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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袖们倾向于怀疑各种经济理论。自从犹太复国主义定居点在巴勒斯坦出现以来，绝大部分专家考察了犹太复国主义事业的经济可行性，强调它将永远无法有效运行，但这些悲观的预言并没有发生。因此，政治和社会领导层认为，经济法则不适用于犹太复国主义事业。这样的观念在本-古里安对经济学家建议的怀疑态度中表现得尤为显著。当一个顾问委员会被任命来规划贝尔谢巴市并得出不可行的结论时，他解散了这个委员会并建立了一个新委员会。出于这种怀疑的态度，他对自由市场的怀疑加深了；在他看来，自由市场由经济获益所驱动而非为了建设国家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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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国初期各种物资都严重短缺。外汇储备十分少。政府使用独立战争期间英国冻结而后逐渐解除的英镑账户，到1952年以色列有权使用所有这些账户，账户资金被用于从国外购买食物和燃料。建立在世界犹太人捐赠之上的资本输入，还远远达不到战争和移民的需求。政府以通货膨胀的方式印钞票，以支付当地的开支。1948年，40%的国内生产总值用于战争费用。然而，进口严重依赖可用的外汇，而它在当时几乎已耗尽。1949—1952年，食物和燃料的储备也接近于零。这个国家的运转能力依赖经济领导人的操控能力，他们成功地以短期信贷带来了油罐车和运粮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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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色列经济部门领导人感受到急迫和压力，而政治领导人则盲目乐观，正如我们看到的，后者倾向于蔑视经济法规，就像一位犹太复国主义高级领袖的著名言论所表达的：“我正在谈论预算，而他们正在唱《哈蒂克瓦》。”[1]在1949年，为了应对短缺和物价上涨，政府决定采取紧缩政策——食物配给和价格管制。一年后，这个英国人曾使用的体制被采纳了，鞋类和衣服也都实行配给制。紧缩政策适合于在全体人口中平均分担移民吸收负担的社会主义概念。但没有对工资进行冻结，工资与消费指数（建立于“二战”期间的制度以应对通货膨胀所带来的物价上涨）相关，由于犹太工总与其雇主之间有年度协议，它每年也在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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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开始，人口中的老成员带着理解接受了紧缩措施，但无法持续下去。在1949年春停火协议签订后，战争结束使他们感到放松，开始对政府的管制政策表示不满。掌握在公众手中的盈余现金无处使用，这一压力导致黑市的出现，它表达了消费者的觉醒和拒绝接受紧缩政策。需求的压力削弱着紧缩政策，所有进行管制的尝试都失败了，增加了大众对政府经济政策的不满——表明无视经济规律并不一直是一个好主意。以色列里拉与美元之间不切实际的汇率（0.35里拉兑1美元）增加了进口成本，并导致外汇储备的缩水。紧接着，朝鲜战争导致了全球物价上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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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结果是，与管制、配给和通货膨胀同时发生的还有不可忍受的形势。1952年，尽管有来自左派的反对，财政部领导还是成功地使政府确信有必要进行政策调整。政府同意停印钞票并对银行持有的所有现金和存款征收10%的税。里拉贬值了约80%，这一动议在1953年4月被重申，当时将汇率确定在1.8里拉兑换1美元。这个汇率几乎维持了10年。通货膨胀受到抑制成为以色列停止紧缩政策之后的主要特征，尽管外汇储备的水平仍然较低，但现在经济逐步实现复苏。1950年，以色列接受了首批美国贷款。1952年以色列获得了今后10年发展所需的首批外部经济资源：美国犹太人购买的独立信贷（以色列债券），美国的援助协定，以及与联邦德国达成的赔偿协议（稍后将进行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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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马帕伊领导层的角度来看，建国后的形势为快速发展和福利国家提供了条件。