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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561775 在宗教犹太复国主义流派的会堂中，独立日要吟诵《诗篇》第113—118章的赞美祷词（Hallel），并且要为国家的福祉而祈祷。在国家初建的日子里，曾经尝试仿效逾越节家宴设立独立日“家宴”（Seder），这是一种节日性的家庭宴会，伴随着国家建立的奇迹，不过，这一观念并没有激发人们的想象力。独立日前夕的庆祝活动试图效仿1947年11月29日的激情与兴奋，那时，人们成群地、自发地涌向街头跳舞。在早期，以色列人喜欢公开举行庆祝活动；他们走上街头并形成了舞蹈圈。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自发性的舞蹈圈慢慢地衰退，并让位于表演艺术家阶段，这些艺术家试图通过观众参与来激发欢乐的气氛。很多年过后，这些庆祝活动日益变得私人化。最初，人们在他们家中举行私人篝火野餐和派对；后来，独立日逐渐变成以自然为中心的家庭庆祝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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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561777 这一时期独立日的一大特征是公民和军队之间的遭遇。1949年计划中有一次通过特拉维夫街道的阅兵。然而，民众的过度热情，连同组织上的经验不足使得阅兵并未达到预期效果。成千上万的人涌入阅兵的队列中，而这次阅兵在民间记忆中被认为是“一场没有行进的阅兵”。它的目标是要展示以色列的军事力量。在这几十年中，华沙条约国家和阿拉伯国家举行了令人印象深刻的军事游行。即便像法国这样的民主国家也进行了军事上的展示。在以色列，游行是这个国家最受欢迎的节目。早在游行之前的一天晚上，人们就纷纷沿着行进的线路占据他们自己的位置，尽管存在拥挤和不适，但成千上万的人都争相朝着游行队伍欢呼。公民对步兵、装甲兵部队以及空军飞行队列的热情不是在表达军国主义——公开的或隐秘的——而是犹太人真正需要看到保护他们的军事力量。这是自豪和安全的来源，在这种展示中，有着面向广大民众的、令人感到安慰和振奋的力量。在六日战争中以色列国防军军事力量得以充分展现之后，这种阅兵活动开始显得多余，并在1968年独立日之后被取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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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561779 在确立国家象征符号的过程中，以色列国防军发挥了主导性作用。兵役是普遍性的，除了几千名耶希瓦的学生、阿拉伯少数民族以及基于宗教原因要求豁免的妇女之外。无论是左翼，还是右翼，都将以色列国防看成是人民的军队。甚至在反对派知识分子圈，如乌里·阿维内里（Uri Avneri）以及与之同类的人，从他们年轻时代开始就对以色列国防军保有一种温和的立场，并且没有将之包括在他们所进行的制度批判的范围内。预备役提供了一种与社会各阶层交谈的平等经历。在精锐部队，如伞兵部队、纳哈尔（战斗先锋青年旅，Noar Halutzi Lohem的首字母缩写，俗称“Nahal”），或作为空军飞行员，后来在戈拉尼旅和装甲兵团服役，被认为是进入以色列社会的入场券，而来自“第二以色列”的人——新移民——则将军旅生涯看成是个人提升的机遇。军队也被动员起来履行国家使命，比如发洪水时在中转营提供帮助，还有给新移民教授希伯来语。虽然政党涉嫌保护主义，但军队被视为超越于政治对抗之上，并且作为一种体制，尽管接受了军事等级，但平等仍是一种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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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561781 军队的国家地位和巨大声望是由自己的宣传机构——其报纸和广播电台，尤其是由纳哈尔剧团领导的文工团培育起来的。他们的歌曲和幽默短剧在当时的文化中发挥了主导作用，并成为国家文化传统的一部分。例如，他们的爱国歌曲成为青年运动剧目的一部分。他们鼓励志愿参加军事任务、奉献和甘愿牺牲，但他们也嘲弄服兵役，赞美对和平的渴望。