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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以色列历史上较为温和的政治家列维·艾希科尔的领导下，以色列政府批准了这次行动，而以色列也知道，虽然恐怖分子的踪迹在希伯伦山，但派出他们的人却在大马士革。以色列希望这次行动能促使侯赛因国王对法塔赫分子采取行动。但结果恰恰相反，巴勒斯坦公众对约旦当局未能保护他们感到愤怒。在约旦河西岸的暴力示威活动威胁到哈希姆家族的统治。侯赛因被视为亲西方的，以及埃及、伊拉克和叙利亚激进政权的竞争对手，这次遭到了前所未有的激烈反对。与此同时，以色列国防军针对叙利亚的炮台增强了空中打击行动，导致以色列北部地区的紧张局势升级。1967年4月，以色列与叙利亚的武装分子在戈兰高地和大马士革之间展开了一场空战。叙利亚6架飞机被击落，以色列飞机在毫发无损的情况下从大马士革胜利返回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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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色列公众不了解阿拉伯国家之间的政治，也不知道叙利亚复兴党政府迫使纳赛尔承认并支持它的企图。10年的相对平静没有威胁到以色列的生存，这使以色列人期望冲突时代已经过去，和平时代即将到来。1965年，突尼斯总统哈比卜·布尔吉巴（Habib Bourgiba）发表了几项声明，支持和承认以色列在1947年边界内生存的权利。他的发言在阿拉伯联盟引起了轩然大波，并遭到直截了当的拒绝。但对以色列人来说，这是阿拉伯敌对势力联盟破裂的第一个迹象。因为，虽然以色列没有准备撤回到1947年的边界，但一个重要的阿拉伯领导人提出和解想法的事实本身就是令人耳目一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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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比·内森（Abie Nathan）是一位有趣的特拉维夫波希米亚人，1948年来到以色列，自愿加入空军。1966年3月，内森解释说他受到布尔吉巴和平呼吁的影响，组织了一份请愿书，呼吁以色列和埃及领导人面对面解决两国之间的问题，并计划将请愿书交给埃及总统。7万人在请愿书上签名，其中包括许多以色列阿拉伯人。内森乘坐轻型飞机从塞浦路斯前往开罗。当误报说他的飞机在着陆时坠毁时，整个国家都屏住了呼吸。虽然最后内森的任务由于纳赛尔拒绝接见而失败，但在回家途中他却受到了英雄般的欢迎。阿比·内森的和平倡议是幼稚的，但它确实表达了以色列公民对和平的向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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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Moshe Dayan,Avnei derekh(My Life), Jerusalem and Tel Aviv: Idanim and Dvir, 1976, p. 1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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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Moshe Sharett, Israel State Archives, box 2446, fi le 6/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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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Dayan,Avnei derekh, p. 1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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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Report by the British foreign secretary on his talks with Golda Meir, PRO,FO 371/134348, cited in Mordechai Bar-On, “Status kvo lifneio aharei？He‘arot parshanut limdiniut habitahon shel Yisrael, 1949-1958” (Status Quo Before — or After？Commentary Notes on Israel’s Defense Policy, 1949-1958),Iyyunimbitkumat Yisrael(Studies in Israeli and Modern Jewish Society: The Yishuv and the State of Israel), vol. 5, Sdeh Boker, 1995, p. 