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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0年3月，伊拉克政府宣布它将允许愿意离开的犹太人移民，如果他们宣布放弃其公民权。这项法律的有效期仅为一年。它是始于1932年伊拉克独立的持久过程的结果。从20世纪之初以来——尤其是在英国委任统治之下——这个国家自豪而成功的犹太社群实现了现代化，并整合到伊拉克经济和文化之中。但是，不断高涨的阿拉伯民族主义以及巴勒斯坦的民族冲突，加重了伊拉克犹太人与穆斯林之间的紧张关系。现在扎根于故土的伊拉克犹太人发现他们的经济和社会地位被削弱。他们曾经是享有平等权利的公民，但现在有赖于政府的恩赐和善意。直到20世纪40年代，这个社群的绝大多数人都认为其是伊拉克人民的一部分，这种认同现在由于来自政府、媒体和大众的敌视而被动摇。一些受过教育的犹太青年加入了共产党，将伊拉克的政权更迭视为摆脱其困境的唯一办法。其他人转向了犹太复国主义。从1943年以来，伊拉克的犹太复国主义运动一直比较活跃，获得了热心青年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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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项允许犹太人外迁的法律目的是使几千名被政府视为犹太人口中具有煽动性的活跃核心以及一无所有的贫穷犹太人离开。伊拉克政府估算大约有1万人离开，而以色列方面的估计为3万~ 4万。施罗莫·希勒尔（一位出生于伊拉克的以色列人，他是阿里亚B协会在伊拉克的代表）估计将有7万人迁出。没有人能够想到将会有12万人离开。但登记离开的人数像滚雪球一样越来越多。由于越来越多的人登记移民，其他人更担心他们将沦为一个人数较少、遭受迫害的少数群体。同时，为了阻止向外移民，当局开始限制离开者携带的金钱和贵重物品的数量。最后，1951年3月，他们冻结了伊拉克犹太人的财产并禁止迁出者带走任何东西。向以色列移民的活动一开始进展缓慢（同时还有来自罗马尼亚的另一波移民潮），最终演变成为一场恐慌，导致一个富足、完善的社群沦为身无分文的难民群体。1950—1951年，整个伊拉克犹太社群移民到了以色列。与“魔毯行动”的东方主义浪漫相对应，此次空运被给予《圣经》的名称“以斯拉和尼希米行动”，这是以居鲁士统治时期从巴比伦流放地返回的犹太领袖的名字命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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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色列政府对移民过程进行了有限的控制。意料不到的政治形势，正如伊拉克、波兰和罗马尼亚发生的那样，促使以色列无法拒绝成千上万的犹太移民。在其回忆录中，施罗莫·希勒尔描述了他与犹太代办处财务主管列维·艾希科尔的对话，后者告诉他“转告你们出色的（伊拉克）犹太人，我们非常高兴他们都来到以色列。但他们不应那么着急。目前我们没有吸收能力，我们甚至没有帐篷。如果他们到来，他们将不得不露宿街头”。另一方面，本-古里安强烈驳斥以色列吸收能力有限的说法：“我们必须将伊拉克和所有其他流散地准备迁出或必须迁出的犹太人带回，并且尽可能快地——无须考虑财产和吸收能力。”[1]政府和犹太代办处尝试为移民设置资格条件，但没有成功。针对病人、残疾人和无法工作者的禁令，都被各个地方的移民代表所反对。东欧当局也不接受以健康为基础的移民限制。大规模阿里亚中需要福利援助的移民比例尤其高。《哈波克尔》日报写道：“这次阿里亚带来的移民都没有经过挑选。大量的移民是遭受命运打击者，老人、体弱者、慢性病患者、残疾人和其他社会病类……不想工作者，他们对这里的基本状况缺乏理解和克服困难的耐心。”[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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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1950年，移民营的形势变得无法容忍。沙阿哈阿里亚（Sha‘ar Ha‘aliya）移民营的负责人描绘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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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民被铁丝网所包围，并由武装警察所保卫。在不同时期，英国军队留下的木石小屋中的拥挤状况达到了残酷的程度。他们一天三次排成长队领取配给的食物。医疗和关税部门前的队伍长达几千米。移民在前往澡堂过程中不止一次地需要等待几个小时，而公共厕所也挤满了人。移民营中的供水并不一直充足，经常出现停电，在晚上移民营处于完全的漆黑之中……[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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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民希望移民营能提供临时住房，直到搬入永久的住房。但他们没有地方可以搬入。移民住房的建造远远落后于新到者的人数，这也为外汇的短缺所耽搁。