这个国家的主要作家和作曲家都为这些剧团创作歌曲。这样，拿俄米·舍莫尔（Naomi Shemer）因她的第一首歌《一个流浪的歌手》而引人关注，并大受欢迎。几十年来，最初出现在军队文工团中的艺术家和艺人转移到更广阔的娱乐和戏剧世界。由埃弗拉伊姆·基顺所描绘的英雄萨拉·沙巴提（Salah Shabati），首次由纳哈尔剧团演出，成为一个经典的、长期上映的剧目。这一角色当前被解释为嘲弄新移民和诋毁他们的文化。但在原来的背景下，沙巴提看来像一个精明的大众英雄，他以基布兹成员（kibbutzniks）的面目出现，成功挫败了那些古老文化的代表向他灌输他们价值观的种种可悲的企图，并在智力上战胜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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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561783 纳哈尔部队将高强度的军事训练与基布兹生活结合在一起。这是帕尔马赫国家版本的一种，帕尔马赫也将这两种使命结合在一起。国防兵役法规定每个士兵至少在农业工作中服务9个月，这是一种在士兵中灌输“适当”特征的不加掩饰的尝试。以色列议会各党派都热切地支持这项法律。但结果证明这项法律并没有得以贯彻，因为士兵们需要履行军事职责。因此，纳哈尔旅就建立起来，配备了有组织的农业培训核心团体（gar‘inim）——他们在基布兹中承担部分兵役——中青年运动的毕业生。被认为是杰出战斗部队的纳哈尔，也沿着边境建立了基布兹，受到了公众的赞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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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561785 纳哈尔的地位对于那些年里表现明显的民族精神提供了一种矛盾的案例。随着国家的建立，老兵精英，尤其是基布兹运动，往往倾向于实现他们自己的特殊利益。这种私人运动议程而非国家议程优先的偏好是那些知名的社会斗士所经历的疲乏造成的结果，特别是在付出沉重的人力、财力才赢得胜利的独立战争之后。伟大的民族使命已经实现，国家成为现实。基布兹运动在伊休夫时代承担了特殊的角色。同时，基布兹运动没能找到一种直击新移民内心和思想的方式，由此也失去了征募新成员的能力。它们在新的现实中定义其国家角色方面也存在困境。纳哈尔在某种程度上替代了已在大屠杀中消失的散居地先锋训练团体。但是，其声望并不能掩盖日益减弱的基布兹所发挥的作用，基布兹的成员正要求提高他们的生活水平，而那些在战争中遭到毁灭的基布兹也被要求重建。青年运动如它们在建国之前时期一样，在城市表现活跃，尽管它们没能吸引大量成员加入，且其中大部分成员在加入纳哈尔之前已经离开青年运动。这些运动仍旧以社会主义犹太复国主义的意识形态教育其成员并努力培育一种简单的生活方式——蓝衬衫、无袖短上衣、女孩的长辫子、凉拖鞋、不化妆、民间舞蹈，以及古老的俄罗斯歌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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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561787 青年文化与本-古里安的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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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561789 与青年运动并行，出现了一种“沙龙”青年文化，其追随者是埃尔维斯·普雷斯利（Elivis Presley）、克里夫·理查德（Cliff Richard）和保罗·安卡（Paul Anka）的粉丝。作为欧洲文化的追随者，他们发现了美国的牛仔裤，并到舞厅跳舞，并且不太关注意识形态。这两群年轻人的文化风格之间没有不可逾越的长城，他们会根据他们的喜好移向另外一方。西方文化用了很长时间才传到以色列。去外国旅行是昂贵的，并且受到外汇短缺的限制。但时尚还是通过报纸、杂志、电影以及各种方式记录的音乐传到以色列。20世纪50年代，翻译过来的文学作品包括当时美国出版的战争小说：詹姆斯·琼斯（James Jones）的《从这里到永恒》、利昂·尤里斯（Leon Uris）的《战斗召唤》、诺曼·梅勒（Norman Mailer）的《裸者和死者》、欧文·肖（Irwin Shaw）的《幼狮》。