amin al Husseini)的共同敌对,阿卜杜拉和犹太人在不同场合举行了多次谈判。阿卜杜拉国王致力于将预定为巴勒斯坦国的西巴勒斯坦地区并入他的王国,这个计划曾得到英国政府的支持,犹太复国主义领导层也准备接受。然而,约旦王国的公共舆论迫使阿卜杜拉参战。尽管耶路撒冷被安排处于国际共管之下,但它成为犹太人和外约旦之间争夺的目标。犹太人控制了该城市的西半部分,而阿拉伯人控制了东半部分,各自都试图将其控制扩展到整个城市。阿卜杜拉提议犹太人接受在阿拉伯国家范围内的自治,这个阿拉伯国家是他将统治的约旦河两岸,但犹太人对这个观念并不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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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以色列的《独立宣言》发表前夕,果尔达·梅厄与阿卜杜拉国王举行了最后一刻的会谈。国王解释说,他面临着巨大的压力,这迫使他违背与犹太人达成的谅解。现在他是阿拉伯盟军的一员,他必须在这个框架内行动。双方都理解各自参战的行为,并做出每一种努力通过他们能够控制的方式尽可能多地达到他们各自的目标。尽管如此,阿卜杜拉暗示他与犹太人的友好关系在战争结束后可以继续维持。埃及也不情愿参战,直到最后一分钟还在摇摆,但它也是被席卷全国的民族主义浪潮所裹挟。伊拉克和叙利亚的参战也是如此。所有人都想挫败阿卜杜拉的扩张主义计划。在阿拉伯国家的正规军以外,阿拉伯联盟解放军的非正规武装也在加利利中部地区活跃,这里处在阿拉伯人的控制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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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12日,作为临时政府的犹太民族委员会举行了一次决定性的会议,它由犹太复国主义执委会和伊休夫政党的代表组成以发挥议会的功能。新国家的外交部长摩西·夏里特(Moshe Sharett)从纽约返回,报告说美国已提议停火和推迟宣布独立。他说美国国务卿乔治·马歇尔,前美军参联会主席,警告他不要相信沉浸在哈加纳4月胜利喜悦的将军们的保证,不要着急做出宣布建国的决定。在会议上,哈加纳的首领伊戈尔·亚丁(Yigael Yadin)和伊斯雷尔·加利利(Israel Galili)被要求提供他们对伊休夫承受得住阿拉伯人进攻的可能性的评估。亚丁认为这个可能性是一半对一半。他说,战士们在几个月的持续战斗中筋疲力尽,这一点必须加以考虑。埃齐翁定居点集团即将要失陷,它的阴影笼罩着这个会议。讨论被延长,主要的问题是应该马上宣布独立还是推迟宣布。最后,本-古里安全力支持建国,从而会议以6︰4通过宣布建国的决定。委员会的成员对伊休夫的未来押下了巨大的赌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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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8年5月14日下午,星期五,民族委员会的成员聚集在罗斯柴尔德大街的特拉维夫博物馆聆听本-古里安宣读《独立宣言》:“我们……在此宣布犹太国家在以色列地建立,它被称为以色列国。”独立典礼在特拉维夫举行,是因为耶路撒冷处在包围中,无法将那里的委员会成员召集过来签署《独立宣言》。因此,年轻的城市特拉维夫获得了以色列国《独立宣言》签署地的荣耀。本-古里安在其日记中写道:“在这个国家遍地都是庆祝和欢乐——我再次成为庆祝人群中的悲伤者,就像我在11月29日那样。”那个晚上开始,他开始使用一本新的记事本写日记,他在开篇以乏味、轻淡的语气来描述令他屏住呼吸的事实:“下午四点,国家建立了。它的命运掌握在安全部队的手中。”[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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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最高司令部认为阿拉伯人必将入侵,但没有有力的情报支持这个看法,当然,阿拉伯人的战争计划、他们的军队规模和任何真实的信息都是未知的。这些战争计划在入侵前修改了许多次,历史学家发现很难重新复原它们。毫不奇怪的是,当时这个刚成立国家的领袖们的主导性感觉是面对预期要发生的攻击时的绝望无助,而这种攻击来自未知的方向和未知数量的军队。有报道说阿拉伯军团、伊拉克和叙利亚装备有装甲车与大炮的机械化部队正在从外约旦向西巴勒斯坦移动。