在犹太代办处执委会的会上，代办处移民吸收部负责人吉奥拉·约瑟夫塔尔（Giora Josephthal）博士说：“50名男女老少都同住一个宿舍，此类极端情况不可避免。这种恶劣的条件无法留住人们……在很短的时期内，优秀的人来到这些移民营后都将陷入抑郁，直到人们除了默默哭泣，没有力气做任何事情……”[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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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使移民的处境悲惨以外，移民营也给犹太代办处微薄的预算造成了沉重的负担。他们的居民不能离开直到他们搬入永久的住所。他们不从事工作，而是由移民营的食堂供养。大型集体宿舍的生活缺乏隐私，没有过家庭生活的可能性，这让人们情绪低落。于是，中转营的想法被提出。在永久的住房被建造之前，移民转移到这个每户拥有其自己单元的暂时住房。父亲能够外出工作和谋生，母亲能够为全家做饭，子女可以去上学。中转营被视为移民营和永久住房之间的中间阶段：这是对移民生活条件的巨大改善，也是他们在以色列富有创造性生活的第一个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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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很快证明中转营的条件并没有比移民营改善多少。中转营的住房单元都是帐篷、铁皮棚屋、防水帆布或小木屋——这些材料都用于快速、廉价的建筑。这些建筑狭小且是临时性的，因此它们没有电和水。洗漱设施和厕所是公用的。“我在中转营首先遇到一群青年。当我问淋浴在哪里，他们被这个奇怪的问题惊住了，并回答说：‘自从我们离开了贝特里德移民营，我们就没有淋浴过。’在整个中转营，有两个供所有人使用的水龙头。这里大约有1000人。厕所没有顶，飞舞着成群的苍蝇。用于淋浴的瓦楞铁皮建筑已经建好，但由于缺水而变成了厕所。”这是一位参观了米吉大-加德（Migdal-Gad）中转营的记者的描述。[5]他的叙述是中转营贬低者较为温和的描述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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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1950年年底，建造了62座中转营，安置了大约10万人。1951年年底，在3年大规模移民后，中转营的居民达到了22万（此外超过25万人居住在临时住房中）。其后人数不断在刷新：从飞机和船只到移民营，再到中转营。一些移民宁愿选择移民营，那里他们可以获得每日的食物配给和免费的健康与教育服务，而对于中转营，那里的居民必须通过工作来谋生。中转营的就业包括中转营内部的小型商品交易或工作福利制，它在造林、筑路或为中转营居民建造永久性住房等方面提供就业补贴。这种低收入、临时性的工作不能保证未来的生计，但可以避免懒散，国家领导层将懒散视为导致退化和腐败的首要原因，他们认为必须尽一切努力来阻止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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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令移民震惊的是，他们不熟悉以色列官僚体制的神秘特征，也不理解其语言，中转营居民必须经历一个无产阶级化的过程。他们被迫习惯体力劳动，而这在其原来的国家是被视为不光彩的。一些人在亲戚或朋友的帮助下自发（有时借助某些方式）离开了中转营，打破了制度化的吸收过程。或许最为严酷的经历就是中转营伊拉克移民的经历。大屠杀幸存者和塞浦路斯被拘留者在几年的集中营生活后到达以色列，也门移民在来到以色列之前也曾在中转营待过。然而，对于伊拉克移民来说，将宽敞舒适的大房子与中转营帆布小屋的悲惨遭遇分隔开来的仅仅是几个小时的飞行。毫不奇怪的是，一些来自伊拉克的移民作家对以色列的经历通过中转营深深地刻在他们的意识之中，他们在其作品中对之做了描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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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2年下半年移民人数大幅度下降，这是由于移民吸收的困难。接下来的3年里，吸收体制得到喘息，并开始规划和执行撤离中转营的做法。在之后的6年里，绝大部分中转营取消了，其居民搬到了永久性住房中。移民营的情况也是如此，当中转营腾空时，很少有人拒绝离开，或者由于他们的亲戚还在那里，它靠近他们的工作场所，显得更熟悉和舒服，或者由于在许多年的依赖后，突然独立让他们感到害怕。正如当德国的难民营腾空时，一些人失去了教育和缺乏社会竞争力，而依然作为享受福利的被救济者，但那些主动和有能力者迅速把握了重建生活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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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次阿里亚带来的巨大困难造成负责监管移民进入过程者与那些对移民到来后负责吸收者的冲突。第二个群体要求移民的涌入要建立在吸收能力之上。他们警告说，移民营和中转营中不可忍受的状况制造了一场人类灾难。