杰克·伦敦和约翰·斯坦贝克的作品成了畅销书，还有这一时期被翻译成希伯来语的美国大众文学。这些书籍取代了之前几十年的苏联战争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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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561791 电影是最受欢迎的娱乐形式。西部影片培育了广阔而开放的空间神话，并成为地方文化的一部分，以至于有记者声称帕尔马赫是由伊茨哈克·萨德（Yitzhak Sadeh）和加里·库珀（Gary Cooper）创建的。独立战争之后，受过教育的年轻人前往法国学习法国文化，有些甚至去了美国；他们也因此将这些国外的影响带回以色列。虽然左派认为西方文化是衰落的且注定走向灭亡，但仍然是成长于20世纪50年代的年轻人内心所渴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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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561793 而有些夸张的是，集体主义精神显得至高无上，出版社、电台，甚至是文学都在着力培育这一精神。尤为典型的是，拿单·沙汉姆（Nathan Shaham）创作了一本小说，题目就叫“第一人称复数”。但与此同时，一种个人主义的精神也在出现。它并不违背爱国主义或寻求挑战的年轻人甘于牺牲的意愿，但确实与强调同辈群体和整体社会（与个人相对立）的古老社会结构相冲突。这种个人主义精神的一个例子是年轻人反复尝试到达佩特拉，一个迷人的纳巴泰人区，约旦的非犹太地。远足佩特拉是帕拉梅尼克斯徒步“征服”这块土地的当代替代品，它也带有穿越边界和敢于打破惯例的意义。作家纳奥米·弗兰克尔以惊叹的笔调描写了最后的游侠梅厄·哈尔-锡安（Meir Har Zion，摩西·达扬称其为自巴尔·科赫巴时代以来最出色的犹太斗士）：“打破限制和惯例、踏上前人从未踏上的道路、到达山之巅峰、第一个且是唯一一个看见人们从未看到的地方，总有一种自由扩张的感觉，所有这些的超凡动力源自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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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561795 从以色列地到以色列国的转变给年轻人施加了一种实际的和精神的边界，他们感到自己已经错过了为以色列独立而战的挑战，再没有如此勇敢的使命留给他们。今天，“年轻和不安的”的沮丧引导着他们艰苦跋涉，进入尼泊尔、南非或印度。但是，那时边界已被关闭。“很少让人感到惊奇的是，出于对边界的失望，对自由的渴望是与生俱来的”，这是一种渴求“自由扩张的情感”，弗兰克尔写道。[2]到佩特拉的远足是一种企图突破重围，冒着危险、鼓足勇气更上一层楼的尝试，这是有吸引力的尝试，尽管，或者因为事实上有人已被约旦边防军杀死，很显然，开始这样一种远足所涉及的远不只是俄罗斯式的轮盘赌暗示，而是以色列版本的危险的浪漫，只适合于那些准备打破惯例和拒绝社会权威的个人主义者。这种远足者是新的孤独英雄，就像西部大片中骑行在日落里的英雄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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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561797 从今天的视角来看，那个时代以色列的现实似乎是革命性的，因为它重塑了一片领土并创造了一个国家。但对那些成长于伊休夫时代的人以及参加过独立战争的人来说，这个时代是极度失望的时代。正是现在，国家建立之后的日子里，真正的犹太复国主义革命已经成为例行化的事实。地下斗争的惊心动魄、个人牺牲、监禁、示威、非法移民、绝望的战争，所有这些都不复存在。现在是每日做平常工作的时候了，但对这一点，有些人在精神上和文化上都还没有准备好。这些战后返乡的士兵，当他们意识到生活还要继续，意识到对于新的和更好世界的希望被夸大了的时候，他们体验到的是一种幻灭综合征，这一病症在全世界范围内广为认知。对于一些1948年入伍的士兵，国家似乎是他们为之奋斗的一切的歪曲。