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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阿拉伯国家各自入侵和在战斗中不合作一样，战争的结束也是分别与各个国家达成的。在以色列国防军对埃及人的大规模行动取得成功后，其他阿拉伯国家寻求体面地退出战争。问题在于与以色列的停火协议等于是对犹太国家存在的事实的承认，这对于巴勒斯坦人和其他阿拉伯国家来说都是完全不可接受的。与埃及人的停火在埃及军队的压力下实现了，埃及军队被包围在“费卢杰口袋”中无法脱身。停火协议承认了以色列与埃及之间的国际边界，其中包括以色列人的一个让步：在尼扎纳两侧边界地区被宣布为非军事区，并由联合国停火委员会驻扎，它负责监督停火的执行。加沙地带以及来自雅法和以色列南部村庄的几千名难民，仍处在埃及统治下。它作为痛苦以及针对以色列的游击和恐怖行动的持续来源而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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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埃及签署的停火协议打开了与约旦谈判的通道。这些谈判始于在耶路撒冷的秘密协定。约旦人和以色列人宁愿在他们之间瓜分这座城市也不愿实行国际共管。因此作为阿拉伯军团和以色列国防军冲突焦点的这座城市，成为两国协议的第一个条款。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阿卜杜拉国王致力于控制整个被称为西岸的地区，在此方面他得到了英国的鼓励。以色列起初准备承认他对西岸的控制作为唯一合理的选项，后来转而宁愿它由巴勒斯坦人控制（无论如何这是理论上的，由于不存在可以进行权力移交的巴勒斯坦当局或政府）。这也是犹太复国主义执委会和阿卜杜拉国王之间先前的共识，它由于战争被推迟。现在在以色列与阿卜杜拉之间重新开始了这个协议，阿卜杜拉对于以色列人来说一直是最少具有敌意的阿拉伯领导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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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停火的条件，以色列要求控制撒玛利亚和阿拉谷地的丘陵，在这个地区以色列的“腰部”是最狭窄的。约旦人对此表示犹豫，担心巴勒斯坦民众舆论的反应。但一场占领撒玛利亚的军事行动准备使他们确信一份协议优先于另一轮战争。这个地区的阿拉伯村庄以及他们的居民落到以色列人手中，他们宁愿生活在以色列的统治下而不是在约旦作为难民。作为与约旦协议的一部分，驻扎在撒玛利亚的伊拉克远征军撤回伊拉克，并被阿拉伯军团所取代。因此，伊拉克声称它从未承认这个犹太国家，也未与它签订一份停火协议（1949年4月3日）。与黎巴嫩的协议是最不复杂的停火协议。以色列和黎巴嫩承认国际边界作为它们之间的边界，以色列从它曾在“希拉姆行动”中占领的黎巴嫩村庄撤出。作为这些协议的一部分，靠近边界的叙利亚军队撤到北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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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7月20日与叙利亚达成的协议是最后签署的协议。叙利亚人拒绝承认国际边界，并要求边界从北到南以加利利湖中间为分界线。在一场军事政变中夺取了政权的叙利亚总参谋长胡斯尼·扎伊姆（Husni Za‘im）提议，如果以色列同意叙利亚控制作为以色列主要的天然蓄水池的加利利湖的一半，叙利亚将与以色列签订和平条约，包括在叙利亚建立安置25万阿拉伯难民的定居点。叙利亚甚至同意与以色列共享约旦河的水资源。然而，这些条款都是以色列所无法接受的，它最终接受了美国调停者建立在1947年地图基础上的妥协提议。叙利亚撤出了米沙马哈亚登的桥头堡，沿着胡拉谷地、约旦河和加利利湖的边界两边划定了非军事区。这些区域成为叙利亚和以色列之间不间断冲突的目标，双方都声称对其拥有主权。整个加利利湖和其东岸的10米走廊被包括在以色列领土范围之内。但叙利亚从未放弃试图从以色列那里部分地夺回它。胡斯尼·扎伊姆没有活着看到与以色列达成的和平条约，在停火协议签订不到一个月后，他在一场新的军事政变中被谋杀，他的和平提议被作为一场激动人心（对于它呈现的和平可能性来说）但又边缘性的插曲而被人们记住。由于以色列对这个军事冒险家存有怀疑，不相信他，也不相信其政权的稳定性，因此拒绝了他的提议，从此以后，这个和平提议被那些致力于抨击以色列失去了一个和平机会的人提供了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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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大炮的轰鸣声停止了。一些青年将军试图劝说本-古里安占领直到约旦河边界的整个国家，但本-古里安已经沉浸在带入大规模新移民并吸收他们的重要使命之中。维持一支庞大的军队给以色列经济带来了沉重的负担，本-古里安想要结束战争，并把士兵送回家以便他可以集中建设这个民族和国家。停火协议划定的界线被称为“绿线”，它区分了以色列与其邻国之间的边界。这些协议被视为通向和平协议的重要一步，和平协议被认为很快就将签署。在那时，甚至没有人想过停火协议将作为直到20世纪70年代末以色列与埃及签署和平协议之前以色列与阿拉伯国家之间签署的唯一的双边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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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色列国诞生于独立战争中，其结果是巨大的伤亡人数和许多定居点与城镇被毁。但这个国家也从战争中收获了许多。以色列已经建立起来了。它成为一个事实，并成功地战胜了它的攻击者。缺乏经验的以色列国防军成长为这个地区最为强大的军队。以色列不仅维持着对1947年联合国决议指定的所有区域的控制，实际上还扩大了边界。在阿拉伯人发起进攻后，以色列不再认为它应该受分治边界的约束。在第一次停火前，力量的平衡阻止着它扩大领土，但在“十天”战斗后，它得以扩展在这个国家中心地区、加利利和内格夫北部的据点。从本-古里安的观点看，以色列在战争中的成就远远超出了他最乐观的期望。