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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50年代，《这个世界》周刊与狂热的右翼律师、对本-古里安带有深深仇恨的撒母耳·塔米尔合作，对两件震惊以色列的法律事件——格鲁内瓦尔德-卡斯特纳审判（参见第十一章）和阿摩司·本-古里安与志愿者阵线之间的诉讼——进行揭发。这个周刊的另一个目标就是被视为严重威胁的“黑暗组织”——辛贝特。阿维内里组合了希伯来词汇“行动主义”（Bitsuism），指本-古里安等人强调以牺牲意识形态为代价的行动倾向，以及“安全主义”（Bitchonism），指为了军事当局的需要对政治和社会思想进行的压制。他是本-古里安控制的军事当局的猛烈批评者，随后他又将矛头对准摩西·达扬，将之视为对以色列民主的威胁。与此同时，在他整个一生中对以色列国防军士兵情有独钟，他自己曾在独立战争期间作为以色列国防军士兵服役。卡塞姆村事件的曝光主要归功于他，他为了反对军管政府开展了不懈的斗争。1965年，阿维内里由于提倡与阿拉伯国家的和平当选为以色列议会议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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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维内里及其周刊通常不按惯例行事。对媒体不受限制的使用、粗鲁的方式、在曝光过程中撕毁规则，这些都预示着政府与公众关系的新时期的到来。而与志愿者阵线的理想主义一样，《这个世界》周刊将集体主义作为指导性的意识形态。很难辨别阿维内里意识形态中争取个体自由与权利的自由成分，在这个意义上说，他也属于这个集体主义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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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大反对派团体由20世纪60年代组织起来抗议本-古里安行为的希伯来大学的教授和知识分子构成，他们将本-古里安的行为视为侵略性的和威权主义的。1960年，与“糟糕的事件”有关的文件被发现有伪造行为。犹太工总总书记，这个国家最有权势的人之一平哈斯·拉冯（Pinchas Lavon），曾在“糟糕的事件”期间担任国防部长，因此被迫辞职。他现在致力于洗刷自己的罪名，声称不是他下令开展的埃及的破坏网活动。本-古里安为了正式的免责而否定了他的请求，说总理不能决定有罪或无罪，尤其是在有关该事件仅有一方说辞的情况下——另一方是军事情报局长本雅明·吉比利（Benjamin Gibli），他认为拉冯事实上授权他启动这个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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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拉冯事件”不断发酵。拉冯打破了所有的政治游戏规则而现身包括各党派代表的政治论坛——以色列议会外交与国防委员会，展示了对防务部门主张和指控的完整清单。他的陈词被泄露给媒体，再次违反了广为接受的规则。当一个部长级委员会（即七人委员会）仅出于程序的目的而建立起来并裁决拉冯没有做出这个命令时，本-古里安认为整个诉讼伤害了权力分立和自然正义的原则，从而宣布辞职。本-古里安对此的立场越顽固，就越使拉冯充当着殉道者的角色。这个事件在某种程度上类似于德雷福斯审判，尤其在马帕伊中央委员会解除了拉冯所担任的犹太工总总书记的职务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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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过100名教授写联名信抗议本-古里安，要求拉冯的罪名得到洗刷。对于学术界空前的动员以支持拉冯有许多可能的解释。这个事件发生在本-古里安与知识分子爆发的许多冲突之后，这些冲突来自他表达出对希伯来文学的冷漠，他假装成不仅是政治领袖而且是人民愿景的塑造者——这体现在他将《圣经》作为犹太创造力焦点的态度上，而忽视了其他所有世代以来的犹太文化的成就——他将“上帝选民”和“万邦之光”的口号提升为民族目标的地位。根据这种理论，知识分子认为本-古里安的主张不仅是一个领袖而且也是一个可能通向“极权民主”的先知，“极权民主”这个词汇由一位重要的历史学家、知识分子反对派领袖亚科夫·塔尔蒙（Ya‘akov Talmon）创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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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教授们行为的另一种可能的解释是拉冯从前在戈登青年运动中的领导地位。一些学术界领袖，例如拿单·罗滕斯特里奇（Nathan Rotenstreich），曾经属于这个运动并选择忠于他们过去的领袖。甚至阿摩司·奥兹（Amos Oz）——那时是一个青年作家和胡尔达基布兹的成员，隶属于戈登青年运动——也将拉冯视为他的向导和导师。以色列的高等教育史家乌里·科恩（Uri Cohen），认为政府在20世纪50年代末决定在特拉维夫建立一所大学，从而打破了希伯来大学对高等教育的垄断地位，在教授们中间创造了一种对立心态，这种情形在拉冯事件上找到了意识形态的焦点。总之，这个事件将以色列的知识分子转变成可以动员媒体并对公众观点产生重大影响的强大的反对派团体。在这个时期，可以从知识分子中间察觉到对国家构建的某种倦怠。而且，教授们离开他们的象牙塔参与到对他们而言是价值问题的行动中的事实，也显示出该团体仍然受到集体主义精神的强大驱动，并视自身为致力于帮助塑造国家形象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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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960年到1965年，该事件仍然位于这个国家议事日程的重要位置。但普通公民已对它感到恶心。他们不再对这个故事的细节感兴趣，它的许多自相矛盾的版本仍在受过教育的资产阶级的私人聚会中流行，而他们（普通公民）只是想让它远去。然而，本-古里安不想让它离开。对他而言，主要的问题现在是法律问题：政府的部长们不能证明某个人无罪或者给某个人定罪。允许这种状况发生将对权力分立和建立在其基础上的国家至上原则构成致命的打击。但对于公众来说，他坚持不懈地记住这个事件看起来是一场不必要的权力斗争。