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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其初创时期，以色列的民主既借鉴了西方的自由议会制模式，又吸收了东方国家“指导民主制”（guided democracy）的某些模式。它是一种下列诸多元素的独特混合：言论和集会自由，司法体制独立以保护个人权利，自由选举、新闻自由与主要由一党控制的集权政治体制并存，保护主义政府机构以及使政客们能够从其职位中获利的准则。当犹太代办处审计员提请时任犹太代办处定居点部门负责人列维·艾希科尔注意他手下官员的腐败时，他引用《圣经》中的段落进行回应，这成为经典之词：“牛在场上踹谷的时候，不可笼住它的嘴”（《申命记》25
:4），暗含着公共机关谋取经济利益是不可避免的。在官僚主义体制时期，当时进口、出口或接受外汇都需要许可，在20世纪50年代的简朴时期，所有的奢侈品都被视为违法，使用“关系”来获得折扣、救济、执照等等被接受为惯例。当时存在一种说法，如果你有朋友，你将不需要关系（即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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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存在有关行贿的传闻。正如奥尔特曼指出的，“他们极其公开地谈论它，而不是低声，/提及名字和头衔，/明确地告知：谁、何时以及金额，/在哪个机构/和岗位/职业。/人们不觉羞耻地听说这些名字/例如阿尔·卡彭，/不！而是在路上吃力行走者的名字，/并唱着‘圣殿将重建’”[5]。政治生活由党派把持，参与联合政府的每个党派都致力于为其组织和活动分子寻求额外的津贴。左翼关心的对象是基布兹运动、莫沙夫运动、工人协会；中间派和右翼关心的是私人企业巨头、企业家、柑橘园拥有者、酒店经营者和承包商。公开招标的观念还没有内在化。因此，出现了滋生腐败——包括个人腐败和组织腐败——的沃土，它规避了国家主义的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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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色列有着自由的媒体：每个政党都拥有自己的报纸，同时也存在一些独立的报纸。政府遭到左翼和右翼的严厉批评。然而，记者对触及一些领域很是小心谨慎，其中就包括安全领域。记者委员会是由总理定期召集的、很受尊敬的论坛——因此使其成员参与到秘密情报中——这是保证媒体与政府合作的方式之一。电视当时还没有渗透到以色列的边境地区——本-古里安认为它败坏了社会。电台广播由广播当局或军队电台站控制，政府对两者都进行监督。因此，政府在传播其事件版本时相比任何反对派团体而言享有优势。但反对派充分运用言论自由，在媒体上成功地向支持者表达其观点立场。主要的报纸，例如《国土报》《晚报》《最新消息报》，甚至犹太工总机关报（实际上是马帕伊）《达瓦尔报》，都是完全独立的，对政府的不同政策和行为都有着不同程度的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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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个领域中，许可和禁止之间的界限有些模糊。政府允许监视当选官员吗？这种行为有许多正当理由：国家安全、怀疑与外国代理人接触或者反颠覆活动。但总理可以授权辛贝特（以色列国家安全总局）窃听马帕姆的领袖吗？在马帕姆领导层的会议室发现的窃听器被公之于众，而这只是冰山一角，实际上它是很普遍的。军管政府对阿拉伯领袖持续进行监视和窃听。可以估计的是，其他反对派领袖，或许甚至执政党内部的成员也被窃听。广为接受的准则是，像辛贝特这样的国家机构不能服务于特殊利益，但这并不总是适用的。似乎安全机构的一些成员因为国家的建立偶尔会忘乎所以，觉得他们掌握着实权。这可以解释将辛贝特用于政治目的；通过颁布军事动员令平息海员罢工；或者被包括（尽管没有实施）进以色列国防军法律中的思想——作为一种教育形式，每个士兵需要从事农业劳动一年。只有这种氛围下，可以产生运作犹太复国主义者在埃及的网络以从事破坏活动，认为这将动摇英国从埃及撤退的鲁莽念头。这个事件以委婉的代号“糟糕的事件”（The Bad Business，1954年）而铭刻于以色列的神话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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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的共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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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色列的头20年是以集体主义规范（强调奉献社会和招募个体为国家福祉劳动的重要性）与人民的个人主义愿望（提高其生活质量、为其子女确保良好教育和在社会阶梯中攀升）之间的紧张关系为特征。犹太复国主义-社会主义价值主导着话语，但在日常生活中人民提高其个人处境的努力在增强。这种紧张在当时出现的议会之外的三大反对派团体中有着有趣的呈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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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个反对派团体是出现于1952年的志愿者阵线。这个理想主义团体由想要改进以色列社会的希伯来大学学生构成。绝大部分人要么是马帕伊成员，要么在意识形态上亲近它。他们维持着自身的独立，该团体也不与任何政党结盟，但一方面致力于帮助吸收大批移民，另一方面与政府机构中的腐败行为做斗争。