正如我们看到的，在建国前绝大部分投资于这个国家的资本都是私人资本，绝大部分犹太人控制的土地是私有的。水资源、电力和自然资源等不由英国当局控制的领域均由私人公司所有。现在，随着阿拉伯人的离开或被驱逐，62.5万英亩的无主土地突然属于国家，因为国家既是国有土地的继承者，同时也是被称为“被遗弃财产”的继承实体。被遗弃财产是宽泛的界定，所以它也适用于一些仍在以色列边界之内的阿拉伯人土地。这个国家超过90%的土地现在转为国有。政府也控制了资本输入，其中绝大部分是公共资本。所有这些因素使国家可以使用经济杠杆和生产手段以用于计划性的项目。它可以根据自己挑选的国家优先事项来选择项目的位置和想要投资的行业。即使没有直接投资于特定的企业，它也可以使用拨款、补贴、进口许可证、对外国的直接投资者进行外汇分配等手段，以投资于产业和选择其地理位置。在一开始，这些投资者并不多；他们主要出现于20世纪60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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犹太复国主义传统对农业和建筑业给予了优先地位。在1948—1951年的四年间，建立了270个农业定居点，其中100个定居点为移民莫沙夫。这一时期建立的定居点数量等同于此前70年间犹太复国主义在巴勒斯坦建立的定居点数量。1943—1951年，从事农业的人数翻了一番，即使他们在所有雇佣者中的比例没有增加。到20世纪50年代末，建立了400个农业定居点。政府的目标是确保犹太人定居点分布在阿拉伯居民撤离后留下的大片土地上——沿着边界、耶路撒冷走廊和内格夫北部。农业也理所应当地给人口供应食物，正如前面提及的是，人口由于大规模移民增长了一倍。受犹太复国主义意识形态的影响，农业被视为有益于健康的职业，因为它使离群索居的犹太人贴近故乡的土壤，帮助他们扎根于土地，并使他们习惯于体力劳动。可供利用的生产方式、土地、水和劳动者——加上不熟练的新移民——使农业成为解决移民就业和住房问题最便捷和最有效的办法，而这也满足了国家在边界地区的安全需要和为不断增长的人口供应食物的需要。那个时期的定居点规模十分庞大。1949—1952年，农业生产增长了一倍。与此同时，作为疏散人口努力的一部分，政府在这个国家不同地区建立了大约30个城镇，称之为“发展城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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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对资本输入进行控制使之导向它倾向于发展的产业。直到1955年，被选定的部门都是农业。1956年，农业短缺的时期结束并进入了富余时期。与此同时，变得清晰的是，农业废水成为一种重要而稀缺的资源。平哈斯·沙皮尔被任命为贸易和工业部部长标志着一个新的方向：对地方工业发展的投资。工业的建设通过补贴的赞助、友好的汇率、保护性关税和政府投资得以发展。建造的工厂绝大部分都是从事建立在地方原材料，即内格夫北部棉花种植基础上的棉纺织业。职工都是不熟练的工人，这些工厂为发展城镇的居民提供了就业，这些城镇过去都是在缺乏生产性基础设施的情况下建立起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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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社会主义理论，生产的基础设施应该置于政府手中以便为国家利益所用。政府控制着能源、运输和水。它接收了巴勒斯坦钾碱公司并建立了死海工厂。它还接收了电力公司。政府创建了以色列航空公司和兹姆航运公司。它在阿什杜德建造了一个新港口。政府接收了海法炼油厂。道路和铁路网络也在加快发展。与犹太复国主义的愿景一致，政府将国有资本投资于主要的灌溉工程：雅孔河-内格夫灌溉工程和国家输水系统。后一个工程将水从加利利湖引往内格夫，将大片干旱土地转为充分灌溉的土地，为农民提供可以改善其生活水平的生产方式。胡拉湖的排水工程——过去这里几千英亩的地方一部分是湖泊，一部分是沼泽——成为犹太复国主义梦想成真的极好事例。然而，在这个事例中，开发这个地区的最初的热情被证明是建立在错误的做法之上。排干的土壤无法耕种，而湖泊被排干则破坏了独特的自然环境。胡拉的部分地区在1990年被再次注入水。在这个方面，20世纪50年代的以色列在加速发展方面类似于其他国家，没有意识到生态的代价（例如埃及的阿斯旺大坝和苏联的一些建设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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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在这些基础设施方面的巨大投资导致以色列经济前所未有的增长，在15年中，以色列经济实现了年均10%的增长率。