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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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色列：一个奇迹国家的诞生 第四部分 战争的十年 （1967—19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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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章 改变中东格局的六日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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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日战争（阿拉伯人称之为“六月战争”，而在阿拉伯叙事日历中也被称为一系列全面的武装冲突）的爆发出乎人们的意料，没有人预测到它会发生。它的爆发也以实际案例证明，失去控制会导致安全形势不断恶化，最终又会不可避免地导致冲突。它也揭示了军事情报的局限性、外交上的失败，以及领导人所做出的选择如何在关键时刻决定了历史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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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伯来历（犹太历）和格列高利历每19年会重合一次。到1967年，以色列建国已有19年，以色列独立日通常在犹太历以珥月（公历4月至5月）的第5天庆祝，1948年举行庆祝活动的时间是公历5月15日。每年独立日，以色列国防军都要在不同城市举行阅兵仪式，1967年这一年，轮到了耶路撒冷。由于停战协定禁止携带重型武器进入耶路撒冷，以色列国防军并未展示其装甲部队，低调地进行了此次阅兵。在阅兵过程中，观众注意到总参谋长伊扎克·拉宾收到了一张纸条，他将纸条递给了总理列维·艾希科尔，纸条的内容是“埃及装甲部队已进入西奈半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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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消息是几天前开始的一系列事件的一部分。它始于苏联向埃及和叙利亚传递的一项情报。据情报显示，以色列已经在其北部集结了12个旅的兵力准备攻击叙利亚。实际上，以色列并没有该进攻计划，也并未在其北部集结军队。但是苏联人不愿听信以色列对此的否认。艾希科尔试图让苏联大使访问以色列北部边境加利利，目的是让他亲眼看到以色列并未在此地集结军队，但一切终是徒劳。美国情报也否认以色列突击部队在叙利亚边境集结。但是苏联仍坚持其观点，认为以色列计划进攻并推翻叙利亚政权。以色列装甲部队缺席阅兵游行也被认为是其隐藏在以色列北部边境的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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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为什么要传递一个具有误导性的情报？这一问题没有确定的答案，但很明显的是，在过去一年中，由于叙利亚试图转移约旦水资源，随之而来的是以色列的报复行为，以及由叙利亚支持的法塔赫行动，北部边境局势已经恶化。这些事件激起了叙利亚和苏联的怀疑，它们始终认为以色列会有大范围反击行动。苏联认为，激进的叙利亚社会党政府是其在中东地区最忠实的代理人，对叙利亚命运的担心促使苏联动员埃及对叙利亚进行援助。埃及-叙利亚共同防御条约在1966年已经签订，纳赛尔现在只得坚持这个条约中他所承诺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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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赛尔的处境很复杂。他大部分的军队仍困于也门，且作为泛阿拉伯运动无可争议的领导人，自阿拉伯联合共和国解体以后，他的地位大大下降。国内，美国终止援助导致经济困难。1966年以色列萨摩阿行动后，纳赛尔曾煽动巴勒斯坦人反对侯赛因国王，现在，纳赛尔的困境给了侯赛因报复的机会。侯赛因宣称纳赛尔正躲在沙姆沙伊赫和加沙地带联合国维和部队的保护之下，而不是来帮助他的阿拉伯兄弟。约旦的这个声明与埃及军队上层要求驱逐联合国紧急部队，以及摆脱自1957年以色列撤出西奈半岛时，埃及非正式同意的联合国驻军管制的要求不谋而合。军队向纳赛尔保证他们可以抵抗并打败以色列国防军。苏联人声称以色列正威胁着叙利亚，这让纳赛尔觉得必须采取行动。他的第一步便是将埃及装甲部队派往西奈半岛。