志愿者阵线支持集体主义标准。通过从事志愿者工作，它的成员认为他们有义务证明他们有权对其他人提出要求。因此他们的第一个活动就是在1951—1952年冬天的洪水中帮助靠近耶路撒冷的中转营居民，以及给新移民教希伯来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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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后，在社会责任感的名义下，他们开始警告和通报政府圈子中持续腐败的案例。他们致力于政府机构的净化以创造一个值得尊敬的以色列社会。这个团体与集体主义趋势的相连清楚地体现在其清教主义精神，以及坚持不懈地渗入政府机构的内部运作，有时侵犯政府权威，破坏私人隐私。他们行动无足轻重的结果带来的挫败感促使他们借助煽情的主张，以唤起公众对肃清腐败行为的支持。因此，他们聚焦于对高级警官、总理之子阿摩司·本-古里安提出指控，而后者起诉前者诋毁名誉。随之而来的宣传超出了他们先前达到的程度，但这也使许多原来支持他们的人远离这个团体。最后，志愿者阵线解散，其成员分散在不同派别。现在在左翼或极右翼阵营中都可以找到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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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会之外的第二个反对派团体体现在由乌里·阿维内里主编的《这个世界》周刊。阿维内里一开始是个右翼分子，埃特泽尔的成员，明显地倾向于迦南主义运动，该运动致力于创造一种建立在古代闪族基础上的新的以色列认同（参见第十一章）。但当他1950年接管了这份周刊时，他经历了一场个人革命，现在转而支持犹太人与阿拉伯人之间的对话。这份周刊的目的是推翻马帕伊。阿维内里主要憎恨的是本-古里安，他将后者视为反对成长于伊休夫的以色列土生土长的一代的邪恶矮人。《这个世界》周刊是靠订购和广告维持生存的独立发行物，它声称没有政治认同。它将后来人们所称的“调查性报道”（investigative journalism）引入到以色列新闻媒体中，许多记者在其办公室接受了他们的训练。它的箴言是“没有恐惧，没有偏见”。它的封面头条刊登着马帕伊机构中的腐败行为，例如一系列有关“侯舒斯坦”（Khoushystan）——海法市的马帕伊市长阿巴·侯舒斯——的文章。它的封底带有花花公子风格的插图和文章，迎合了当地民众的口味。这种不受约束的政治攻击和煽动性窥探隐私的混合使《这个世界》周刊非常受欢迎。许多人阅读这份周刊，尽管通常是以秘密的方式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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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50年代，《这个世界》周刊与狂热的右翼律师、对本-古里安带有深深仇恨的撒母耳·塔米尔合作，对两件震惊以色列的法律事件——格鲁内瓦尔德-卡斯特纳审判（参见第十一章）和阿摩司·本-古里安与志愿者阵线之间的诉讼——进行揭发。这个周刊的另一个目标就是被视为严重威胁的“黑暗组织”——辛贝特。阿维内里组合了希伯来词汇“行动主义”（Bitsuism），指本-古里安等人强调以牺牲意识形态为代价的行动倾向，以及“安全主义”（Bitchonism），指为了军事当局的需要对政治和社会思想进行的压制。他是本-古里安控制的军事当局的猛烈批评者，随后他又将矛头对准摩西·达扬，将之视为对以色列民主的威胁。与此同时，在他整个一生中对以色列国防军士兵情有独钟，他自己曾在独立战争期间作为以色列国防军士兵服役。卡塞姆村事件的曝光主要归功于他，他为了反对军管政府开展了不懈的斗争。1965年，阿维内里由于提倡与阿拉伯国家的和平当选为以色列议会议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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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维内里及其周刊通常不按惯例行事。对媒体不受限制的使用、粗鲁的方式、在曝光过程中撕毁规则，这些都预示着政府与公众关系的新时期的到来。而与志愿者阵线的理想主义一样，《这个世界》周刊将集体主义作为指导性的意识形态。很难辨别阿维内里意识形态中争取个体自由与权利的自由成分，在这个意义上说，他也属于这个集体主义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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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大反对派团体由20世纪60年代组织起来抗议本-古里安行为的希伯来大学的教授和知识分子构成，他们将本-古里安的行为视为侵略性的和威权主义的。1960年，与“糟糕的事件”有关的文件被发现有伪造行为。犹太工总总书记，这个国家最有权势的人之一平哈斯·拉冯（Pinchas Lavon），曾在“糟糕的事件”期间担任国防部长，因此被迫辞职。他现在致力于洗刷自己的罪名，声称不是他下令开展的埃及的破坏网活动。本-古里安为了正式的免责而否定了他的请求，说总理不能决定有罪或无罪，尤其是在有关该事件仅有一方说辞的情况下——另一方是军事情报局长本雅明·吉比利（Benjamin Gibli），他认为拉冯事实上授权他启动这个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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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拉冯事件”不断发酵。拉冯打破了所有的政治游戏规则而现身包括各党派代表的政治论坛——以色列议会外交与国防委员会，展示了对防务部门主张和指控的完整清单。他的陈词被泄露给媒体，再次违反了广为接受的规则。