政府并没有将建设基础设施的公司国有化，因为这个步骤可能会阻止潜在的投资者。政府购买了这些公司，其中许多成为置于公共控制下的有限责任公司。但在1955年后，考虑到埃及-捷克军火交易（随后将讨论）中军事采购的需要，国防预算增加至国家预算的7.5%。相当大一部分的国防预算流向当地市场，这样政府更多地卷入到了当地的市场活动之中。国防工业的建立为国家干预经济提供了另一个领域。在这一时期，公共部门（政府）构成以色列经济的20%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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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犹太工总也在发展。犹太工总的建设部，以工人协会的形式出现，在农业、建筑业和工业中越来越强大。1949—1954年，基布兹的数量增加了一倍，人口增加了60%。其生产能力和产量也翻了一番，一些基布兹见证了工业的开端。绝大部分移民莫沙夫是在犹太工总的大伞下发展。这个部门的销售和购买是合作制，因而具有重要的议价能力。索勒·博内是国家从事大型工程的承包商，因为它拥有所需的经验和技术。它建设了公共住房、发电站、道路和定居点。市场上没有其他公司可以与其生产方式进行竞争，甚至执行能力也是如此。在20世纪50年代的下半期，工人协会也开始建立和接收国防、重工业和消费品领域的公司。在这个时期，犹太工总大约占经济的20%，与公共部门所占比例一样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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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古里安及其同事之前有关私人资本只会导致获利而不从事国家目标的观念，随着时间推移变得温和起来。以色列债券的犹太投资者和流散地对以色列的主要捐赠者具有资本家的视野，对公共经济以及国家对其的控制表示怀疑，甚至不满。1950年，以色列与美国的经济关系更为密切，这进一步软化了以色列对私人资本的态度。政府出台税收法规鼓励非政府投资者的资本投资活动。在20世纪50年代下半期，私人资本开始流入以色列，通过犹太投资者和德国的个人赔偿两个渠道。如果私人企业家在政府所界定的发展区域从事政府鼓励发展的产业，他们将得到政府资助。该政策鼓励在边远地区或靠近中转营和发展城镇的地方建造工厂，以便为移民提供就业。政府大力投资于这些事业，在有些情况下，这种投资在经济学上是站不住脚的。但对于贸易和工业部长平哈斯·沙皮尔而言，就业和发展是第一位的；他不关心后来的盈利情况。他发起的投资局用于赢得海外犹太投资者对工业发展的资助。在20世纪60年代前半期，投资局筹集到上亿美元。因此，一种包括私人和公共经济的合作模式发展起来了。这两种经济类型有赖于政府通过关税和对竞争性的进口商品征税，有益于工业发展的特别汇率，对发展地区提供拨款等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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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部分流入这个国家的资本用于投资和发展领域，但也有相当一部分的资本转移到消费领域。在这些年中，整个人口的生活水平有了实质性的提高：1955—1966年，人均消费量增加了221%。如何在生活水平提高——使绝大部分人口受益，他们参与到消费的不断增长当中——和用于发展的资源分配之间找到很好的平衡点，是仍然让经济学家困惑的问题。如果部分的资源没有被转移到消费领域，很可能会出现离开这个国家的移民潮。而这种对投资于基础设施和指定发展领域的外国资本进行重新分配并部分将之转移至消费领域，目的在于提高民众的生活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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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人协会延伸的领域越是得到扩展，在犹太工总作为工会的代表（代表领薪水的工人）与其作为雇主的身份之间的内在冲突就越明显。在大规模移民时期，成千上万的人失业给劳动力市场造成低工资现象，犹太工总认为必须以欧洲工人获得的同等工资水平将移民吸收到经济中。它强烈反对削减工资，即使在20世纪50年代初的严重失业时期。地方工人委员会则主张以较低的工资为来自中转营的工人提供工作。这种政策有利于老员工和熟练工人，但伤害了弱势工人和新移民的利益。