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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时的情况下，以色列对难民问题的政策没有被认为是不寻常的。它发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仅仅三年后，这场大战的开战理由是波兰和捷克斯洛伐克境内的德意志少数群体问题。这场战争的结果是卷入了大规模的人口运动。沿着奥德-尼斯河的波德边界划定过程中，将800万左右的德意志人驱逐到西部。曾经属于波兰东部的领土被转让给俄国人并成为乌克兰的一部分；波兰人要么被驱逐，要么被迫逃离。《贝奈斯法令》规定捷克斯洛伐克苏台德区的300万无家可归的德意志人，被迫离开这个国家。消除背负战争罪责国家的敌意因素，在中东欧创造民族同质性，被视为对源于该地区国家的少数群体多元性所造成的灾难的合理应对方式。以色列领导层认为它也遭遇着几乎相似的处境。巴勒斯坦人导致了战争，他们现在承受着它的后果。以色列的阿拉伯少数群体的减少被视为巴勒斯坦人对这个国家公开敌对的自然结果。而且，正如德国吸收了来自东方的德意志难民，波兰吸收了波兰难民，因此阿拉伯国家似乎没有理由不吸收巴勒斯坦难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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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实际情况是所有的难民都是20世纪40年代下半期出现的，巴勒斯坦人是唯一没有被吸收到他们所居住国家的群体。因此，他们成为中东的永久性问题。返回他们从前家园的要求从一开始就是不切实际的，因为战争抹去了他们想要返回的那个现实。1948年12月的联合国安理会第194号决议呼吁以色列允许难民返回，这种返回是以他们愿意与以色列人一起和平相处为条件。因为这项决议呼吁承认以色列国的存在，所以阿拉伯国家反对它。巴勒斯坦随后将之用于宣传，从而模糊了该决议获得通过的情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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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拉伯人不打算承认这个犹太国家。失败和难民问题的震动并没有创造和解的愿望，它进一步被发酵为回归的神话，（阿拉伯国家）要使难民问题一直维持下去并阻止难民整合进他们所居住的国家。回归的神话构成了新的期待的一部分，即将有一场“第二轮”——另一场战争将抹去失败的耻辱并毁灭犹太国家。1948年战争被视为一次将很快得到矫正的事件，由于人口平衡有利于阿拉伯国家，这一点将促使他们在长远意义上取得胜利。这种观点不仅将难民问题持久化，而且也是拒绝与以色列实现和平的内在动机。因此，它不仅是一种事实，而且作为一种修辞塑造着巴勒斯坦的民族记忆和民族意识。这种修辞由教育和宣传所培养，束缚住了政策制定者的双手，并否认了他们与以色列达成和解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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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Porath,Letters from Jerusalem, p. 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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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Ibid., p. 1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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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Minutes of the Jewish Agency Executive, Jerusalem, 6.5.1948, Zionist Archive, Jerusal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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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David Ben-Gurion,Yoman milhamah: Milhemet ha‘atzma’ut(War Diary: War of Independence), vol. 1, Gershon Rivlin and Dr. Elchanan Oren (eds.), Tel Aviv
:Ministry of Defense, 1982, p. 4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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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Porath,Letters from Jerusalem, p. 1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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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Ben-Gurion,Yoman milhamah, vol. 3, 6.10.1948, p. 7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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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Ibid., 24.2.1949, p. 9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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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Moshe Shertok at a meeting of the provisional government, 16.6.1948. 