之前的帕尔马赫成员从来没有原谅本-古里安解散帕尔马赫的行为。可耻地解散他们的指挥官伊戈尔·阿隆的部队，是另外一种侮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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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561799 来自左翼和右翼的年轻人都妖魔化了本-古里安并且拒绝“本-古里安的国家”。1948年建立的犹太复国主义左翼组织马帕姆（统一工人党）受到苏联的束缚（至少到1956年，它才摆脱苏联的制约），苏联增强了统一工人党对本-古里安的敌意。本-古里安通过解除他们之前对于国家的使命承担了淡化其作为革命先锋的责任，而且还将以色列国家的航船导向了西方。对于年轻的左翼知识分子来说，这些都是不可原谅的罪恶。左翼文化周刊《马萨》（Masa）表达了对本-古里安国家的沮丧和愤怒，这不是其追随者祈祷建立的国家。对于他们来说，埃特泽尔和莱赫战斗者认为本-古里安篡夺了作为土生子（the native sons）的战斗者本该享有的领导地位。他们的敌意因为“狩猎季”行动（1944年展开的一次行动，哈加纳将埃特泽尔战斗者交给了英国）和“阿尔塔莱纳号”货船事件的记忆被强化；这些事件对于他们敌意的形成有重要影响。他们将本-古里安描绘为一个邪恶的、魔鬼般的统治者，屈服于任何恶棍穷凶极恶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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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561801 20世纪50年代，两个文学圈子及其所产生的作品聚焦了年轻人的反抗，这些反抗更多地是通过对本-古里安国家（这一词汇是一种神话式的表达，表示本-古里安掌握了远比他作为总理实际拥有的权力要大得多的权力）的敌意而不是自身的意识形态而联结在一起的。这两大文学运动的主力都是帕尔马赫时代以及与“迦南”圈有联系的作家。帕尔马赫时代的作家，如哈伊姆·古里（Chaim Gouri）、阿哈龙·麦吉德（Aharon Megged）、摩西·沙米尔（Moshe Shamir）、以加勒·莫辛索恩（Yigal Mossinsohn）、哈努赫·巴托夫（Hanoch Bartov）、阿米尔·吉尔伯（Amir Gilboa）以及其他一些人，早在20世纪40年代就已经走到了前列。20世纪50年代，大多数与马萨联系在一起，他们的工作所呈现的是“土生子”，即斗争和战争时代在这个国家成长起来的年轻人的经历。这一群体中的大部分成员远离了来自流散地的以色列人的经历，摩西·沙米尔出版的纪念其在独立战争中牺牲的兄弟埃里克（Elik）的作品《用他自己的手：埃里克的故事》，以“埃里克出生于大海”开篇。这句话成为文学上的口号，定义了典型的萨布拉，或者叫本土出生的以色列人，出生于特拉维夫的海滨，没有过去，没有与犹太民族的联系。沙米尔徒劳地争辩说这不是他的意图，他所有的意思只是表明他的兄弟喜欢在特拉维夫的海滨度过时光。这句显现出其自身的生命，尤其是在文学学者格尔绍恩·谢克德（Gershon Shaked）在他关于新希伯来文学史著作中使用它作为有关那一代人作品的章节标题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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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561803 这就是以色列的第一代作家，对他们来说，在巴勒斯坦和以色列的经历占据主导地位。这些年轻作家同那个时代世界文学的联系经过了苏联的过滤。在希伯来文学翻译过程中，他们受到了苏联战争文学的影响，而他们自己的作品也复制了“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这一莫斯科主导性的文学样式。它迎合了那些寻求英雄式的犹太复国主义传奇的文学表现的读者的需要。而这类书籍在独立战争之后蜂拥而出也正迎合了读者的期待。所有批评对犹太复国主义-社会主义道德观都没什么兴趣，而对于英雄的描绘也屈从于公认的叙述，如摩西·沙米尔的《他在战场中走过》（He Walked in the Fields），内森·沙汉的《他们明天就会到达》（They’ll Arrive Tomorrow），以加勒·莫辛索恩的《灰如麻袋》（Gray as a Sack）、《内格夫的黄沙》（Sands of Negev）、《一个男人的道路》（A Man’s Way），以及乌里·阿维内里的《在非利士的战场上》（In the fi elds of Philistia）。