一份当时的漫画展示本-古里安用锤子粉碎了他自己的半身像（即摧毁了他自己的公众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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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顾起来，可以看到在认为本-古里安的立场是正确的问题上存在默契，因为1968年颁布的《国家调查委员会法》保证了这些委员会从政治体制中独立出来。但本-古里安式的国家主义的胜利是一场皮洛士式的胜利。在此期间，马帕伊分裂了，本-古里安及其支持者从“青年一代”中间脱离出来创建了拉菲党（以色列工人名单党的希伯来语缩写），该党由西蒙·佩雷斯和摩西·达扬领导。马帕伊在公众舆论中的地位受到了损害。在接下来的选举中，1965年，劳工运动的力量下降了。在大选之前，马帕伊与劳工联盟达成了同盟。而在第五届以色列议会的选举中，马帕伊赢得了42个席位，劳工联盟赢得了9个席位；在第六届以色列议会的选举中同盟仅获得了45个席位。内部的联合和新老成员之间的平衡遭到了损害，年轻的领导层被罢免而被老一代接管。没有了本-古里安的魅力，马帕伊开始在大众中间丧失了其无法撼动的地位。从此以后，它的权力不断遭到侵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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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3年，本-古里安一度辞去总理职务，前往斯德博克基布兹居住，该基布兹建造在内格夫沙漠中部，与任何现存的基布兹运动没有关联，此举为了证明他对开拓性的国家主义的奉献，即使是在退休之后。大部分以色列人感觉被遗弃，“建国之父”已经离开了国家这艘大船的舵手位置。人们没有看到接替本-古里安担任总理的摩西·夏里特有能力在国家领导人的位置上激发出同样程度的信心。没过多久，本-古里安在1955年重返总理岗位。但在20世纪60年代随着有关拉冯事件的辩论持续进行，公众觉得到了更换守护者的时候。本-古里安培养了一些能干的年轻人（达扬、阿巴·埃班和西蒙·佩雷斯），他们在本-古里安1959年组建政府时被任命到内阁中担任职务。这种行为在马帕伊中间一代引起了担心，即本-古里安试图越过他们将政府的接力棒直接传给年轻人。这个中间一代包括列维·艾希科尔、果尔达·梅厄、平哈斯·沙皮尔和扎尔曼·阿朗内（Zalman Aranne），这些人都身居政府要职。他们在这个事件中反对本-古里安。这种冲突反映了本-古里安在其党内不断衰退的地位以及遭遇了来自内部对其领导权的挑战。1963年的本-古里安辞职和被列维·艾希科尔取代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结束：以色列民主的初期结束了。政治体制在更换守护者过程中运转良好。艾希科尔在总理任期内在有关国家的中心地位问题上显得更加灵活，在政策上也更加宽容和开放。军管政府的废除和将亚博廷斯基的遗骸带回以色列，预示着扩展以色列民主的范围和国家共识的新意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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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主义是一项指导原则，它的标准并没有一直在实践中得到实现，而且它具有一种实质性的教育价值。最后，成长起来的一代人将其价值内在化，将其自身摆脱了政治化——伊休夫实践的最后遗迹。在这样一个初始时代，制衡机制已付诸实践以确保公民在法律面前的平等和防止政府的武断行为：最高法院、国家审计长和检察总长。这个时期以色列在所有有关个人和少数群体权利的事务上都不是一个自由民主制国家。根据一位学者的界定，国家主义是一个共和的概念，这个概念将国家视为自由的联邦，其成员致力于促使国家的成功，它的话语是强调公民的义务。个体与社会之间的平衡是向社会倾斜。个人的疏离是自由民主制的一部分，但在这个时期的以色列尚不存在；公众参与在这个进程中达到很高的程度。以色列议会选举中很高的投票率证实了这一点。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在冷战的高潮时期，甚至历史悠久的民主国家，例如英国、美国和法国都允许它们自身从自由主义原则退让，如果它们觉得公共福祉面临威胁。[6]因此，根据这些在当时西方民主国家所广为接受的准则，年轻的以色列民主体制运转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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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Uri Yadin’s diary, 10.5.1948,Sefer Uri Yadin: ha’ish ufo‘alo(In Memoriam
:Uri Yadin), Aharon Barak and Tana Spanitz (eds), Jerusalem: Bursi, 1990, p.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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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Sefer Uri Yadin, 15.7.1948, p.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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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Moshe Zemora’s speech at the inauguration of the Supreme Court,Hapraklit5, 1948-1949, pp. 187, 189. Cited according to Pnina Lahav, “Ha‘oz vehamisra