这就是国防军阅兵中拉宾收到的消息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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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来的三周就是以色列人所谓的“等待期”。起初以色列人期望可以通过和平的外交手段和低调的军事行动来解决此次违背西奈半岛非军事化的事件，就像20世纪60年代初期罗特姆行动那样，纳赛尔可以不失威望地撤军。但此次埃及军队进入西奈半岛时，阿拉伯媒体对其进行了大力宣传，以提升这次军事行动的影响并强调其意义。因此，埃及想要平静地撤军是不可能的。接下来的一步是纳赛尔第一步行动的自然延续。纳赛尔要求联合国秘书长吴丹将联合国紧急部队撤出加沙地带、西奈半岛和蒂朗海峡。吴丹宣布联合国紧急部队将立即撤离，不过，吴丹并没有参与过1957年的谈判，这也让人们对他是否意识到形势的复杂性产生质疑。此后，争论的焦点又集中在纳赛尔的意思是让紧急部队完全撤退，还是仅仅将部队调离前线并做重新部署。但具有决定性的事实是这些地区处于埃及主权管辖之下，联合国部队的存在依赖埃及的同意。一旦埃及不再同意，其在该地区的存在便没有法律依据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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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国秘书长吴丹很快同意撤回联合国紧急部队，这迫使纳赛尔采取进一步的行动。埃及军队坐守蒂朗海峡，禁止悬挂以色列国旗或是去往以色列的船只随意通行。5月23日，纳赛尔宣布封锁蒂朗海峡——联合国紧急部队撤离后无可避免的后果。以色列在短短8天时间里失去了西奈战役的全部所获。纳赛尔的威信达到顶峰，人们再也想不起他以往的失败，并且他还获得了为泛阿拉伯事业而战，将以色列逐出中东的骑士地位。从北非到伊拉克的阿拉伯国家媒体都在称赞纳赛尔的胜利，并预言犹太复国主义政权即将消失。阿拉伯国家首都的街道上，到处云集着热情地支持纳赛尔的民众，他们高呼着“把犹太人都丢进海里”的口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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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成这种紧张局势，以色列并非完全没有责任。在独立日前大约一个月时，由于以色列在戈兰高地的空战中击落叙利亚战机，导致双方在北部边界冲突激化。接下来的几周，又卷入与来自叙利亚的法塔赫恐怖分子10多起的冲突事件。在独立日前夕，以色列总理艾希科尔和总参谋长拉宾发表了一些听起来像是威胁叙利亚的声明，尽管与此前采访中的那些声明并没有本质不同，但叙利亚将之理解为一种公开的承诺，即因叙利亚支持法塔赫反以色列的游击行动，以色列将对叙利亚进行大规模报复行动。“等待期”开始时，以色列政府表现出的沮丧和软弱情绪加剧了局势的紧张，这让埃及人相信他们可以接近战争边缘，而不用害怕以色列的反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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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7年从西奈和蒂朗海峡撤退后，以色列就把埃及关闭海峡这一举动视为战争的导火索。列维·艾希科尔政府试图寻求一种在不诉诸武力的情况下开放蒂朗海峡的途径，同时在西方大国中找到盟友，以防以色列遭埃及袭击或被迫卷入战争。最可能的盟友是美国。1957年美国人没有致力于保持蒂朗海峡作为国际水道的开放性，但是他们承认，如果埃及关闭该海峡，以色列有自卫的权利。为防止可能会导致两个超级大国出现正面对抗的战争爆发，双方展开了大规模的外交努力。苏联领导的东方阵营认为这是纳赛尔自己的胜利，并要求以色列接受失去1957年所获的现实。而另一方面，西方国家却没有表现出任何战争决心。法国总统戴高乐利用这次机会要求四大国进行谈判，恢复法国的大国地位。戴高乐警告以色列不要开战，并宣布对中东实行武器禁运——此举主要影响以色列，因为以色列使用法国武器及零部件装备军队。美国总统林登·约翰逊是以色列的朋友，1957年，在他还是一名美国议员时，就反对艾森豪威尔政府向以色列施压。但现在约翰逊深陷在越战的泥潭之中，面对国内对这场可怕战争的激烈反对，他最不想的便是再来一场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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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色列对于两个超级大国之间的对抗深感担忧。在“等待期”的第一周，以色列没有得到美国的支持，美国此前一直致力于保护以色列免于遭受袭击并防止中东战争的爆发。以色列人力求得到两项保证：一是美国1957年的施压不再重现；二是如果战争爆发，美国将会阻止苏联军队参战。美国政府提出了“赛艇计划”，通过建立一支小型的国际舰队来打破封锁，确保船只自由通过海峡。但很快出现没有国家愿意派出舰艇来参与该计划的情况。取而代之的是另一项提议，即由海牙国际法庭成立一个周密的且长期存在的听证会，就蒂朗海峡是国际通道还是埃及宣称的所谓埃及海域进行裁决。