S. 伊兹哈尔（S.Yizhar）早在1949年出版的两个故事《赫贝特·黑兹阿赫》（Hirbet Hiz’ah）和《俘虏》（The Captive）属于例外，它们在涉及阿拉伯人，尤其是对巴勒斯坦阿拉伯人驱逐的问题时，强调了道德困境。伊兹哈尔不朽的小说《洗革拉的日子》（Days of Ziklag）记录了一个犹太士兵小分队试图守住内格夫山顶岗哨赫贝特麦克哈兹（Hirbet Mekhaz）这个7次易手的战略要地的故事，这本小说在20世纪50年代末出版。在这本书中，出生于本土的1948年战斗者的神话达到了顶点；不过，伊兹哈尔也开始粉碎这一神话。他并没有明确赫贝特麦克哈兹是不是大卫在扫罗前逃往的《圣经》地洗革拉，或者只是另外一个缺乏任何《圣经》光环的不知名废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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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561805 第二个知名的文学运动是“原住民”（native）运动。迦南主义是一种文学、社会和政治现象——一种从无到有创造一种地方身份的大胆尝试，试图从流散地的犹太民族和犹太历史分离出来，但却与这块肥沃新月地带的古老民族联系在一起。这一群体的创立者约拿单·拉托什（Yonatan Ratosh）出生于波兰，被诗人亚伯拉罕·斯隆斯基（Avraham Shlonsky）贬斥性地冠以“迦南人”之名。拉托什是一名极端右翼分子，埃特泽尔（犹太地下组织）和莱希（Lehi，“以色列自由战士”）的支持者。作为一名天才诗人，他吸引了来自左翼和右翼的追随者，这些人由于一种神奇的、作为深深植根于中东的古代闪米特认同一支的以色列认同观念团结在一起。拉托什设想希伯来人作为该地区众多民族的古代领主，希伯来语作为主导性语言将这些民族再一次团结在其麾下。他的观念涉及希伯来人对于阿拉伯人统治地位的确认，并理所当然地认为这些民族必须接受希伯来人的统治，无论是出于自由的意愿，还是强力为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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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561807 拉托什表达了对获得本土身份的渴望，这一身份使年轻人摆脱了与犹太历史的复杂联系，20世纪40年代在这个国家出生并成长的年轻人已经感知到这一点，他们的经历中缺少具有强烈吸引力的、令人感到振奋的事件，生活退化、单调乏味，与正在出现的以色列人的经历并没有关联性。哈伊姆·哈扎兹（Haim Hazaz）1943年出版的象征性的故事《布道》（The Sermon），其中的主角尤杜科（Yudke）建议同犹太历史分离，所表达的正是这样一种情绪。在年轻人的地方性认同中，拉托什看到了一种要打破与民族母体犹太教联系的新的国家内核。这个国家将有一种非宗教认同，依靠领土和语言，正适合于神话式过去的家族谱系。迦南人的观念生来就反对20世纪30年代在伊拉克和叙利亚考古学发现的背景，这一发现揭示了一个迷人的统治、艺术、文学以及其他文化形式的世界，这一世界看起来与古希伯来文化存在联系。然而，这一联系不是同希伯来人的一神信仰以及他们的哈拉哈（律法）之间的联系，而是同富有原始激情和美丽的异教文化与侵略性文化之间的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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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561809 从巴勒斯坦伊休夫早期时代开始，在新出现的本土性认同与打断这一认同的移民潮之间就存在着张力。早在第二次阿里亚时期，莫沙夫中成群的年轻人就凭借所谓的“土著”的身份自视为这块土地的主人。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随着移民的中止，尤其是大批出生并成长于这个国家的青年一代的出现，这一认同得以强化。这一认同意识是拉托什获得来自挑战犹太复国主义民族精神的年轻知识分子支持的基础。诞生于流散地的犹太复国主义旨在为在民族主义时代面临生存危险的犹太民族提供解决方案。