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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天的战斗改变了中东的面貌。以色列由一个遭到毁灭威胁的弱势国家转变成受到重视的地区性强国。戈兰高地的大多数居民随着叙利亚军队离开，但在西岸和加沙地带，有接近100万的巴勒斯坦人留了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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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以色列历史的前19年，以色列承认停战边界是永久性的。一些人的确梦想着在之前的委任统治地边界中拥有一个更大的以色列，贝京的自由党一直要求获得以色列地西部的所有土地，伊扎克·塔本金（Yitzhak Tabenkin）领导下的哈梅哈德基布兹（Hakibbutz Hameuhad）也是一样，他们对“大以色列”的渴望并没有减少。但是实际上，这些组织已经接受了国家分割的现实，并没有把他们的渴望变成政治行动。随着时间的逝去，他们对建立“大以色列”的期待逐渐变小。在年轻的以色列国家下成长起来的下一代不仅不知道“大以色列”，对建立一个“大以色列”也没有渴望。大多数以色列人是1948年以后到达的移民，除了停战边界，他们别的什么也不了解。加哈尔成立时，这个组织不包括自由党的“大以色列”条款，这一条款损害了自由党在普通公众心目中的合法性，因为它给人一种好战的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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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7年5月12日，独立日前夕，著名的大众晚报《马蒂亚夫晚报》（Ma‘ariv），刊登了一篇采访——曾是莱希战士的吉尔拉·科恩（Geula Cohen）采访退休以后到斯代博克（Sdeh Boker）生活的本-古里安。科恩问：“本-古里安先生，如果你的孙子问你：‘爷爷，国家的边界是什么？’今天的你会怎么回答他？”本-古里安回答说：“我会回答他，以色列国现在的边界就是你的祖国的边界，仅此而已。”他又补充说：“没有绝对的边界。如果阿拉伯人接受了1947年停战协定规定的边界，我们国家的边界将会缩小。历史边界只是弥赛亚到来的一个概念。”科恩继续问道：“你会鼓励以色列儿童去写一首关于渴望大耶路撒冷的歌吗？”“如果他想写，那么他就应该写，”本-古里安冷淡地回答道，“但我不会写这样一首歌。”[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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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7年无条件撤离西奈半岛，加深了以色列对军事绿线也即停战协定中规定边界的接纳度。但这并不意味着1948年的这代人——哈梅哈德基布兹或者埃特泽尔和莱希的毕业生——没有一个藏在心底的大以色列梦想。到底是不是这些梦想推动了政策制定让人怀疑，不过，它们显然不是国家建立者这一代人行为的动机。然而，隐藏着的余烬仍然保留着，甚至在后来的六日战争中变成了巨大的火焰。贝京和阿隆部长极力主张扩大对约旦的战争，特别是征服耶路撒冷，这并不是仅仅出于战略的原因，情感是占领耶路撒冷的主要动机，已经超过了政治需要。当以色列伞兵到达西墙，他们内心深处的情感让他们不禁哭泣。这些人并不是虔诚守教的士兵，以色列国防军大拉比什洛莫·戈伦（Shlomo Goren）也没有向他们吹响羊角号（shofar），但是在那种与犹太历史、与哭墙的独特相遇中，有一种莫名的情感深深触动了他们的内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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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很有意思的是，摩西·哈伊姆·夏皮拉（Moshe Chaim Shapira）领导下的全国宗教党对战争十分担忧，他们反对任何侵略性质的以色列行动。夏皮拉反对征服耶路撒冷，认为以色列一旦进入这座城市，公众舆论会迫使以色列留在耶路撒冷，以色列就无法再离开，而这会成为以色列在国际舞台上的祸根。实际上，随着耶路撒冷被征服，整个以色列和流散地的犹太民族已经被热情包围了，隐藏着的欲望和之前就不曾被怀疑的民族意识及认同之流得到进一步加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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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场激情风暴的影响下，6月9日，内阁讨论了战争结果，宣布以色列愿意撤出西奈和戈兰高地以换取与邻国达成和平协议，但是这个撤退条件里并不包括耶路撒冷和约旦河西岸地区。相反，它表示西岸领土将会是以色列与约旦谈判的主题。以色列的声明重点强调了六日战争与西奈战役之间的不同，这一次，以色列将其领土收益看成实现与其邻国之间和平的杠杆，并提出了“以土地换和平”的方案。自1948年战争以来，以色列人第一次感到为了和平他们要放弃一些东西。