引自Yoav Gelber,Kommemiut venakba(Independence and Nakba), Jerusalem: Dvir,2004, p. 2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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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色列：一个奇迹国家的诞生 第八章 以色列民主的创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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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45年后建立的所有国家中，以色列是少数几个维持了民主政体的国家之一。当然它不是一种完美的民主（这种民主是否存在是值得怀疑的），但考虑到以色列创建于战争状态，在建国初期迅速到来的巨大人口冲击波，以及移民的性质——他们绝大部分来自缺乏民主传统的国家——以新国家建立有效治理并使之民主的速度来看，这在某种程度上是一个奇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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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阿拉伯人的反对，委任统治当局拒绝就有关1947年11月29日联合国决议的任何事务进行合作。因此，在委任统治当局与取代它的犹太政府之间不存在有序的权力交接。而且，直到宣布建国前夕，人们仍不清楚这个国家将会建立，并成为事实。尽管如此，领导层已经开始形成新的机构以确保治理的延续性和避免无政府状态。1948年4月，犹太复国主义执委会建立了人民委员会和人民行政当局。前者由37名成员构成，是议会的胚胎形式，正如前面的章节提到的；后者有13名成员，是政府的胚胎形式。这两大机构的成员部分来自犹太复国主义代表大会选举产生的犹太代办处执委会，部分来自巴勒斯坦犹太人选举产生的民族委员会。由于委任统治政府禁止在它仍然掌权时建立其他政府机构，这些实体的命名都强调了它们的权威来源是人民而非国家。一旦宣布建国，它们成为临时国务委员会和临时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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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政党以及不同政治世界观和立场之间的分歧仍然存在，但所有人都拥有当前正处在一个前所未有的、历史性的激动时刻的意识。这种感觉排除了争论并促使相互包容、合作以及愿意做出让步。因此，政党的代表都退出了公职，例如以色列正教党、修正主义者和共产党，参加到这两大机构中。这种兴奋随处可见。“每个人都在奔走相告，这是一个契机，每个人都很紧张，但又准备好了，”乌里·海因斯海默（亚丁）［Vri Heinsheimer（Yadin）］4月5日写道，“毫不奇怪的是，人们尽管勤奋地工作到晚上很晚，但他们早上5点就醒了，这样一个无法睡着的时刻，他们难道不想更清醒、更专注、更亲近、更周全和更虔诚地度过吗？”[1]不久之后，他被委任负责司法部的立法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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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草出来的《独立宣言》草案包括以犹太复国主义叙事解释犹太民族与以色列地的联系，国际社会对犹太人国家权利的承认，自豪地宣称在以色列地建立犹太国家的“我们的自然与历史权利”。这个国家的边界没有被提及。本-古里安通过指出美国《独立宣言》甚至也没有提及边界来回应这个问题。《独立宣言》强调了这个国家的民主属性，以确保所有公民的社会和政治权利完全平等，它也对邻国及其阿拉伯公民发出了和平呼吁。尽管如此，这个国家是一个犹太国家，对犹太移民开放。这份宣言以非宗教的精神写成，尽管有着“正如以色列的先知所设想的”之类的语句，但它不包含任何宗教概念。精神中心党的代表抗议这种宗教的缺席，随后该文件根据那个伟大时刻所确立的妥协精神以“诚心信赖以色列的磐石”做结尾，这个模糊的表述可以解释为指称大能的上帝或者作为指代犹太民族的文学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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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特拉维夫博物馆举行的独立典礼比较简单。由于担心一场可能的空袭和另一场破坏行动，典礼的地点和时间都被严加保密，但这个秘密并没有像它应该受到守护的那样得到严格遵守，在那个星期五下午，一大批群众聚集在该建筑物外。在本-古里安宣读了《独立宣言》之后，拉比耶胡达·莱布·费什曼-迈蒙（Yehuda Leib Fishman Maimon）以激动得浑身发抖的声音吟诵祈祷词：“愿你保佑，主啊，我们的上帝，普天之王！你使我们得以生存，是你保佑我们并且让我们有这一天。”当本-古里安宣读临时政府声明废除禁止移民的《1939年白皮书》中的法令时，表明独立的意义得到了那些代表的完全承认。外国统治已经不复存在。