当一个部长级委员会（即七人委员会）仅出于程序的目的而建立起来并裁决拉冯没有做出这个命令时，本-古里安认为整个诉讼伤害了权力分立和自然正义的原则，从而宣布辞职。本-古里安对此的立场越顽固，就越使拉冯充当着殉道者的角色。这个事件在某种程度上类似于德雷福斯审判，尤其在马帕伊中央委员会解除了拉冯所担任的犹太工总总书记的职务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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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过100名教授写联名信抗议本-古里安，要求拉冯的罪名得到洗刷。对于学术界空前的动员以支持拉冯有许多可能的解释。这个事件发生在本-古里安与知识分子爆发的许多冲突之后，这些冲突来自他表达出对希伯来文学的冷漠，他假装成不仅是政治领袖而且是人民愿景的塑造者——这体现在他将《圣经》作为犹太创造力焦点的态度上，而忽视了其他所有世代以来的犹太文化的成就——他将“上帝选民”和“万邦之光”的口号提升为民族目标的地位。根据这种理论，知识分子认为本-古里安的主张不仅是一个领袖而且也是一个可能通向“极权民主”的先知，“极权民主”这个词汇由一位重要的历史学家、知识分子反对派领袖亚科夫·塔尔蒙（Ya‘akov Talmon）创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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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教授们行为的另一种可能的解释是拉冯从前在戈登青年运动中的领导地位。一些学术界领袖，例如拿单·罗滕斯特里奇（Nathan Rotenstreich），曾经属于这个运动并选择忠于他们过去的领袖。甚至阿摩司·奥兹（Amos Oz）——那时是一个青年作家和胡尔达基布兹的成员，隶属于戈登青年运动——也将拉冯视为他的向导和导师。以色列的高等教育史家乌里·科恩（Uri Cohen），认为政府在20世纪50年代末决定在特拉维夫建立一所大学，从而打破了希伯来大学对高等教育的垄断地位，在教授们中间创造了一种对立心态，这种情形在拉冯事件上找到了意识形态的焦点。总之，这个事件将以色列的知识分子转变成可以动员媒体并对公众观点产生重大影响的强大的反对派团体。在这个时期，可以从知识分子中间察觉到对国家构建的某种倦怠。而且，教授们离开他们的象牙塔参与到对他们而言是价值问题的行动中的事实，也显示出该团体仍然受到集体主义精神的强大驱动，并视自身为致力于帮助塑造国家形象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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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960年到1965年，该事件仍然位于这个国家议事日程的重要位置。但普通公民已对它感到恶心。他们不再对这个故事的细节感兴趣，它的许多自相矛盾的版本仍在受过教育的资产阶级的私人聚会中流行，而他们（普通公民）只是想让它远去。然而，本-古里安不想让它离开。对他而言，主要的问题现在是法律问题：政府的部长们不能证明某个人无罪或者给某个人定罪。允许这种状况发生将对权力分立和建立在其基础上的国家至上原则构成致命的打击。但对于公众来说，他坚持不懈地记住这个事件看起来是一场不必要的权力斗争。一份当时的漫画展示本-古里安用锤子粉碎了他自己的半身像（即摧毁了他自己的公众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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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顾起来，可以看到在认为本-古里安的立场是正确的问题上存在默契，因为1968年颁布的《国家调查委员会法》保证了这些委员会从政治体制中独立出来。但本-古里安式的国家主义的胜利是一场皮洛士式的胜利。在此期间，马帕伊分裂了，本-古里安及其支持者从“青年一代”中间脱离出来创建了拉菲党（以色列工人名单党的希伯来语缩写），该党由西蒙·佩雷斯和摩西·达扬领导。马帕伊在公众舆论中的地位受到了损害。在接下来的选举中，1965年，劳工运动的力量下降了。在大选之前，马帕伊与劳工联盟达成了同盟。而在第五届以色列议会的选举中，马帕伊赢得了42个席位，劳工联盟赢得了9个席位；在第六届以色列议会的选举中同盟仅获得了45个席位。内部的联合和新老成员之间的平衡遭到了损害，年轻的领导层被罢免而被老一代接管。没有了本-古里安的魅力，马帕伊开始在大众中间丧失了其无法撼动的地位。从此以后，它的权力不断遭到侵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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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3年，本-古里安一度辞去总理职务，前往斯德博克基布兹居住，该基布兹建造在内格夫沙漠中部，与任何现存的基布兹运动没有关联，此举为了证明他对开拓性的国家主义的奉献，即使是在退休之后。大部分以色列人感觉被遗弃，“建国之父”已经离开了国家这艘大船的舵手位置。人们没有看到接替本-古里安担任总理的摩西·夏里特有能力在国家领导人的位置上激发出同样程度的信心。没过多久，本-古里安在1955年重返总理岗位。但在20世纪60年代随着有关拉冯事件的辩论持续进行，公众觉得到了更换守护者的时候。本-古里安培养了一些能干的年轻人（达扬、阿巴·埃班和西蒙·佩雷斯），他们在本-古里安1959年组建政府时被任命到内阁中担任职务。这种行为在马帕伊中间一代引起了担心，即本-古里安试图越过他们将政府的接力棒直接传给年轻人。这个中间一代包括列维·艾希科尔、果尔达·梅厄、平哈斯·沙皮尔和扎尔曼·阿朗内（Zalman Aranne），这些人都身居政府要职。他们在这个事件中反对本-古里安。这种冲突反映了本-古里安在其党内不断衰退的地位以及遭遇了来自内部对其领导权的挑战。