:hashanim haformativiot shel beit hamishpat ha‘elyon, 1948-1955” (The Supreme Court of Israel: Formative Years, 1948-1955), in Anita Shapira (ed.),Atzma’ut—50hashanim harishonot(Independence — The First Fifty Years), Jerusalem: Zalman Shazar Center, 1998, p. 1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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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Nathan Alterman, “Al zot” (On This),Hatur hashvi‘i(The Seventh Column),Book Two, Tel Aviv: Davar, 1954, p.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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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Nathan Alterman, “Tnai rishon” (Precondition),Hatur hashvi‘i(The Seventh Column), Book Two, Tel Aviv: Davar, 1954, pp. 124-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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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美国的众议院非美活动调查委员会所举行的听证会即是偏离民主常规的一例。法国的戴高乐政府在早期曾有六个月在紧急状态法下运转。英国反苏联间谍的行动导致了侵犯人权事件，而在北爱尔兰的反恐斗争更是毫不手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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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色列：一个奇迹国家的诞生 第九章 国家构建：经济、发展与大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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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建国家的经历使其领袖有机会将那些从一开始就丰富着犹太复国主义思想的乌托邦计划付诸实践。委任统治政府对犹太复国主义建设和发展事业愿景的限制走向结束。“我们将以水泥和混凝土来浇筑你，为你建造铺满地毯的花园。”拿单·奥尔特曼在20世纪30年代初期的《清晨之歌》中写道，这首歌被以色列的儿童作为第二国歌来歌唱，以描绘犹太复国主义对这个国家的计划。在独立的兴奋中，每个人都思考着更多的可能和更少的限制。然而，到来的现实使他们清醒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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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国家建立的前三年中，每件事情都服从于两大基本目标：争取战争胜利以确保以色列的生存和移民吸收。战争一直持续到1949年春天。自从1948年夏季以来超过10万人被动员起来，结果对经济发展显然不利。另一方面，10万新移民在战争期间到来，比此前任何一年到来的人数都要多。这是随后发生情况的第一个暗示。在建国的头42个月时间里，平均每月到来的新移民达1.6万人左右。总共有69万移民来到了以色列，在三年时间里犹太人口翻了一番。这次移民的巨大规模相当于当时已有的人口总数——这在任何移民国家都前所未闻——给经济带来了巨大的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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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8年2月，在一场反对执行联合国1947年11月29日分治决议的展览中，英国将巴勒斯坦镑从英镑区国家移除，这意味着当地货币不再得到英镑的支持。银行全部停止运转，居民无法取出他们的存款；对此，犹太人的反应比较克制。英国-巴勒斯坦银行保证它的金库拥有可使用的巴勒斯坦镑现金供应，以防止短缺损害当地的经济活动。与此同时，银行准备印制新的国家货币以色列里拉，甚至在国家成立前就已开始。以色列里拉——独立和主权的另一种表达——首次出现在1948年夏天。为了防止公众丧失对新里拉的信任，巴勒斯坦镑和英镑之间1︰1的旧汇率仍然维持。这个比率自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就是不现实的，由于在战争期间巴勒斯坦的通货膨胀率远高于英国，因此巴勒斯坦的货币不断贬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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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持以色列里拉的面值需要金融管制和法规监管。这些都是计划和直接管理经济（正如当时以色列的经济体制）的首要步骤。这种体制源自伊休夫时期，但现在主权国家要将它实施到所有公民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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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英国政府在巴勒斯坦采取了自由放任政策，它意味着国家拥有经济自由。那时，巴勒斯坦没有对购买巴勒斯坦产品的国家予以优先考虑并采取选择性的进口保护关税政策，也没有累进税制，对市场力量的干预是微弱的。这种不干预的政策对犹太人产业和经济活动的发展没有提供任何刺激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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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世界大战带来了急剧的转变。在英国政府的领导下，建立了定量配给和经济管制体制，委任统治政府对食物采取定量配给和价格管制。它确定了经济管制和优先权——例如，优先投资对英国在中东地区的战争努力十分重要的工业生产，而禁止住房建设——这有助于犹太人工业的发展。犹太人的工业开始在不必与欧洲进口商品竞争的情况下发展，这种竞争由于战争而无法实现。犹太工总建筑公司索勒·博内，转向整个中东地区的军事建造市场，修建道路、机场、军营，成为一个庞大的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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