拒绝流散意味着犹太人作为少数群体拒绝在作为多数派的、交战的和好战的民族中存在，以及脱离土地和生产性生活而存在，因为这使得犹太人依赖另一个民族而存在。犹太复国主义寻求完全改变犹太人生活的现实。这就是巴泽韦斯基（Berdyczewski）和布伦纳的方法，这个世纪伟大的转变“流亡的拒绝者”。这也是本-古里安的途径，他总是说他“拒绝”流亡。同时，犹太复国主义运动仍然将自身看成是犹太民族世代相传的链条中的一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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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561811 另一方面，迦南人认为自己无论如何都不属于犹太民族。他们宁可将自己看作以色列地出现的一个新民族的开端。正如美国作为一个移民国家成长的经历一样，移民隔断了与他们原来社会的联系并建立了一个新的实体，所以，以色列的希伯来人将是一个新的民族，是从其父辈中分离出来的。迦南人是一小群知识分子群体，他们在本土文化的表现上远比支持他们的人数要突出，事实上，他们只有一些边缘性的支持者。本杰明·塔穆兹（Benjamin Tammuz）、摩西·多尔（Moshe Dor）、阿里耶·希文（Aryeh Sivan）、阿摩司·肯南（Amos Kenan）、阿哈龙·阿米尔（Aharon Amir）等作家和诗人，是这些“土生子”中的重要人物，他们都认同拉托什的意识形态。哈伊姆·古里受这一意识形态吸引多年，尽管他并没有认同它。即便如此，他还是声称在出生于这个国家的每个人心里，以及在劳工运动世俗学校的教育中，迦南主义的种子已经发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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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561813 在20世纪50年代早期，该运动的杂志《第一》（Alef）创刊。在这些年里，迦南主义文学一度繁荣并作为“帕尔马赫一代”文学的对立形态而存在。这种有意为之的本土文学描绘了当地的景观和作家的经历。它没有意识形态和特定的世界观，既没有驱动“帕尔马赫一代”前进的犹太复国主义社会主义，也没有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相反，它表现出接受不同的、具有诗意和梦幻色彩的文学思想及风格流派的意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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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561815 虽然表面上看，这是迦南人最美好的时候，但事实上拉托什的信条已经被摧毁了。本土性认同的最初萌发已经被20世纪50年代到达以色列的大规模移民潮所扫荡。正如我们所看到的，新来的移民在当地人的心目中是陌生人。许多人，尤其是密兹拉希犹太人（东方犹太人），保有同传统和宗教的联系，同迦南人狂热的世俗主义是相抵触的。这些移民与犹太民族的联系是其认同的核心，他们的移民行动正是这种联系的物质性表达。一个移民国家不会为迦南人傲慢的本土主义和他们的支持者提供空间，尤其是因为他们在那个国家现在也只是一个可以被忽略的少数群体。不令人感到惊讶的是，“本地人”对于新移民抱有敌意，因为这些新移民改变了这个国家的物质和人文景观；他们感到自己失去了“他们的”国家。S. 伊兹哈尔这位1948年一代中最伟大的作家，以他的著作来纪念以色列地的认同，他在书中描写了在独立战争中战斗的年轻人，还描绘了古老家园的景观：隐藏在丘陵褶皱中的阿拉伯村庄，浪漫的柑橘园和水洞——所有存在于这片处女地上的景象都被移民大军和以色列的加速发展所淹没，迷人的过去也都走向终结。这种对于新移民来说很陌生的浪漫主义塑造了伊兹哈尔及其众多同代人的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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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561817 以色列社会、过去的意义和大屠杀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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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561819 新的民族国家通常倾向于突出过去的记忆来支持现在的合法性。