1963年的本-古里安辞职和被列维·艾希科尔取代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结束：以色列民主的初期结束了。政治体制在更换守护者过程中运转良好。艾希科尔在总理任期内在有关国家的中心地位问题上显得更加灵活，在政策上也更加宽容和开放。军管政府的废除和将亚博廷斯基的遗骸带回以色列，预示着扩展以色列民主的范围和国家共识的新意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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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主义是一项指导原则，它的标准并没有一直在实践中得到实现，而且它具有一种实质性的教育价值。最后，成长起来的一代人将其价值内在化，将其自身摆脱了政治化——伊休夫实践的最后遗迹。在这样一个初始时代，制衡机制已付诸实践以确保公民在法律面前的平等和防止政府的武断行为：最高法院、国家审计长和检察总长。这个时期以色列在所有有关个人和少数群体权利的事务上都不是一个自由民主制国家。根据一位学者的界定，国家主义是一个共和的概念，这个概念将国家视为自由的联邦，其成员致力于促使国家的成功，它的话语是强调公民的义务。个体与社会之间的平衡是向社会倾斜。个人的疏离是自由民主制的一部分，但在这个时期的以色列尚不存在；公众参与在这个进程中达到很高的程度。以色列议会选举中很高的投票率证实了这一点。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在冷战的高潮时期，甚至历史悠久的民主国家，例如英国、美国和法国都允许它们自身从自由主义原则退让，如果它们觉得公共福祉面临威胁。[6]因此，根据这些在当时西方民主国家所广为接受的准则，年轻的以色列民主体制运转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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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Uri Yadin’s diary, 10.5.1948,Sefer Uri Yadin: ha’ish ufo‘alo(In Memoriam
:Uri Yadin), Aharon Barak and Tana Spanitz (eds), Jerusalem: Bursi, 1990, p.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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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Sefer Uri Yadin, 15.7.1948, p.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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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Moshe Zemora’s speech at the inauguration of the Supreme Court,Hapraklit5, 1948-1949, pp. 187, 189. Cited according to Pnina Lahav, “Ha‘oz vehamisra
:hashanim haformativiot shel beit hamishpat ha‘elyon, 1948-1955” (The Supreme Court of Israel: Formative Years, 1948-1955), in Anita Shapira (ed.),Atzma’ut—50hashanim harishonot(Independence — The First Fifty Years), Jerusalem: Zalman Shazar Center, 1998, p. 1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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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Nathan Alterman, “Al zot” (On This),Hatur hashvi‘i(The Seventh Column),Book Two, Tel Aviv: Davar, 1954, p.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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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Nathan Alterman, “Tnai rishon” (Precondition),Hatur hashvi‘i(The Seventh Column), Book Two, Tel Aviv: Davar, 1954, pp. 124-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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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美国的众议院非美活动调查委员会所举行的听证会即是偏离民主常规的一例。法国的戴高乐政府在早期曾有六个月在紧急状态法下运转。英国反苏联间谍的行动导致了侵犯人权事件，而在北爱尔兰的反恐斗争更是毫不手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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