与此同时，犹太工总的企业本应是有利可图的，但它们实行犹太工总的工资原则，加上对雇佣和解雇的严格规定，所以这些企业想保持稳定获利也不容易。犹太工总在服务于国家使命上值得信任，因为尽管政府许诺予以支持，但私人资本拒绝前往那些发展中的地区建立工厂。但从这里开始，领薪水的工人、工厂管理层和工人协会执委会之间的矛盾在犹太工总比较独特，最终导致了它内部的利益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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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3年在劳工部长果尔达·梅厄提议下制定的《国家保险法》，在当时被视为浪费，是国家无法负担的事物。但这部法律成为以色列社会保障网的基础，它保障着全部人口中的老年人和残疾者的退休金、带薪产假、职业事故保险以及后来的额外权利。引人注目的经济增长与领薪水工人之间低工资差别的维持一道使得20世纪50年代末的以色列成为最具平等主义精神的非共产党国家之一。以色列的福利国家将教育公民从事生产性工作作为一项首要的国家使命。例如，政府和犹太工总都强烈反对失业保险，它被视为对非生产性的堕落生活的鼓励。相反，以色列制定了充分就业政策，即使它意味着引入没有经济价值的工作福利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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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由于经济以及该领域的劳动分工越来越复杂，工人团体开始要求他们自己独立的组织和工资等级。他们反对犹太工总的工资等级，它的薪水水平与资历和家庭成员数量相关联。在20世纪50年代末，工程师、医生和高中教师都要求确保获得相对于蓝领和白领工人更高的工资。犹太工总在接受这些要求方面存在困难，它认为这将损害其相对平等的政策。它试图要求达成工资协议以冻结现有的不同职业的差别，以便如果某个团体增加工资，所有其他团体也将以同等比例增加工资。然而，希望各个职业同意这项提议是完全不现实的。考虑到社会主义-犹太复国主义将所有职业分为“生产性”和“非生产性”的传统观点，犹太工总更倾向于支持工业、农业和建筑业而非服务业的工资要求。但服务业在不断增长，犹太工总的控制力也在削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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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古里安的国家主义概念作为国家资源，具有重要的科学意义而被认可。考虑到阿拉伯国家的巨大人口优势，他一直认为保证以色列存在的因素之一就是它利用人口的思想、技术和科学能力使社会受益的能力。这个观点部分地建立在根深蒂固的对犹太人天赋的自豪之上，经常通过引用犹太人获得诺贝尔奖的高比例和犹太人对世界文化的贡献来加以论述。促进科学发展和科学家认同国家主义的目标，是建立基于个人成就的精英体制。这个想法的目的是将以色列摆在现代、世俗和进步的西方国家之列。培养科学精英的政策体现在建国初期以色列对高等教育的巨大投资上。以色列建国时，已有两大高等教育机构，即耶路撒冷的希伯来大学和海法的以色列理工学院。魏兹曼科学研究院在随后作为研究机构出现。认识到国家对受过教育的人口补充到公共行政机构岗位以及创造一个工程师和技术人员、研究人员和发明家阶层的需要，以色列对发展高等教育进行国家投资，以使得以色列中产阶级容易获得高等教育。在很短的时间里，出现了几所大学——巴伊兰大学、特拉维夫大学、海法大学、贝尔谢巴大学（随后成为内格夫的本-古里安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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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成就应用于实践的一个领域就是农业。灌溉的有效利用、新作物品种的发展、非本土品种在当地农业中的运用、现代培育方法等使以色列成为世界上在农业发展领域最为著名和最为先进的国家之一。20世纪60年代，以色列将其耕作技术出口到非洲国家。科学能力也被用于国防工业。拉斐尔即武器装备发展局的建立，是本-古里安远见卓识的另一个例证，他通过与学术研究人员合作投资于科学发展，即使在国家处于各种资源尤其是外汇短缺的情况下。大量的技术被发展起来用于国防建设，随后又整合到工业生产中，因此增加了以色列的出口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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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60年代初，以色列完成了一批大型国家项目，包括国家输水系统、死海工厂、阿什杜德港口以及迪莫纳附近的核反应堆。