对他们而言，不受控制的移民政策反映了为了“聚集流亡者”而牺牲个体，这是不负责任的。另一方面，负责移民的人们看到了整个社群的崩溃：人们被从他们的家园和熟悉的环境割离，他们放弃了原有的工作。这些行动家不能在中途阻止这个过程——在有些情况中，他们自己开始了这个过程。对于他们来说，任何对移民的限制都是对他们“神圣工作”的削弱——更不要说将成千上万的移民滞留在中转营的不安定环境之中，而没有将他们带回家园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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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方犹太人与资深以色列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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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0年，自从现代返回锡安的移民运动开始以来，首次出现移民绝大部分来自伊斯兰国家的情况。在伊休夫时期，90%的移民来自欧洲。在大规模移民的第一年和第二年，阿什肯纳兹犹太人仍占多数。但从1950年起，绝大部分移民都是来自中东和北非国家的犹太人。1952年，大约60%的中转营居民都是来自伊斯兰国家，这些人随后被称为“密兹拉希”（即东方犹太人）。尽管摩洛哥移民是大规模移民浪潮中很少的一部分，但他们也接受了这个特别的贬称。认为第一次浪潮中到来的一些摩洛哥移民来自米拉赫（即主要城市的隔都区）是有一些根据的，当地条件严酷，贫困和社会隔离盛行。这个群体包括一些被称为“摩洛哥刺刀”的犯罪分子，以及大量的老年人和残疾者。青年人和那些拥有生存技能者选择留在当地。20世纪50年代初期，法国在北非的统治仍然稳固，这个地区的犹太社区并未受到威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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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虑到吸收的困难，以及建立在某些国家不存在必要的营救性移民的评估，1951年11月犹太代办处执委会采用了选择性移民策略，以对移民进行选择。营救性移民和能够为其吸收提供资金的移民可以不受限制。很大程度上，这些限制建立在吸收能力的原则之上，该原则曾在委任统治时期发挥作用。在建国初期，以色列国给予受过军事训练的青年以优先的移民权利，因为他们可以加入以色列国防军——加哈尔（即海外招募的士兵）。但在战争结束后，所有有关移民的限制也随之结束。现在新的规定对绝大部分移民的限制条件为有低于35岁的养家糊口者的移民家庭。那些没有生存技能或职业者被要求从事农业劳动两年。对移民的批准还需要一份医学证明以证明移民候选者身体健康。这些标准并没有被严格坚持，随着时间推移它逐渐松弛。年龄限制被提高到40岁，一个家庭出现一个伤残者的情况被允许移民，如果这个家庭拥有一位积极的养家糊口者，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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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色列人欢迎移民运动但不欢迎移民者的说法，在大规模移民时期尤其准确。伊休夫中的资深者在独立战争期间经历了巨大痛苦和较大损失。普通人和精英都已筋疲力尽，并渴望得到休整。国家的建立和大规模移民打开了资深以色列人在政府、军队、教育等部门快速提升的通道。从此次大规模移民浪潮开始，以色列公众在帮助移民吸收问题上显示出相对有限的意愿去充当志愿者。许多伊休夫精英持有的国家主义概念遭到了挑战，不少反对者从对国家使命的责任中摆脱出来。在理论上，他们想返回到志愿主义的标准，但实践上他们自己不愿意充当志愿者。很可能以如此庞大的规模聚集流散者的整个行动在他们看来是古怪而有威胁的，超出了他们能够应对的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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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人到处充当着志愿者。妇女组织活跃于海法的移民之门以帮助新移民。莫沙夫运动派遣数百名志愿者帮助新移民的莫沙夫（下文将讨论）。基布兹运动收留了青年阿里亚的儿童。但这些都是微不足道的少数，可以由这个事件得到证明：1951年冬在中转营遭遇大洪水后呼吁伊休夫资深人士将移民子女收留在其家中的尝试遭到失败。仅有几百而非几千家庭给予了回应。当时中转营已经建造，当局致力于将他们安置在靠近现有的社区以为移民提供服务和就业。但越是强大和完备的市政当局，越容易成功地将中转营拒之门外。因此，特拉维夫地区仅有一座中转营，拉玛特甘不允许在其辖区内建造中转营。中转营建造在靠近相对弱小的城镇，这些城镇能够被强制接受政府权威，但这些城镇在提供移民所需的服务和就业方面存在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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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深以色列人对新移民采取无视态度。