作为一个勇敢但又谨慎的政治家，他清楚这种可能性的限制，不想激怒西方国家，他将这些国家视为以色列的长期支持力量。这是他宁愿与约旦和叙利亚达成协议以避免军事行动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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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的最大输家是巴勒斯坦人。到战争结束，大约70万巴勒斯坦人从其家园被驱逐沦为难民。在战争的第一阶段，巴勒斯坦人从被指定给犹太国家的区域出逃，是巴勒斯坦社会的政府系统崩溃以及他们在其统治地区无政府状态的后果。在第二阶段，随着阿拉伯人的进攻，有许多以色列国防军驱赶阿拉伯人和摧毁其村庄以防止其返回的事例。这场战争事关生死存亡，以色列人认为巴勒斯坦人导致了这场灾难，这种看法使以色列军官以及那些遭受惨痛损失和敌军虐待经历的以色列人对待阿拉伯人有时也是心如铁石。根据阿拉伯历史学家阿里夫·阿尔-阿里夫的估计，巴勒斯坦人在战争中的死亡人数达1.5万，几乎相当于犹太阵亡者在犹太人口中的比例。尽管双方都有杀戮和残忍的行为，但在巴勒斯坦没有出现在20世纪其他地区发生的大规模屠杀行为。如果将这场战争与同时代的印度、巴基斯坦在分治之后的冲突比较，我们发现，巴勒斯坦并没有达到与之同样的残酷流血程度，但这只是对成千上万聚集在加沙地带、约旦、叙利亚和黎巴嫩的阿拉伯难民的小小安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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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战争的第一阶段，巴勒斯坦人的成群外逃让以色列人十分惊奇。他们无法理解全部人口逃离其家园留下一座座空城的现象。但当他们意识到发生了什么的时候，他们将之视为完全改变以色列性质的巨大奇迹。分治计划指定了大约40万阿拉伯居民给犹太国家，占总人口的40%左右。大约30个犹太人居住区被指定处于阿拉伯人统治下。建立国家的讨论和准备中假定了以色列将包括庞大的阿拉伯人口。现在，由于阿拉伯人那边所有犹太人定居点被摧毁，以及阿拉伯人从犹太人这边逃离，一种新的现实突然出现了：两个族群单一的国家，一个主要是犹太人的国家和一个纯粹是阿拉伯人的国家。其结论就是以色列国不能允许阿拉伯人返回其家园。阿拉伯人的逃离沦为一种难民行为。在1948年6月16日临时政府召开的一次会议上，摩西·夏里特提出了这个问题：“我们中间有人说，有一天我们必须起来驱逐他们所有人——它将被视为疯狂的行为。但如果它发生在战争剧变中，一场阿拉伯民族对我们宣战的战争，以及正如阿拉伯人他们自己逃离，那么它就是那些革命性的变化之一，在经历这种变化之后，历史无法回到先前的状态。”[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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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个新的政策，在应对战争困难，阿拉伯人对犹太人统治的抵抗，以及对人口平衡的历史性、革命性变化的认知慢慢明朗起来的过程中逐步形成——这个机会不应被错过。从1948年夏天开始，军队的命令是阻止阿拉伯人返回其村庄，要么通过军事武力，要么通过摧毁村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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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时的情况下，以色列对难民问题的政策没有被认为是不寻常的。它发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仅仅三年后，这场大战的开战理由是波兰和捷克斯洛伐克境内的德意志少数群体问题。这场战争的结果是卷入了大规模的人口运动。沿着奥德-尼斯河的波德边界划定过程中，将800万左右的德意志人驱逐到西部。曾经属于波兰东部的领土被转让给俄国人并成为乌克兰的一部分；波兰人要么被驱逐，要么被迫逃离。《贝奈斯法令》规定捷克斯洛伐克苏台德区的300万无家可归的德意志人，被迫离开这个国家。消除背负战争罪责国家的敌意因素，在中东欧创造民族同质性，被视为对源于该地区国家的少数群体多元性所造成的灾难的合理应对方式。以色列领导层认为它也遭遇着几乎相似的处境。巴勒斯坦人导致了战争，他们现在承受着它的后果。以色列的阿拉伯少数群体的减少被视为巴勒斯坦人对这个国家公开敌对的自然结果。而且，正如德国吸收了来自东方的德意志难民，波兰吸收了波兰难民，因此阿拉伯国家似乎没有理由不吸收巴勒斯坦难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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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实际情况是所有的难民都是20世纪40年代下半期出现的，巴勒斯坦人是唯一没有被吸收到他们所居住国家的群体。因此，他们成为中东的永久性问题。返回他们从前家园的要求从一开始就是不切实际的，因为战争抹去了他们想要返回的那个现实。1948年12月的联合国安理会第194号决议呼吁以色列允许难民返回，这种返回是以他们愿意与以色列人一起和平相处为条件。因为这项决议呼吁承认以色列国的存在，所以阿拉伯国家反对它。巴勒斯坦随后将之用于宣传，从而模糊了该决议获得通过的情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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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拉伯人不打算承认这个犹太国家。失败和难民问题的震动并没有创造和解的愿望，它进一步被发酵为回归的神话，（阿拉伯国家）要使难民问题一直维持下去并阻止难民整合进他们所居住的国家。回归的神话构成了新的期待的一部分，即将有一场“第二轮”——另一场战争将抹去失败的耻辱并毁灭犹太国家。1948年战争被视为一次将很快得到矫正的事件，由于人口平衡有利于阿拉伯国家，这一点将促使他们在长远意义上取得胜利。这种观点不仅将难民问题持久化，而且也是拒绝与以色列实现和平的内在动机。因此，它不仅是一种事实，而且作为一种修辞塑造着巴勒斯坦的民族记忆和民族意识。