因此，在以色列建国的头几十年里，历史是文化体验的中心。《圣经》扮演了一种主要的角色，这本书颂扬了犹太人民与其土地之间的联系，以及犹太古代历史的荣耀。它不仅被认为是犹太人有回归国家权利的证明，也是犹太教赋予世界的普遍观念的来源。教师使用《圣经》故事带他们的学生面对面地感受古老家园的风景，它的统治者和战士，以及反对统治者残暴统治并为社会正义而战斗的先知。从犹太复国主义者在巴勒斯坦最早定居的时代开始，《圣经》就成为一种文化和教育资源，反映在小说、诗歌、成语和《圣经》诗文中，它们进入口头语言中并丰富了其内容。基于《圣经》故事之上的历史小说，在伊休夫时代已经流行，这些历史小说使得《圣经》的过去走向真实。真实化《圣经》的过去在国家建立之后变得更加重要。国家的建立、战争、大规模移民、大面积征服都从《圣经》中借用了术语来加以描绘：流亡者的聚集，旷野的一代，约书亚、大卫和歌利亚时代的土地征服。在国家建立之前几乎没有提到《圣经》的本-古里安，现在也开始广泛地引用《圣经》。在犹太人研究以色列地及其古物协会（Jewish Society for the Study of the Land of Israel and Its Antiquities）1949年大会上，他将《圣经》提升到唯一的典范文本的地位：“犹太国家的实业和教育未来要建立在这两种事物之上：以色列地和《圣经》。”[3]本-古里安声称，以色列国防军的征服使得《圣经》成为当代现实的一部分，而约书亚成为他最敬佩的英雄。考古在具体化《圣经》叙述方面扮演了主要角色。本-古里安宣称，这个国家广袤的区域已经展现在以色列考古学家面前，他们能够澄清模糊的《圣经》事件。然而，考古学的根本重要性在于它将过去转变成现在并合法化犹太人在以色列地的历史延续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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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561821 《圣经》甚至一直是以色列文化的强大力量，至少到六日战争之后仍然如此。用来测试通晓《圣经》程度的小测验，成为独立日庆祝活动的一个主要事件，其流行程度堪比以色列国防军的阅兵。考古学成为一个流行的爱好，每年吸引了成千上万的志愿者开展挖掘和召开会议。考古发现被解释为验证《圣经》故事，并将它们从神话转变为历史资源。在独立战争前夕发现的“死海古卷”，到达以色列后，引发了对这个公元1世纪产生的、与希伯来《圣经》文本相同的资料研究的热潮。1965年，盛放这部经卷的圣所在耶路撒冷的以色列博物馆举行了落成典礼；经卷被安放在那里是作为这个国家的一种象征。对考古学的热情并不仅限于第一圣殿时代的发现。证实约瑟福斯关于犹太人反抗罗马军团的起义故事的马萨达挖掘，也产生了巨大的热情，马萨达成了朝圣之地。1960年在犹地亚沙漠发现巴尔-科赫巴书信以及他手下的士兵残骸成为轰动全国的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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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561823 1961年，在独立日前夕传统上总理对国家的广播中，本-古里安提到了过去一年两个最重要的事件：在犹地亚沙漠发现巴尔-科赫巴士兵的遗骸和书信；对纳粹战犯阿道夫·艾希曼的审判，这一审判早在几天之前已经在耶路撒冷开始。这两大事件象征着这个国家两种有重要影响的神话：第一，以色列在自己土地上的遥远过去和犹太人为自由而进行的战争；第二，最近的劫难——大屠杀。第一个神话代表犹太历史作为一块领土以及居住其上的主权民族的历史，而第二个神话强调了流散地犹太人生活的历史延续性、犹太人的悲剧，以色列作为难民国家的使命以及记忆那些逝去生命的一座活生生的纪念碑。在本-古里安的讲话中，这两个神话的共存暗示了建立于领土之上的本土性认同与建立于民族历史之上的犹太认同之间的隐秘竞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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