也是在这个时期，移民人数较少，而以往通常通过对移民吸收的投资带来了繁荣。以色列的国际收支逆差增加，在“经济独立”的旗帜下，政府试图通过货币贬值和废除多重汇率来削减这种逆差（1962年引入了3里拉兑1美元的汇率）。但这些尝试都宣告失败。削减赤字的计划与经济持续增长背道而驰。在前面提及的主要工程完成后，政府没有启动新的工程。由此导致的经济活动的减少与阻止工资增长的尝试一起，导致了经济的减速、国内生产总值的停顿和失业的增加，这次衰退主要对相对富有的中产阶级和青年学者造成了打击。因此，许多人离开以色列，当时流传着一个笑话——关于罗德机场的一个标语“最后一个，请把灯关掉”——成为全国性的谈资。计划经济的减速变成失去控制的经济衰退。由于六日战争的到来，经济很快就走向复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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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没有政府的指导，在战争和大规模移民的条件下，以色列能否达到当时的发展水平？这个问题在经济学家中间仍然存在争议。但在20世纪50年代初的条件下，这个问题很可能并不明显。直到大规模移民结束的1952年，以色列仍处在类似于战争形势的紧急状态之中。即使在这个状态结束过后，几乎没有私人企业有能力或愿意承担垦殖边远地区的重担（由于它们没有任何经济价值）；培训成千上万的不熟练的移民；吸收病人、残疾和未受教育的人口；建设交通、水和电力基础设施；以及为无支付能力的人口提供健康服务、教育、住房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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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存在种种缺点，但管制经济使以色列国以很快的速度发展，这一模式也成为发展中国家的杰出案例。1963年，以色列97%的人口拥有自来水，93%的人口用上了电。自从1948年以来，私人消费增长了200%。一年级的小学生数量从1949年的17 137人增加到1963年的55 301人。医院床位数从1948年的4626张增加到1964年的17 612张。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从1950年到1963年增长了232%。如果没有管制经济，这些成就是否可能是值得怀疑的。的确，那时的正直标准不同于今天，但毫无疑问的是，“我们的人民”宁愿接受与工程和资源分配相关的所有事物，这种安排就是标准的实践。以色列没有诸如盗窃国有资源之类的腐败行为，而一些发展中国家，甚至一些发达国家的统治者却不乏此类行径。以色列的政府领导人维持了简朴的生活方式和他们的正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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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人们也不能不考虑这种体制在公民和官员之间引起的内在痛苦、敌对和疏远。在政府部门、就业介绍所、疾病基金诊所、内政部与贸易和工业部之间，在全能的官僚与需要其服务和恩惠的公民之间存在着持久的谈判。一边体现出高傲的态度，而另一边感受着耻辱和屈从。公民必须像乞丐一样站在被执政党和体制的所有错误与缺点所缠绕的权力走廊中。曾对以色列经济取得惊人成功负责的马帕伊，在所有对犹太复国主义梦想感到幻灭的人中间引燃了不满的火种。所有移民和吸收过程中的不适与潜在的不满也因此而产生。如此一来，对这个体制的不耐烦转变成了对劳工运动的愤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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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David Horowitz,Hayyim bamoked(At the Heart of Events), Ramat Gan
:Masada, 1975, p. 108. The leader in question was Motzk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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