埃及军队则沿着海岸公路向北和沿着乌贾-贝尔谢巴公路向希伯伦山区推进。埃及军机攻击了特拉维夫,阿拉伯军团的炮兵炮击了耶路撒冷。由于以色列在欧洲和美国购买的重型武器仍在运往巴勒斯坦的路上,在“战斗月”(5月15日到6月11日)一开始迎击这些入侵的是仅有轻武器的军队,因此以色列人无力应对炮击和空袭。防御是直到阿拉伯人的进攻范围变得清楚之前以及直到大炮、坦克和军机——它们现在可以被运进这个独立的国家——到来之前的唯一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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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斗月”在阿拉伯人入侵和联合国迫使双方第一次停火之间,它是整个战争期间最为困难的和最为危险的。在那个月,大约1600名犹太人被杀,占整个战争伤亡的1/4左右。叙利亚人从戈兰高地朝着约旦河谷席卷而来,穿过了泽马克,侵入到约旦河谷犹太人定居点的核心地带——这种侵入对于犹太人来说是致命的。叙利亚人的进攻被阻止多亏了定居点居民做出的牺牲,少量野战加农炮提供着主要的精神支持,叙利亚军队自身的虚弱和筋疲力尽迫使他们在遭遇抵抗时只能进行防守。伊拉克军队从叙利亚军队南部穿插进入贝特谢安谷地,在没能夺取格舍尔基布兹后,它运动至撒玛利亚。与解放军一道,它们穿插到加利利中部,并试图夺取下加利利的门户塞吉拉,其目的是将之与加利利中部联结起来并威胁海法。这种尝试也以失败告终,从那以后伊拉克人将其行动限定在撒玛利亚,该地区被指定属于阿拉伯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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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拉伯军团的目标是控制指定给阿拉伯国家的地区,尽可能地避免与犹太人发生冲突。但它无法忽视来自耶路撒冷巴勒斯坦人求救的请求,后者在该城西部的阿拉伯街区被哈加纳夺取后感到了威胁,尤其在犹太人试图突入老城后,那里的犹太区处于包围中。一位志愿帮助刚刚诞生的犹太军队的美国犹太人大卫·马库斯(他曾使用迈克·斯通的假名)上校,对犹太人的机会进行了如下分析。阿拉伯军团有两个选择:其一,运动到撒玛利亚并试图在内坦亚附近将这个犹太国家拦腰截为两半;其二,试图夺取耶路撒冷。如果阿拉伯人做出了第一个选择,犹太人将面临生死存亡的挑战。但如果他们试图夺取耶路撒冷,这个国家将会得救,因为阿拉伯军团作为正规军的优势将消失在街头巷战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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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是阿拉伯军团向耶路撒冷进攻。它炮击了这座城市的犹太区,并一度夺取了扼守通往耶路撒冷公路的拉特兰,从而得以封锁这条公路。激烈的战斗在以色列国防军和阿拉伯军团之间展开。以色列国防军的所有弱点都暴露在与相对现代的阿拉伯军队及其富有经验的英国指挥官的这次交锋中。以色列国防军对拉特兰及其炮台发起了5次进攻,但没能战胜阿拉伯军团的军队。在头两次进攻(“宾努A行动”和“宾努B行动”)中十分明显的是,以色列国防军经验不足、缺乏装备、不熟悉地形、缺乏情报和组织草率。这些战斗成为不同军事思想流派——英军、哈加纳和帕尔马赫——的毕业生之间分歧的焦点,他们相互表达着不满。这种军队内部的分歧为行动首脑伊戈尔·亚丁与国防部长大卫·本-古里安之间对拉特兰和耶路撒冷的争论所激发。亚丁认为耶路撒冷不会马上崩溃,因此无须从其他需要军队的地方调派军队以夺取拉特兰。然而,本-古里安将耶路撒冷视为犹太复国主义事业的心脏以及这个国家的人口中心和战略中心。他严肃地对耶路撒冷的命运表示担忧,并坚持对其进行增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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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夺取拉特兰过程中的反复失利和巨大损失(168人阵亡,绝大部分是在头两次战斗中)导致了相互指责,它也成为拉特兰神话的基础,大屠杀幸存者——他们都是未经训练就被派到战场的新移民——在这里洒下了鲜血。拉特兰神话直到很晚都没有消失,它成为以色列文化的一部分,但实际事件建立在这一时期发生的具体情况之上。在战斗的边缘地区,一些公路以南的阿拉伯村庄被夺取。拉特兰被证明是通向耶路撒冷的另一条可选道路。