乌里尔·西蒙（Uriel Simon）描绘了这两个世界之间的疏离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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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人乘坐火车看到他国家的地貌和其中的中转营。许多闪闪发光的铁皮棚屋，那是密集的中转营，周围是臭烘烘的厕所，看起来就像是身体上的伤口。蓬头垢面的儿童穿着破旧的衣服站在马路边，用他们的小手向他招手。仅有几秒钟的短暂对视，他看到了他们眼中的泪花，但他没有举起手进行回礼。他宁愿选择依然冷漠和疏远，他害怕这种接触。[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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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民营和中转营是他们旁边的世界，仅有很少的资深以色列人愿意与之接触。他们读到了报纸上发生的事情。这些文章描述了一个异质的、惊人的国度：垃圾和污物、悲惨、冷漠、懒惰和堕落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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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深以色列人将吸收的困难视为到达以色列地所需经历的痛苦的一部分。“当我们来到这个国家时”成为资深以色列人用以合理化新移民所遭受的艰难状况的标准用语。资深以色列人已经忍受了他们的艰难，他们不愿意回到紧急状态的统治；实际上，严苛措施的失败部分地表达了他们对强加给他们的新法令的反抗。有关移民营和中转营的新闻报道中引人注目的描述，没有引起老移民对新移民的普遍同情，反而带给他们疏远和恐惧的意识，就好像移民营给这个国家带来了危险一样。移民因流行病和其他疾病所造成的肮脏和受苦形象只是加重了这种恐惧。当脊髓灰质炎袭击这个国家时，一些人说是移民把它带入了以色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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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休夫的资深成员被警告道：犹太复国主义事业是否存在着被毁灭的危险？以色列是否需要这些涌入的移民浪潮？甚至支持无条件地持续移民的本-古里安也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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赫茨尔构想的“新兴的犹太民族”以及作为其犹太复国主义政策和活动基础的实际上是欧洲犹太民族……国家已经建立，但并没有发现它所等待的人民（即等待国家的人民已经不在了）。几百年来犹太民族遭遇着一个问题或一个祈祷：国家能否为其人民而建立？没有人敢问这个可怕的问题：能否在国家出现时为之创造人民？这个问题实际上是在我们的时代以色列国创建问题之中的问题。[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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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色列被认为是定位于欧洲与西方式的现代国家，但现在它陷在了移民营的泥潭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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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民的消极形象——例如“人类的尘埃”——在大屠杀幸存者和来自伊斯兰国家的移民之间并无不同。资深以色列人能否以自己的形象来塑造这批庞大的移民群体？新闻媒体上的大量文章对此表示了关心：“将几万（如果不是几十万的话）不适合者带到以色列不会增强国家，或给伊休夫带来好处，不会为未来提供一个美好的希望，也不会使移民自己受益，他们在许多情况下，要比他们海外的邻居不幸和难受得多。”撒母耳·乌西什金（Shmuel Ussishkin）在《哈波克尔》上写道。移民遭受的耻辱不限于资产阶级右翼在《哈波克尔》报上所表现的。“有着大量病人、堕落者和不受控制者的伊休夫，将无法承受等待我们的社会和安全的考验……削弱伊休夫的健康和精神状况以及道德标准——这些是未来世代的核心——是轻率鲁莽的行为，它将以可怕的方式快速地反弹给我们。”马帕伊的报纸《达瓦尔报》声称。[8]《国土报》记者阿里耶·格尔布鲁姆（Aryeh Gelblum）发表的一系列文章激发了公开抗议，他假装成移民在一个移民营待了一个月。他使用消极的固定化的形象来形容所有移民，但他在涉及北非移民尤其是摩洛哥移民时没有使用最糟糕的词汇。即使是那些为移民辩护的报道者也不厌其烦地抱怨他们。其他人认为通过教育和耐心来塑造他们的个性，这些移民可以转变成有价值的公民，但格尔布鲁姆认为，不可能改变这些无知的、原始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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