这种修辞由教育和宣传所培养，束缚住了政策制定者的双手，并否认了他们与以色列达成和解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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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Porath,Letters from Jerusalem, p. 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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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Ibid., p. 1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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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Minutes of the Jewish Agency Executive, Jerusalem, 6.5.1948, Zionist Archive, Jerusal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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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David Ben-Gurion,Yoman milhamah: Milhemet ha‘atzma’ut(War Diary: War of Independence), vol. 1, Gershon Rivlin and Dr. Elchanan Oren (eds.), Tel Aviv
:Ministry of Defense, 1982, p. 4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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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Porath,Letters from Jerusalem, p. 1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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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Ben-Gurion,Yoman milhamah, vol. 3, 6.10.1948, p. 7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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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Ibid., 24.2.1949, p. 9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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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Moshe Shertok at a meeting of the provisional government, 16.6.1948. 引自Yoav Gelber,Kommemiut venakba(Independence and Nakba), Jerusalem: Dvir,2004, p. 2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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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色列：一个奇迹国家的诞生 第八章 以色列民主的创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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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45年后建立的所有国家中，以色列是少数几个维持了民主政体的国家之一。当然它不是一种完美的民主（这种民主是否存在是值得怀疑的），但考虑到以色列创建于战争状态，在建国初期迅速到来的巨大人口冲击波，以及移民的性质——他们绝大部分来自缺乏民主传统的国家——以新国家建立有效治理并使之民主的速度来看，这在某种程度上是一个奇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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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阿拉伯人的反对，委任统治当局拒绝就有关1947年11月29日联合国决议的任何事务进行合作。因此，在委任统治当局与取代它的犹太政府之间不存在有序的权力交接。而且，直到宣布建国前夕，人们仍不清楚这个国家将会建立，并成为事实。尽管如此，领导层已经开始形成新的机构以确保治理的延续性和避免无政府状态。1948年4月，犹太复国主义执委会建立了人民委员会和人民行政当局。前者由37名成员构成，是议会的胚胎形式，正如前面的章节提到的；后者有13名成员，是政府的胚胎形式。这两大机构的成员部分来自犹太复国主义代表大会选举产生的犹太代办处执委会，部分来自巴勒斯坦犹太人选举产生的民族委员会。由于委任统治政府禁止在它仍然掌权时建立其他政府机构，这些实体的命名都强调了它们的权威来源是人民而非国家。一旦宣布建国，它们成为临时国务委员会和临时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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