该方案会确保埃及在不遭受战火的情况下取胜。而以色列的威慑力已化为乌有，因为它所坚持的两条“红线”——一是西奈半岛非军事化；二是保持蒂朗海峡开放——都已经被埃及跨越，且以色列没有做出任何回击。与此同时，以色列国防军动用其预备役，以埃两军在埃及边界对峙。对以色列人来说，这种局面是不可维持的；整个的正常生活网络变得不稳定，经济活动陷于停滞，紧张程度达到了顶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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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色列人意识到国家到了困难时期。狂热情绪萦绕着阿拉伯国家，阿拉伯媒体，尤其是广播电视（以色列当时还没有自己的电视网络，但可以收到阿拉伯广播）整天都能听到毁灭以色列的威胁，营造了一种大屠杀即将来临，阿拉伯人将再次消灭犹太人的气氛。巴解组织主席艾哈迈德·舒凯里宣称：“在接下来的战争烈火中，没有犹太人能够存活。”[1]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反犹言论再一次嘹亮又清晰地响起，以色列人察觉到了西方国家明显的中立立场，它们抛弃了虚弱的同盟——以色列，将以色列交给侵略者，受其摆布。评论员不厌其烦地将以色列与捷克斯洛伐克相比较——西方列强在签订《慕尼黑条约》后将它丢弃给了纳粹。法国《快报》的头条抛出了这样的问题：“为亚喀巴而死？”这让人联想起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曾出现过的新闻标题：“为但泽而死？”该报纸的回应是不应为以色列而冒世界战争的风险。1967年6月3日，英国杂志《经济学人》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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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单的事实是，我们没有诚心呼吁同阿拉伯人作战，因为重要的是，他们这一次已经胜出以色列一筹。西方致力于保护以色列国家的生存，让它不至于消失，并在其受到威胁时去战斗。但是以色列失去在西奈战争中所得到的（在苏伊士战争通过英法行动的帮助）并不同于以色列的毁灭……以色列人不再为其已有明显力量的地位而争辩……总统纳赛尔不得不在成为一名地方性的“阿拉伯俾斯麦”，还是成为一名拥有世界声望的政治家之间做出选择。当“和平之球”扔向以色列时，以色列人尽管不开心，但也几乎别无选择地去接住它。[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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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刻的且几乎明显的焦虑笼罩着以色列人。成千上万的以色列人要么经历了大屠杀，要么在大屠杀中失去了他们的亲人。几年前的艾希曼审判加深了所有以色列人对大屠杀的认知，伴随着这一认知的是对毁灭的恐惧。谣传预测会有数以万计的以色列人死于未来的战争中，对人口中心可能的恐怖空袭更是加剧了人们的无助和恐惧。西方列强微弱的回应与阿拉伯国家的好战、傲慢自大以及得意扬扬的狂欢声相对比，营造了以色列被孤立和围攻的感受。唯一毫无保留地与以色列站在一起的同盟者是犹太人。在“等待期”前两周，美国犹太人没有意识到这是一次真正的危机，之后他们才渐渐感受到阿拉伯人对以色列生存的威胁。“难道还有另一个奥斯威辛，另一个达豪，另一个特雷布林卡？”哲学家亚伯拉罕·约书亚·海舍尔（Abraham Joshua Heschel）问道。[3]为以色列而进行的动员收效显著，自1948年以来，没有比美国和欧洲犹太人对以色列人民的认同和支持更加温暖和明确的了。这些犹太人通过捐赠、紧急呼吁、集会以及试图施加政治压力（尤其是向华盛顿）等方式对以色列提供支持。犹太民族的团结令人感动，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这一切恰恰发生在以色列遭到世界上其他国家冷遇的情况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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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队与公众的情绪形成了鲜明对照。以色列国防军司令部毫不怀疑他们能够打败埃及军队，尤其是在能率先发动攻击的情况下。但是，尽管战斗会以以色列的胜利而结束，预计还是会有成千上万的伤亡。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部要求批准开战，但政府无法形成决议。5月27日举行了一场投票，主张立即采取行动与通过外交手段来实现目的的双方最终打成平局。总理艾希科尔虽然赞成立即采取行动，但并不想通过由总理投出决定性的一票来做出如此重大的决定，所以选择继续等待。5月28日，他在广播中宣布了这一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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