但是，方案排除约旦河西岸地区的提议，使得人们对以色列与其最合适的伙伴——约旦国王侯赛因之间的和平谈判能否进行产生了怀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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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虑到以色列公众在战争前夕遭受了严重的心理创伤，获得辉煌胜利之后的欣喜若狂也是自然而然的。战争的胜利带来巨大的安慰与自豪，也带来了这场战争将是最后一场战争的希望。达扬称他在等阿拉伯领导人的电话，但他的电话铃声并没有响起。以色列人所认为的被围攻的弱势一方取得对好战对手的胜利，对阿拉伯人来说，却是一种令人震惊的耻辱，这严重损害了他们的民族荣誉，因此阿拉伯人要求复仇，要再来一场战争“抹去”耻辱。1967年9月，8个阿拉伯国家出席了喀土穆会议，会上宣布了“三不原则”，即不承认以色列，不同以色列进行谈判，不同以色列实现和平。纳赛尔宣称，用武力被夺去的将用武力再次夺回，会上他一度失去冷静并且决定辞职，后来在群众大规模游行支持下才回到政府。以色列已经证明了自己有能力打败阿拉伯人，但是却不能迫使双方实现和平。六日战争并没有打破中东小国与其强大邻国之间的基本权力平衡。苏联补给了埃及和叙利亚所损失的武器，仅几个月之后它们的军火库已经充足。但是，喀土穆会议决议也第一次暗示利用外交手段重获战争中被占领土的可能性。这些复杂的信号——针对阿拉伯公众舆论的战争信号，以及针对西方的缓和与犹豫的谈判信号——导致了对阿拉伯立场矛盾性的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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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色列的胜利也被认为是西方对苏联及其卫星国的胜利。苏联武器败给了西方的武器。苏联向埃及提供了关于以色列军队在北部集结的虚假情报，后来对纳赛尔又不全力予以支持，并盲目地让埃及人相信他们可以赢得战争，这些都诱导纳赛尔发起了挑衅性的行动。因为苏联不愿意真正地卷入战争，他们的参与十分有限。美国和苏联一致同意避免直接的军事参与，并且保持它们之间微妙的平衡。因此，苏联限制了打破与以色列的外交关系的行动，此外，除罗马尼亚之外的东方集团国家，和一些非洲国家一样，也仿效了苏联的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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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了几个月的谈判，各方成功地拟定了联合国安理会可以接受的决议草案。1967年11月22日，安理会第242号决议获得通过，该决议要求阿拉伯人承认以色列或同意与以色列进行谈判，但是阿拉伯人不接受，他们要求以色列立即并且无条件地从战争中占领的所有土地上撤离。以色列拒绝接受这些条件，并要求阿拉伯国家承认以色列国，实现双方的和平，然后才会撤军到“安全的和公认的边界”。大国在这些互相对立的要求之间摇摆不定。该决议强调，不能通过战争强占领土，应该采取行动创造该地区所有国家之间“公正而持久的和平”。以色列要从近期冲突所占领土上撤出，而阿拉伯人则应放弃战争，承认并尊重本地区所有国家的主权和领土完整，以及在安全和公认的边界内和平生存的权利。另外，航运自由必须得到保障，难民问题应得到解决。一名联合国特使将前往该地区，敦促这些决议的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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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认为是决议官方版本的英文版中，提到“从领土上撤出”（见前一段）——这意味着，不是必然从所有领土撤出。然而，法文版中增加了一个确定性的条款，容许这样一种解释，即以色列应撤出所有领土，这也是阿拉伯人对决议的解释。埃及和约旦立即接受了这项决议。以色列在几个星期后也同意接受，只有叙利亚是在哈菲兹·阿萨德执掌政权后才接受了这个协议。巴勒斯坦人拒绝受到决议的约束，因为协议中只是间接提及了难民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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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勒斯坦问题的重新出现是出乎意料的战争后果。独立战争之后，阿拉伯国家和以色列挪用了在1947年11月联合国决议中分配给巴勒斯坦国的土地。巴勒斯坦人没有国家的代表，自创建法塔赫和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开始，巴勒斯坦才试图作为一个有自身权利的实体重新进入国际舞台。在这个过程中，巴勒斯坦人要求获得所有巴勒斯坦西部地区，不接受以色列国的存在。六日战争后，以色列发现自己统治着100多万巴勒斯坦人。自20世纪50年代初，以色列人第一次直面巴勒斯坦人，此前，巴勒斯坦人一直以来居住在边界地区，远离以色列公众意识。目前这场遭遇引发了人们有关难民困境以及以色列在帮助解决难民问题上的责任的争论。与此同时，像其他在外国统治下的国家发动了解放战争那样，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在被占领土内对以色列采取了大范围的反抗行动。巴勒斯坦民族主义的觉醒是阿拉伯国家摧毁以色列军事行动失败的直接后果。