因此,这条临时公路仿佛“滇缅公路”(以被日本人忽视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盟军进入中国的著名供应线路命名)一样,被用于将装备和补给运入耶路撒冷。其结果是,当停火生效时,以色列人控制了进入耶路撒冷的通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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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个极其危险的前线在南部。尽管分治计划将内格夫指定给以色列,但那里的犹太人口非常稀少。新的基布兹绝大部分是在1946年建立的,遍布贝都因部落和阿拉伯村庄之间的广阔沙漠地区。这个地区唯一的犹太防卫力量是他们随后得到两个内格夫营的增援。埃及军队包括一个步兵旅(两个营)、一个装备有中口径高射武器的辅助营、一个炮兵营、一个装甲营以及高射炮、反坦克炮、工程兵和辅助部队,在以色列人看来是一支装备精良和全副武装的军队。他们分两路纵队入侵巴勒斯坦。一路纵队经过内格夫向北推进,与海岸线几乎平行。一些基布兹位于纵队前进的途中,每当遇到它们,纵队就会停止前进并抹平这些抵抗的据点。每一天纵队都走走停停,这给予防卫力量重新组织、再武装和动员额外人员的时间。在夺取了亚德莫迪凯基布兹之后,这路纵队以缓慢的速度继续推进,打开了在它眼前的向北的公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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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埃及的第二路纵队向东推进,结合着志愿者和穆斯林兄弟会武装,穿过贝尔谢巴向希伯伦山区进发以从南边进攻耶路撒冷。内格巴基布兹位于马基达和贝特吉布林之间的东西向的公路上,扰乱着两支埃及军队之间的通信联系。这个基布兹在重炮攻击下进行了殊死抵抗,埃及人无法攻克它。沿着海岸公路推进的埃及纵队移动缓慢,5月29日抵达了阿什杜德。吉瓦提大桥在一场英勇的行动中被有效地用来封锁埃及军队通往特拉维夫的道路。这路纵队被阻挡在一座大桥边,它被称为阿德哈龙(意为遥远的)大桥而载入史册。这路纵队或者是因为遭到以色列空军第一批飞机的空袭而止步于吉瓦提,或者仅仅是因为不够强大而未能到达沿海平原的犹太人定居点中心,而且它从未打算这么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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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以色列人进行反攻(在杰宁、阿什杜德和拉特兰)的尝试不太成功,指定给犹太国家领土上的犹太人定居点也没有落入阿拉伯人手中,但仅有两个例外。耶路撒冷的犹太区被认为处在国际共管之下,在5月29日落入了阿拉伯军团手中,约旦河西岸的米沙马哈亚登莫沙夫在停火前夕被叙利亚人征服。指定给阿拉伯国家的13个犹太人定居点被阿拉伯人夺取并完全被毁。以色列国成功地遏制了入侵军队,甚至控制了指定给阿拉伯国家的西加利利,但一个月不停歇的战斗使以色列军队筋疲力尽。它必须在战斗形势下学习战争:动员军队、军事部署、空地配合、战场情报、物资运输等等。士兵们在长达数月的战斗后筋疲力尽,他们抱怨装备到达比较晚,还缺乏头盔、水壶和单兵武器。他们经受住了这场生存考验,并满意地知道他们遏制了阿拉伯军队。“对我来说幸福的是,此时此刻我足够幸运在这里,来守卫这个渴望已久的国家。”兹珀拉·博罗维斯基在她写给父母的信的结尾描绘了她在耶路撒冷围困期间经受的困难状况。[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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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周的停火协议达成了,并任命了一位联合国调解员——瑞典人福尔特·贝纳多特伯爵(Count Folke Bernadotte),他提出了有关巴勒斯坦问题的解决方案。他的使命彻底失败了。阿拉伯人不接受任何提议,因为那将意味着对以色列国存在的事实承认。以色列人反对任何比1947年11月29日决议给予更少领土和主权的提议。双方都违反了停火协议。以色列人将军事装备运进这个国家,主要是飞机和装甲车辆,而伊拉克人则从阿拉伯国家向巴勒斯坦派遣了额外的非正规部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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