附有那些代表签名的《独立宣言》文本，被存放于英国-巴勒斯坦银行的地下室以便如果特拉维夫遭到轰炸，它也可以保存许多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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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古里安对政体应该是什么样子的思考由国家主义的概念所主导。他将这个国家设想为一个主权实体，其他所有政府机构都处于从属地位。在它的保护下，他致力于引入伊休夫的所有社会权力，并加上了伊休夫不曾拥有的权力，例如法庭和法律实施，使用武力的垄断权，以及立法和执行机构的塑造。他支持能够增强国家能力及其作为指令与权力唯一来源地位的所有机构。他尽可能地削弱在国家权威与公民之间制造干扰的所有机构。他尤其想要削弱政党的社会组织和影响力，例如曾在伊休夫时期发挥召聚成员作用的基布兹运动。他赞成新的国家框架作为权威唯一的和无可争议的来源，以确保所有公民的平等和保护公共福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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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这个国家建立一开始，它的司法设施就设立起来并开始运转。司法部是最早建立的实体之一，确保所有的政府活动将有法可依。在国家建立的头一周，根据法治的原则，所有法律和条例都发布在官方的《公报》（随后在希伯来语中称为《拉舒默特》）中。在国家建立几天后颁布的《法律与行政命令条例》，给予政府机构进行统治的权力直到正式大选举行为止。“所有的国家职能都在运转：邮政、港口、柑橘园、电台、拘留、征用、纳税、民防、监督地方当局、人力招募、燃油监督等等。”乌里·亚丁注意到，并惊讶于这个年轻的国家如何在建立仅仅两个月后运转有序。“甚至第一批针对政府的申诉已经提交。”他补充说，这些申诉指提交到特拉维夫地区法院的诉讼请求，该法院临时行使着尚未建立的最高法院的权威。[2]以色列的民主已经开始运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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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的政府形式几乎是偶然间决定的，实际上，不存在是否复制旧结构还是建立新结构的讨论。政府对议会负责并且必须获得其信任的议会体制，对于犹太复国主义代表大会确定的先例和英国传统来说都是合适的。本-古里安从英国传统中借鉴和复制了集体责任的概念：政府做出的决定对其所有部长都有约束力。克奈塞特（Knesset，以色列议会）继续实行犹太复国主义代表大会所采用的比例代表制。在那些兴奋的时期，没有人想要质疑这个体制，它鼓励小党的存在而得到小党的支持，但在后来它给以色列的议会结构造成了许多麻烦。本-古里安要求改变这个体制，但没有成功。然而，在随后15年以上的时间里，马帕伊都是以色列政坛中的核心政党，占据着以色列议会1/3以上的席位。它负责组建了历届政府，并且是其中的主要政党。只要马帕伊的统治依然稳固，比例代表制就无法削弱政府职能的稳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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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届以色列议会于1949年1月25日经选举产生，它被视为法定的国民大会以制定和批准宪法。但很快就变得清楚的是，在当时无法制定宪法：作为替代，以色列议会将制定一系列的基本法，最后汇总成一部宪法。没有宪法的英国议会体制，其选择来自政治考虑和原则因素。以色列的立法者审视了美国的宪法模式，这种模式给予最高法院宣布由立法机关通过的法律违宪的权力。对于本-古里安来说，这种权威忽视了大多数民主人士的愿望，限制了政府的决策能力。而恰是出于同样的原因，代表着政治立场两极的党派——马帕姆（联合工人党）和赫鲁特党（自由党，主要的右翼政党）——支持制定一部宪法，因为它将保护个体和少数的权利以对抗多数的强制力。他们担心没有宪法，由马帕伊领导的政府可以制定损害少数党派的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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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古里安承认了宪法作为国家核心象征的重要性，它可以教育其公民承认法治和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但他声称，对法治的忠诚不仅来自宪法的存在，而且也来自普遍的公民精神。许多拥有极好宪法和制度的国家都是压迫的、专制的国家，对个人自由及其权利造成了损害。因此，宪法不是保证民主和人权的万灵丹，它的优点并没有超过其缺点。本-古里安也认为，仅有10%的犹太人实际居住在以色列（当时的情况），由极少数人制定一部强加给未来整个民族的宪法是不明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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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政治的立场看，本-古里安试图避免因接受宪法将导致的内部斗争，他尤其想避免与宗教团体的紧张关系。制定一部宪法将面临把哈拉哈作为以色列的法治来源的问题，或至少要求宪法建立在犹太律法之上，而这是司法体制所完全反对的。制定一部宪法也将面临法典编纂的问题，例如“维持现状协议”的临时协议，它是由本-古里安与以色列正教党在1947年11月29日前经过谈判达成的。犹太代办处向以色列正教党保证在未来的国家，安息日将成为公共节日，公共厨房将遵守犹太饮食法规定，并努力维持有关私人地位的哈拉哈法规，以及保护宗教教育的自治同时将其包括到一般教育系统的核心原则中。事实上，很难将这样的协议放置到宪法中。由于国家仍未成形，一场“文化战争”可能削弱对它的忠诚和损害内部的团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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