巴解组织像之前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阵线所做的那样，现在开始接受一种以游击战形式进行长期武装斗争以反抗以色列的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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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Mourir pour Akaba，”L’Express, June 5–11, 1967, p.15. Cited by Benjamin Kedar,“Milhamot kenekudot mifne bahistoria” (Wars as Turning Points in History), in Asher Susser (ed.),Shisha yamim — shloshim shana: mabat hadash al milhemetsheshet hayamim(Six Days — Thirty Years: New Perspectives on the Six-Day War),Tel Aviv, Am Oved, and the Yitzhak Rabin Center for Israel Studies, 1999, p.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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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Can Nasser Make Peace？”Economist, June 3, 1967, pp. 994-995, cited by Benjamin Kedar, “Milkhamot kenekudot mifne bahistoria” (Wars as Turning Points in History), in Asher Susser (ed.),Shisha yamim — shloshim shana: mabat hadash almilkhemet sheshet hayamim(Six Days — Thirty Years: New Perspectives on the Six Day War), Tel Aviv, Am Oved, and the Yitzhak Rabin Center for Israel Studies,1999, pp. 25-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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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M. L. Urofsky,We Are One: American Jewry and Israel, Garden City, NJ: 1978,p. 350, cited by Menachem Kaufman, “Hashpa‘at milhemet sheshet hayamim al hitpathuta shel hamagbit hayehudit hameuhedet” (The United Jewish Appeal in the Six-Day War),Yahadut Zemanenu(Contemporary Judaism), vol. 9, Jerusalem, 1995,p. 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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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Geula Cohen, “Be’arba einayyim im David Ben-Gurion” (Tête-à-tête with Ben-Gurion),Ma ‘ariv, 12.5.19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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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色列：一个奇迹国家的诞生 第十四章 亢奋的年代（1967—19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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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日战争之后，以色列的面貌改变了。三个星期深刻、普遍的焦虑等待被幸福所替代：“我们好像做梦的人。”（《诗篇》第126章1节）以色列突然间就吸引了全世界的目光。现在以色列已经不再是一个困在中东偏远角落沉睡的国家，它已然是全球重大事件的焦点。报刊记者和电视台工作人员开始从世界各地涌向以色列。跟随他们的是成千上万的志愿者，包括犹太人和非犹太人，这个小国所具备的对抗所有侵略者的战绩，令他们感到兴奋和激动。志愿者们在基布兹找到一些岗位，帮忙做一些季节性工作，替换那些在军队服役或应召预备役的年轻人。他们给以色列带来更广大世界的风情和潮流。以色列在最初的19年里所经历的部分孤立——一方面是因为外界对其缺乏兴趣，另一方面是因为其外汇短缺限制了公民出国旅行——已经彻底结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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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比于战前，以色列现在控制了4倍的领土和100万巴勒斯坦人，是一个地区强国。这种情况造成了一系列困难，并且在未来10年及以后的公共议程上仍然存在。第一是安全。胜利没有带来渴望的和平，而是恶化了以色列与其邻国的关系，战前10年的相对安静并没有回来。仅仅在战争结束几个月后，巴勒斯坦恐怖主义袭击就开始出现，海外的以色列目标也成为恐怖主义攻击的对象。1972年慕尼黑奥运会上以色列运动员被谋杀，标志着恐怖主义达到了顶峰。1969年3月，埃及和以色列围绕苏伊士运河展开了“消耗战争”，并一直持续到1970年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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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新领土进行怎样的统治，成为以色列政治话语中的主要议题。新占领的土地怎么处置？它们是诱导阿拉伯人与以色列和平的谈判筹码，还是对国家安全的重要战略补充？在领土上建立犹太人定居点符合犹太复国主义的冲动和神话，因为犹太人通常通过垦殖来确定领土边界。绿线边界是否应该延伸到被占领土上的犹太人定居点，还是根据安全需要，犹太人只能安置在人口稀少的阿拉伯地区？最后是关于统治另一个民族的文化和道德辩论：这样是否合理？如果合理，在什么条件下是合理的？而弥赛亚的期待，宗教上和世俗上都是如此，很快渗透到这些辩论当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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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各地的犹太社区，特别是在美国，分享了胜利的兴奋和解放的喜悦。犹太民族和以色列之间的共同命运意识从未如此强烈。在“等待期”内，一向对以色列和以色列人不甚同情的汉娜·阿伦特也对他们的命运表示了忧虑。以色列国防军的胜利，令散居在外的犹太人感到非常自豪，他们通过认同以色列、访问以及掀起对以色列的捐赠潮来表达这一情感。此外，还有来自西方国家的成千上万犹太人移居以色列的浪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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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在这场战争之后苏联已经断绝了与以色列的关系，但是这并不能阻止苏联犹太人明确表示支持他们的以色列兄弟们。这些“沉默犹太人”的热情正在膨胀。六日战争之后，苏联犹太人开始了争取移居以色列权利的斗争。在此之前，代表苏联犹太人的所有活动都在地下，因为害怕在苏联的犹太复国主义活动分子受到伤害。但是现在这些积极分子发出了转向公开活动的信号。1969年11月，以色列总理果尔达·梅厄在议会讲坛上宣读了18个格鲁吉亚犹太家庭的信，他们公开宣称有移民以色列的权利。1971年，在布鲁塞尔召开了一次国际大会，为这场斗争争取世界公众舆论的支持，大会援引《圣经》中的恳切呼吁“让我的人民走吧”——之前，马丁·路德·金博士已经将其变成了一个政治口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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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犹太人争取移居以色列权利的斗争是英勇的。苏联的犹太活动家组织犹太人团体，学习希伯来语和犹太人的历史、传统和宗教，以加强民族意识。他们在苏联城市外的树林里举行会议，唱希伯来语歌曲，对以色列进行各种讨论并阅读各种文本。早在1953年以色列就已经在苏联建立了一个旨在加强犹太民族意识的地下组织——纳提夫（Nativ），以暗中援助他们。现在有数千名犹太人提交申请离开苏联并移民以色列，但大部分人的申请都被当局拒绝了，他们被称为“移民被拒者”，并被解雇。失业和警察的骚扰，都没能阻止他们进行鼓动宣传，他们威胁要将宣传鼓动延伸到正在扩大的现行体制反对者的圈子当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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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支持苏联犹太人的犹太人和非犹太人的大规模公共运动也达到了高潮。1974年，美国国会两院通过了《杰克逊-瓦尼克修正案》，该修正案由参议员亨利·杰克逊发起，主要内容是禁止与限制移民和其他人权自由的国家进行贸易并获取经济利益。虽然该修正案是否真的帮助增加了移民是值得怀疑的——事实上，在法案通过后移民数量减少了，但前几年围绕该修正案的讨论显然使得苏联允许犹太人离开。可能苏联人希望通过先允许他们离开，然后重新关闭边界的方法，来清除阿里亚激进分子。不管怎样，在20世纪70年代上半叶，约25万犹太人被允许离开苏联。其中大多数人（约16万人）移民以色列，其余的则去了其他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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